作者：李建伟
改革 2016年04期
投资率与消费率反映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投资率的高低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备受关注与争议的问题。古典经济学派从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出发，将投资率(积累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供给创造需求或投资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在早期的经济理论研究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如马尔萨斯等提出的有效需求观点，没有受到主流学派的重视。直到20世纪30年代美欧发生重大经济危机，产品过剩问题严重，有效需求的观点再度被凯恩斯提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才再度受到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凯恩斯主义所坚持的政府干预或扩大政府支出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后来遇到了经济“滞胀”的困扰，其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理论依然没有解决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论，这一理论在总结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是积累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他首次揭示了投资率(积累率)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1986年，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特点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的上升是因为产业结构的提升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迂回。[1]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各种观点与争议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国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判断投资率过高或过低的依据是什么？受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同制约，将现阶段中国投资率和消费率与其他国家进行简单比较来判断中国投资率的高低，显然是不科学的。研判中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高低，首先需要准确把握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基本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结构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内在要求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对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影响，才能准确判断投资率与消费率的高低及其原因。
一、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发展机制
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存在两个共同特征：一是投资率会随着工业化程度或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不断提高而提高，消费率则随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下降，而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随着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上升，投资率会不断下降、消费率将逐步提升。二是各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均存在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现象，但各国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及其周期波动存在较大差别。[2]这里从动态角度，进一步分析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动态均衡值发展趋势的内在机制。
(一)封闭条件下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及其动态均衡值的内在发展特征
根据差分方程的性质，鉴于消费的投资加速数α大于0，在消费保持持续增长(实际是最终消费增长指数，()为最终消费增速)的情况下，大于1，差分方程的系数必定大于0，这意味着投资率与消费率一阶差分方程的余函数(A为余函数的放大器)必然是周期性波动的，即投资率和消费率具有内在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其周期性波动的时间路径取决于差分方程系数的大小，如果消费增速与投资加速数的乘积大于经济增长指数或差分方程的系数a小于1，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均将是收敛的。反之，如果差分方程的系数大于1，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将是发散的，即振幅会不断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指数和消费增速既定的情况下，投资加速数将是决定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时间路径的关键因素，加速数越大，周期性波动的发散程度越高，且加速数提高对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振幅的影响呈指数扩大状态。
在差分方程的系数决定了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时间路径之后，其波动幅度还受差分方程余函数中放大器A的影响。鉴于投资率和消费率差分方程的常数项不同，投资率和消费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不同，其中投资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消费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鉴于投资率的初始值和消费率的初始值均是确定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均受同一因素影响，即两个放大器公式中的项，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当项扩大时，投资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会增大，即投资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会扩大，而消费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会缩小，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会下降。进一步看，在经济增长指数和消费增速既定情况下，加速数α越大，项越小，投资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越小，投资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也越小，而消费率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越大，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也越大。
需要关注的是，投资加速数α对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振幅有双重影响。就投资率而言，投资加速数的扩大会通过差分方程系数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大投资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另一方面，又会通过缩小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降低投资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但通过差分方程系数产生的指数扩大效应要大于放大器缩小产生的收缩效应，投资加速数提高最终会扩大投资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就消费率而言，投资加速数的提高不仅会通过差分方程系数以指数增长方式扩大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还会通过提高差分方程余函数的放大器扩大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即投资加速数提高会对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振幅产生双重扩张效应。
差分方程的余函数仅仅确定了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时间路径与波动幅度，其波动方向取决于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的动态均衡值。利用投资率和消费率的一阶差分方程，推导出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为，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为。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公式看，在消费持续增长即大于1的情况下，投资加速数α越大，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越高，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越低。结合投资加速数对投资率和消费率周期性波动振幅的影响，投资加速数的持续提高，会导致投资率呈振幅不断扩大的周期性上升趋势，消费率呈振幅不断扩大的周期性下降趋势。反之，投资加速数的持续下降，会导致投资率呈振幅不断缩小的周期性下降趋势，消费率则呈振幅不断缩小的周期性上升趋势。
此外，如果出现消费增长指数小于1或消费需求规模持续收缩的特殊情况，加速数α越大，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会越低、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越高。
(二)开放条件下投资率和最终需求率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动态均衡值的内在发展特征
在存在进出口的开放条件下，投资率的差分方程及其动态均衡值与封闭条件下投资率的差分方程和动态均衡值一样，只是开放条件下的加速数α不再是封闭条件下最终消费的加速数，而是由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共同决定的最终需求加速数。封闭条件下最终消费也转换为开放条件下由最终消费和净出口构成的最终需求。
从差分方程和动态均衡值的公式看，开放条件下投资率和最终需求率的差分方程及其动态均衡值与封闭条件下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差分方程及其动态均衡值完全相同，但开放条件下最终需求由最终消费和净出口两部分构成，投资加速数也由最终消费和净出口的投资加速数共同决定。具体来看，最终需求的投资加速数θ取决于最终消费的投资加速数α和净出口的投资加速数β以及最终需求的结构变化，即。同时，开放条件下最终需求增长指数也是由最终消费增长指数和净出口增长指数两部分构成，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Φ同样是由最终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γ和净出口的收入弹性系数Ω共同决定的，即，其中假定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增长指数均取决于上期收入增长指数②，最终消费增长指数，净出口增长指数。
与封闭条件下情况一样，根据差分方程的性质，开放条件下投资率和最终需求率也具有内生性的周期性波动现象，其周期性波动的时间路径、波动幅度和动态均衡值取决于投资加速数、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经济增长指数三大因素。其中投资加速数的持续上升，会加大投资率与最终需求率的周期性波动幅度，提高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降低最终需求率的动态均衡值，使投资率保持周期性上升状态，最终需求率保持周期性下降状态；反之，投资加速数持续下降，将会引致投资率进入振幅不断缩小的周期性下降状态，最终需求率进入振幅不断缩小的周期性上升状态。开放条件下投资加速数由最终消费的投资加速数α和净出口的投资加速数β共同决定，无论是内需结构提升引致的最终消费投资加速数上升，还是由外需结构提升引致的净出口投资加速数上升，都会引致投资率进入振幅不断扩大的周期性上升轨道。
(三)投资率与消费率(最终需求率)演变规律的内在机制
投资率与消费率(最终需求率)的内生性周期性波动特征，是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具体表现，其动态均衡值的发展趋势是由不同时期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
1.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内在反映
各国居民收入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由居民收入分布的正态分布特征所决定，居民消费、投资和出口及整个经济存在内生性增长周期(李建伟，2015)。但由于从消费到投资存在投资加速数，且不同时期消费结构的升级会引致产业结构及由此决定的投资加速数发生变化，居民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振幅不同，由此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也出现周期性波动现象。具体来看，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取决于投资增速、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速的相对变化，即(分别为t期投资、消费和GDP的增长指数)。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加速数大于1，投资增速的振幅将高于经济增速振幅，经济增速振幅将高于消费增速振幅，在经济增长进入周期性上升期，投资增速的提升幅度大于经济增速的提升幅度，投资率将不断提高，而消费增速的提升幅度小于经济增速的提升幅度，消费率不断下降；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下降期，投资增速的降幅大于经济增速的降幅，投资率将不断下降，消费增速的降幅小于经济增速降幅，消费率将不断提高。在后工业化时期，投资加速数通常要小于1，投资率、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情况与加速数大于1时的波动情况相反，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提高，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下降期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
2.投资率与消费率动态均衡值的上升或下降是经济结构演变的结果
投资率和消费率(最终需求率)的动态均衡值取决于经济增长指数、收入弹性和投资加速数三大因素，这三大要素均与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在不同发展阶段，随着最终需求结构(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改变，产业结构及由此决定的投资加速数也将改变，不同时期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形态及其动态均衡值也会相应改变。具体来看，在工业化中前期，随着消费结构从食品向耐用消费品的升级以及出口结构从农副产品向工业制品的升级，产业结构从加速数较小的农业与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转向投资加速数较大的轻工业和投资加速数较高的重化工业，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会不断提高，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将随着消费与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不断提高，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则不断下降，整个经济也将进入快速增长期。在工业化后期，居民耐用消费品需求趋于饱和，消费结构从工业化中前期的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产业结构将从加速数较高的重化工业转向加速数较低的服务业，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将不断下降，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将逐步回升，整个经济也将从工业化中前期的高速增长状态转向工业化后期的中低速增长状态。在后工业化时期，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加速数和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也相对稳定，但技术进步引致的新兴制造业快速发展，也会带来投资率动态均衡值的阶段性上升。
二、实证检验1：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
1952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均呈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走势，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持续上升，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则不断下降。我国投资率的周期性上升趋势和消费率的周期性下降趋势，为上述理论分析提供了重要实证支持。
(一)我国投资率的周期性上升趋势
1952年以来，我国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总体上呈周期性上升趋势，投资率的实际值从1952年的11.7%提高到2014年的44.2%。利用BP滤波和HP滤波将投资率分解为动态均衡值、短期波动、中期波动、中长期波动和长期与超短期波动之后，可以看到，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各种周期性波动表现出很强的规律性。
1.我国投资率动态均衡值的阶段性上升趋势
在剔除周期性波动因素之后，可得到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我国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从1952年的16.93%提高到2014年的44.17%，这一上升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1952-1979年的持续上升阶段，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从16.93%提高到28.53%，27年期间提高了11.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43个百分点。二是1979-1990年的缓慢提升阶段，11年期间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仅提高了1.11个百分点，年均提升幅度只有0.1个百分点。三是1990-2014年的快速提升阶段，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在24年期间提高了14.5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
2.我国投资率的周期性波动现象
我国投资率的周期性波动大致可分为1952-1988年和1988-2014年两个时期，在两个时期投资率的波动形态均呈振幅先大后小的阶段性收敛趋势。利用滤波技术，可将投资率的周期性波动分离为短期波动、中期波动、中长期波动和长期波动四种类型。从波动形态看，投资率的短期波动和中期波动振幅呈阶段性收敛趋势，中长期波动和长期波动振幅呈持续的小幅度收缩趋势。
一是平均波长为5年的短期波动。1952-2014年共有12个完整的周期，但不同周期振幅存在较大差别，且呈阶段性缩小趋势，第一阶段是1952-1988年，振幅从1960-1965年周期的9.3个百分点，缩小到1984-1988年周期的1.8个百分点；第二阶段是1988-2014年，振幅在1988-1993年周期中扩大到4.7个百分点，此后再度缩小，在2003-2009年周期中振幅缩小到0.7个百分点。最近的短期波动波谷为2011年，波动值为-0.94个百分点，此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2014年波动值为0.77个百分点。
二是平均波长为7.4年的中期波动。1952-2014年共有7个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59-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7年、1987-1993年、1993-2004年和2004-2011年的周期。各个周期的波动形态差别较大，波长最短的只有6年(1987-1993年周期)、最长达11年(1993-2004年周期)。各周期的振幅也呈阶段性缩小趋势，第一个阶段是1952-1976年，振幅从1959-1966年周期的10.6个百分点缩小到1971-1976年周期的2.5个百分点；第二个阶段是1976-2014年，在1976-1988年的周期中，振幅扩大到8.8个百分点，此后再度趋于缩小，在2004-2011年周期中振幅缩小到3.8个百分点。2011年是中期波动最近的波峰、波动值1.76个百分点，2014年波动值下降到-0.66个百分点。
三是平均波长为17年的中长期波动。1952-2014年共有3个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59-1973年、1973-1995年和1995-2010年的周期，各个周期的波动形态存在较大差别，波长从最短的6年(1987-1993年)到最长的11年(1993-2004年)，各周期振幅呈持续的小幅度下降趋势，从1959-1973年周期最大的7.1个百分点逐步缩小到1995-2010年周期中的2.7个百分点。2010年是中长期波动的最近波峰、波动值1.33个百分点，此后一直处于周期波动的下降期，2014年波动值下降到0.09个百分点。
四是平均波长为24.5年的长期波动。1952-2014年投资率还存在平均波长为24.5年的两个长期波动周期，按波峰到波峰计算分别是1957-1978年波长21年的周期和1978-2006年波长28年的周期，周期振幅从第一个周期的1.1个百分点收缩到第二个周期的0.6个百分点，2006年以后进入长期波动周期的下降期，波动值从2006年的0.38个百分点下降到2012年的-0.25个百分点，此后恢复上升趋势，2014年提高到-0.16个百分点。
(二)我国最终消费率的周期性下降趋势
1952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周期性下降趋势，实际值从1952年的78.9%下降到2014年的51.2%，动态均衡值呈持续下降状态，从1952年的75.4%下降到2014年的49.6%。最终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形态在经过1955-1966年的大幅度波动之后趋于平稳。利用滤波技术，可将周期性波动分离为平均波长为5年的短期波动、平均波长为7.4年的中期波动、平均波长为16.7年的中长期波动和平均波长为25.5年的长期波动，其中短期波动和中期波动均呈振幅不断缩小的收敛趋势，中长期波动和长期波动呈规则的振荡波动走势。
从波动形态看，最终消费率的短期波动和中期波动均趋于微波化。1952-2014年，最终消费率的短期波动共有12个完整的周期，振幅从1957-1961年周期的7.6个百分点逐步缩小到2005-2012年周期的1个百分点。中期波动共有7个完整的周期，振幅从1956-1962年周期的17.4个百分点下降到2000-2008年周期的1.3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率中长期波动和长期波动呈规则的周期性波动走势。1952-2014年，中长期波动共有2个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65-1985年波长为20年的周期和1985-2000年波长为15年的周期，周期波动的振幅在4.8个百分点到8.2个百分点之间，2008年达到中长期波动的波谷、波动值为-2.8个百分点，此后进入周期性上升期，到2014年波动值提高到1.3个百分点。按波谷到波谷计算，1952-2014年长期波动共有两个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57-1978年波长为21年的周期和1978-2008年波长为30年的周期，2008年以后进入长期波动的上升期，到2014年波动值提高到0.2个百分点，已接近峰值。
三、实证检验2：产业投资加速数持续提高是我国投资率周期性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投资加速数是决定投资率周期性波动及其动态均衡值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而最终需求的投资加速数是由各产业的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共同决定的。由于缺乏各产业投入产出的连续时间序列数据，因而无法计算各产业的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但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数据，可计算出各产业的投资加速数——这里将一个产业的中间投入与增加值(最终产出)的比率定义为该产业的投资加速数，这一指标能够近似反映一个产业的最终需求加速数，即一个产业的总产出需要更多中间投入，其产业投资加速数越高，也意味着实现该产业产品的最终消费或最终需求需要更多投资，即该产业的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会更高。从1987-2012年我国投入产出数据看，我国经济的产业投资加速数呈持续上升趋势，这是1987年以后我国投资率呈周期性上升趋势且年均提升幅度较大的基础性因素。从不同产业看，第一产业的投资加速数在提升到2000年以后趋于稳定，第二产业的投资加速数持续提升，第三产业的投资加速数在1992年以后趋于下降。从结构性因素看，第二产业投资加速数的提升主要是由重化工业行业投资加速数大幅度提升拉动，各行业产业投资加速数提升的深层次原因是自身投入增加、产业链延长，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加速数提升同样是由自身投入加大引致的。从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相关关系看，产业投资加速数是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总体来看，1987-2012年，我国经济的产业投资加速数不断上升，是由经济重化工业化程度的持续提高和产业链不断延长拉动的，而产业投资加速数的不断提升，又是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周期性上升的决定性因素。
(一)我国经济的产业投资加速数不断提高
1987年以后，我国经济的中间投入系数和产业投资加速数均呈持续上升态势，分别从1987年的0.56和1.32倍提高到2010年的0.68和2.1倍，2010年以后中间投入系数和产业投资加速数有所下降，2012年分别降为0.66和1.98倍(见表1)。
分产业看，我国第一产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和投资加速数在经过小幅度提升后趋于稳定，其中中间投入系数在从1987年的0.32提高到2002年的0.42之后，2002-2012年基本稳定在0.415，产业投资加速数由1987年的0.46倍提高到2002年的0.72倍之后，也稳定在0.71倍。
第二产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和投资加速数呈持续上升态势，分别从1987年的0.67和2.02倍提高到2010年的0.78和3.47倍，2012年小幅度回调到0.77和3.36倍。其中采掘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和投资加速数升幅较小，分别从1987年的0.35和0.54倍提高到2010年的0.55和1.21倍，2012年降为0.51和1.04倍。建筑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和投资加速数在1987年至1997年期间相对稳定，分别保持在0.71和2.46倍左右，1997年后有较大幅度提升，到2007年分别提高到0.77和3.32倍，此后趋于下降，到2012年分别降为0.73和2.77倍。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和投资加速数提升幅度较大，分别从1987年的0.68和2.15倍提高到2010年的0.8和3.98倍，2012年有小幅度下降，分别降为0.79和3.82倍。
第三产业的中间投入系数和投资加速数呈先升后降走势，在分别从1987年的0.39和0.64倍提高到1992年的0.53和1.11倍之后，进入持续下降状态，到2012年分别降为0.46和0.82倍。
在第一产业投资加速数趋于稳定、第三产业投资加速数趋于下降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的产业投资加速数仍持续上升，主要原因是投资加速数较高、提升幅度较大的制造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不断提高。从总产出的产业构成看，1997年以后第一产业产出占总产出比重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12.35%下降到2012年的5.58%。第二产业中采矿业和建筑业占比相对稳定，1997-2012年平均为3.46%和8.36%左右。第三产业占比呈周期性上升趋势，从1997年的21.24%提高到2012年的27.98%，平均占比为25.28%。制造业占比从1997年的54.3%提高到2007年的59.31%，此后趋于下降，到2012年降为54.44%，但在总产出中仍处于主导地位。正是在总产出中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产业投资加速数持续上升，引致我国经济的产业投资加速数不断提升。
(二)我国经济产业投资加速数提升的结构性因素
1987年以来我国经济产业投资加速数的持续上升，具有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一是第二产业多数行业产业投资加速数持续提升，特别是重化工业投资加速数提升幅度较大。二是重化工业产出在第二产业总产出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三是第二产业各行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自身投入持续提高，产业链延长。即经济的重化工业化程度提高和第二产业及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延长，是我国经济产业投资加速数持续提升的深层次原因。
1.重化工业各行业产业投资加速数大幅度提升
从各行业产业投资加速数看，1987-2012年，第二产业各行业的投资加速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投资加速数提升幅度较大的是电力热力及水生产供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这五大行业均属于重化工业，其产业投资加速数分别从1987年的0.74倍、2.08倍、1.44倍、2.09倍和2.07倍提高到2012年的2.78倍、4.22倍、2.96倍、4.43倍和4.26倍，分别提高了277.9%、102.22%、105.43%、111.72%和105.43%。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的产业投资加速数也从1997年的3.5倍提高到2012年的4.31倍，提高了23.41%。而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的产业投资加速数，仅从1987年的2.8倍、2.8倍和2.03倍提高到2012年的3.25倍、3.99倍和2.66倍，分别提高了15.96%、42.46%和31.56%，远低于重化工业行业产业投资加速数的提升幅度。
2.重化工业各行业产出占第二产业总产出比重显著提升
从第二产业的总产出构成看，采矿业和建筑业产出占第二产业的比重相对稳定，1987-2012年基本稳定在6.4%和12.8%左右。作为一般制造业的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占比有显著下降，分别从1987年的11.74%、13.52%和6.25%下降到2012年的8.27%、6.23%和5.24%。属于重化工业的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工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分别从1987年的2.51%、11.54%、9.98%和18.19%，提高到2012年的4.7%、11.37%、13.38%和24.28%，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占比也从1997年的2.44%提高到2012年的4.05%。
3.第二产业各行业自身投入占比均显著提高
第二产业各行业投资加速数的上升，意味着第二产业各行业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各行业中间投入的结构看，1987-2012年第二产业各行业自身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如采矿业、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自身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从1987年的1.79%、12.09%、30.86%和19.28%提高到2012年的13.36%、22.76%、44.58%和28.58%，分别提高了646.27%、88.31%、44.66%和48.26%。炼焦燃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行业自身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也分别从1987年的2.41%、28.98%、7.33%、20.46%和21.53%，提高到2012年的7.52%、43.27%、19.84%、38.65%和40.49%，分别提高了211.97%、49.28%、170.77%、88.89%和88.01%。建筑业自身投入占比也从1995年的0.69%提高到2012年的2.69%。第二产业各行业自身投入占比的大幅度提高，表明1987-2012年第二产业各行业内部结构升级幅度较大，各行业自身产业链从中低端向高端延伸引致产业链变长，生产过程更为迂回，单位产出需要更多的自身投入。
4.第三产业多数行业投资加速数不断下降
与第二产业各行业产业投资加速数与自身投入占比不断提高不同，1997年以后第三产业多数行业的产业投资加速数和自身投入占比呈下降趋势，只有运输仓储邮政和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投资加速数和自身投入占比呈上升趋势。
从产业投资加速数看，批发零售贸易与住宿餐饮业、房地产和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其他服务业的产业投资加速数分别从1997年的1.07倍、1.05倍、1.14倍，下降到2012年的0.61倍、0.8倍、0.9倍。金融业的产业投资加速数在0.34倍至0.68倍之间波动，1997-2012年平均为0.55倍。只有运输仓储邮政和信息传输与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的产业投资加速数呈小幅度提升趋势，从1997年的0.79倍提高到2012年的1.51倍。
从自身投入占比情况看，批发零售贸易和住宿餐饮业自身投入占比从1997年的8.96%下降到2012年的4.06%，金融业自身投入占比也从1997年的8.68%下降到2012年的6.18%。1997-2012年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自身投入占比在4%至8%之间波动，平均占比为5.8%。只有运输仓储邮政与信息传输业及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其他服务业自身投入占比呈阶段性上升趋势，分别从1997年的4.44%和2.35%提高到2012年的14.7%和5.94%。批发零售贸易与住宿餐饮业、金融业和第三产业自身投入占比下降，意味着两个行业产业链缩短，而物流环节与金融服务环节的减少，有助于降低物流成本和金融服务成本，提高物流业与金融业服务效率。运输仓储邮政与信息传输业及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其他服务业自身投入占比的提升，主要是信息传输业及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研究与实验发展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自身投入占比提升引致的。
(三)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相关关系
因1987-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是间隔2～3年的不连续时间序列数据，据此无法计算各行业及整个经济的最终需求加速数，难以直接分析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之间的关系。但将各年度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根据支出法GDP计算得到的最终需求加速数和投资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依然能够表明，产业投资加速数的提升是1987年以来我国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决定性因素。
从需求决定论的角度看，产业结构从食品加工制造业向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升级，取决于最终消费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但从供给角度看，只有产业结构升级后，才能实现最终消费与出口结构的提升，即生产结构与最终需求结构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但产业结构与最终需求结构之间的变化并不同步，企业根据市场需求预期作出投资决定，而市场需求对企业供给的反应又会调整企业的投资预期。产业结构与最终需求结构的关系，反映在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关系上，表现为产业投资加速数的变化超前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变化。③根据1987-2012年我国产业投资加速数、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数据，可将产业投资加速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之间均存在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前期产业投资加速数每提高1倍，会引致本期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提升4.92倍，同时引致本期投资率提高9.81个百分点；本期产业投资加速数每提高1倍，会引致本期投资率提高19.46个百分点，但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相关性不显著。产业投资加速数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之间很高的拟合优度()也表明，仅产业投资加速数就能够很好地解释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演变情况，即产业投资加速数是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的决定性因素。
产业投资加速数(CYJSS)与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XQJSS)的相关关系可表达为：
=0.797353，调整后的=0.739453，DW统计值=2.01，方程通过Q检验。变量下方括号内数值为变量显著性指标T统计值，MA(I)项为方程残差第I阶移动平均项。
产业投资加速数(CYJSS)与投资率(TZL)的相关关系可表达为：
=0.940287，调整后的=0.91043，DW统计值=2.55，方程通过Q检验。变量下方括号内数值为变量显著性指标T统计值，MA(I)项为方程残差第I阶移动平均项。
四、实证检验3：我国投资率动态均衡值的模拟分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在理论分析中我们已阐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演变趋势取决于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其周期性波动特征是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内在体现，我国投资率周期性上升趋势和最终需求率周期性下降趋势，与理论分析所揭示的工业化过程中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是一致的。但理论分析有其局限性，譬如假定本期投资取决于本期最终需求(最终消费)增量，就没有考虑实际经济运行中预期需求对投资的影响。④同时，理论分析也没有考虑制度改革、政策干预和外部环境变化(如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对投资和最终需求及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影响，这种外部冲击即使不改变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动态均衡值，也会改变其周期性波动形态。虽然理论分析存在各种局限性，但其所揭示的投资率与消费率演变规律，依然能够为审视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实际运行状况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
(一)模拟分析的数据
依据理论分析，开放条件下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取决于最终需求的投资加速数、经济增长指数和最终需求增长指数三大因素。这里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53-2014年资本形成总额可比增速和GDP可比增速，计算得到以1952年价格计算的不变价GDP、资本形成总额和最终需求数据，并据此得到GDP增长指数和最终需求增长指数，同时，根据支出法GDP的构成计算得到投资率和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为消除外部冲击的影响，这里选择1971-2014年的数据作为样本⑤，对GDP增长指数、最终需求增长指数、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指数、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进行滤波处理，得到各指标的平滑时间序列数据(以下简称滤波均衡值)，如图1和图2所示。
(二)基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的模拟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中投资率与经济增长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指数之间的关系()，分别用GDP增长指数和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指数及其滤波均衡值，模拟计算得到投资率及其动态均衡值的模拟值。从模拟情况看，投资率的模拟值略滞后于投资率的实际值，个别年度模拟值与实际值出现一定偏差，但总体上模拟值与实际值高度一致。投资率滤波均衡值的模拟值(1)与实际值高度吻合。这一模拟结果印证了理论分析的重要结论之一，即“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规律的内在反映”。
(三)基于经济结构的模拟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中投资率动态均衡值的公式()，计算得到1971-2014年我国投资率动态均衡值的模拟值。以投资加速数、最终需求增长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的滤波均衡值计算得到的投资率动态均衡值模拟值，与投资率的滤波均衡值存在较大偏差，模拟值表现出更强的波动性。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重要原因是投资率的滤波均衡值是对投资率实际走势的简单描述⑥，而基于投资加速数和经济与最终需求增长指数的模拟值则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对投资率的内在要求。
具体来看，1978年以前投资率的模拟均衡值高于滤波均衡值，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在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理论引导下经济结构出现了过度重工业化的扭曲现象，当时过度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要求更高的投资率，但实际经济无法支撑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率。
图1 1971-2014年我国GDP和最终需求增长指数及其滤波均衡值
图2 1971-2014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增长指数和投资加速数及其滤波均衡值(%)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结构得到优化调整，1978-1990年，发展滞后、投资加速数相对较低的轻工业和基础设施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产业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率趋于下降，但为弥补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而进行的大量投资，使投资率的滤波均衡值仍处于较高水平。
1990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工业化进程，产业投资加速数较高的第二产业的相对快速发展，特别是机械设备制造业等重化工业的开始发展，使我国经济的投资加速数出现持续大幅度上升，投资率的模拟值与滤波均衡值均持续上升，二者的差距不断缩小，在2000年至2007年间已基本重合。
2007年以后投资率的模拟均衡值上升幅度不断缩小，但投资率的滤波均衡值仍呈持续上升态势，二者差距再次扩大。其重要原因是，2007年以后，随着我国城乡居民一般耐用消费品需求趋于饱和、汽车消费需求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提升空间缩小、出口增速下降，重化工业发展增速趋于下降，服务消费的快速发展引致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此消彼长的结构调整，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转换。[3]与需求结构调整与发展阶段转换相对应，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滤波均衡值的升幅逐步收窄，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率模拟均衡值升幅也逐步收窄，即将接近极限值。但2008年下半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前期投资失去需求支撑，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同时，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经济增速下滑，2009年我国政府实施了扩张性刺激政策，基础设施投资一直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致使投资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投资率的滤波均衡值也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出口持续低速增长，使最终需求所支撑的投资率模拟均衡值与滤波均衡值背离幅度加大。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存在投资率与经济结构的背离现象。1983-1990年投资率高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率动态均衡值，实质上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产业结构失衡的修正。1990年以后投资率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率逐步吻合，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严重的外部冲击再度引致投资率与经济结构出现一定背离。总体来看，我国投资率的周期性上升趋势与经济结构提升对投资率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
重大外部冲击会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度波动，也会引致投资率偏离经济结构所要求的动态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将回归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投资率发展轨道。因此，由经济结构，特别是最终消费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投资率发展趋势，是未来投资率的内在发展趋势。对根据经济结构模拟的投资率动态均衡值进行趋势外推，结果表明，未来我国投资率的动态均衡值将进入持续下降状态，从2014年的38.21%下降到2025年的32.33%。这一结论与基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周期所作的经济发展趋势预测是一致的[4]，即未来10年我国经济将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进入6.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将从重化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转换，而工业化后期投资率的重要演变特征即为投资率不断下降。
基于经济结构的投资率动态均衡值(TZL)趋势外推方程为：
=0.999986，调整后=0.999984，DW统计值=2.85，方程通过Q检验，变量下方括号内数值为变量显著性指标T统计值。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投资率与消费率具有内生性的周期性波动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的周期性上升趋势和消费率的周期性下降趋势，是由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提升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也是我国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基础。将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等同于投资过度、消费需求不足，或简单地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归类为投资驱动型经济，是对投资率和消费率发展规律的误解。近年来，在美国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影响下，我国投资率与经济结构所要求的投资率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其根源是出口增速大幅度下滑引致的供求结构失衡，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客观上刺激了投资率的提升，但不能因此否定政府调控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从耐用消费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出口规模扩张空间缩小和出口结构提升趋缓，我国产业结构正在从第二产业快速增长向第三产业快速增长转换，未来投资率将进入周期性下降轨道，经济增速也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未来应根据经济结构的内在发展趋势和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以稳定需求、促进产品结构升级为重点，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与方向。
一是稳定外需。出口增速超预期下滑是我国产能过剩凸显、经济增速超预期回调的根本原因。鉴于我国不少出口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已较高，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恢复较快增长、进口需求疲弱，当前贸易格局下我国出口难以恢复较快增长，但需要采取稳定人民币有效汇率、增强外向型企业信贷支持等措施，稳定出口，防止出口增速持续、深度下滑。从中长期看，需要加快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通过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多方共赢发展，促进对外贸易恢复较快增长。
二是促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全面升级，包括中高收入阶层从耐用消费品需求向服务消费的转换、中等收入阶层从普通耐用消费品需求向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转换和中低收入阶层从以食品消费为主向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升级。就中高收入阶层而言，需要优化消费环境，消除制约消费支出的体制机制性因素，譬如在严厉打击投机炒作的前提下，放松或逐步取消区域性商品房购买限制；在严厉反腐的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家庭提升消费结构。就中低收入阶层而言，需要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适度提高城乡居民最低收入、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改善消费预期。一些对鼓励农村居民扩大耐用消费品需求的政策，如家电下乡等，应长期坚持实施并适度扩大产品范围。
三是鼓励企业创新，以产品结构升级化解过剩产能。产能过剩是现阶段中国及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但单纯纠结于如何关停并转过剩产能，并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化解产能过剩问题，除扩大需求外，重要措施是鼓励企业创新，以产品结构升级形成的新供给能力替代过剩产能。在鼓励企业创新过程中，需要加强引导，尽量避免大量企业与资金一哄而上，导致一些新兴产业短期内产能迅速过剩的局面。
四是继续实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防止经济增速深度下滑方面具有其他政策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我国经济尚未走出谷底、恢复周期性上升趋势之前，应坚持实施持续的扩张性政策。鉴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立项到施工需要时间较长，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持续实施和灵活调整政策取向准备充足的项目储备。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投资率与消费率的演变规律及其实证检验——以我国投资率与消费率演变规律为例》。
②需要说明的是，将净出口增长指数假定取决于上期收入增长指数，仅仅是简化分析的需要，实际上，除国内经济增长外，影响净出口的因素还包括国际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但考虑其他因素会导致理论分析过于复杂。
③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固定资本形成反映了企业对未来市场需求的预期，本期固定资本形成引致的产业结构变化会影响未来需求结构。由最终消费和出口构成的最终需求则是即期需求，是对过去投资及供给能力的反映。因此，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和投资率要滞后于产业投资加速数。
④这种假定仅仅是为了简化分析，如果考虑预期需求的影响，投资率的差分方程将变为高阶差分方程，分析过程会更为复杂，但结论与简化分析情况下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
⑤1971年之前我国相关数据波动过大，特别是最终需求投资加速数多次出现负值，外部冲击导致经济结构扭曲严重。
⑥滤波均衡值是投资率经BP滤波剔除周期性波动因素之后，再经HP滤波处理得到。这一滤波技术的重要缺陷是均衡值受投资率时间序列的起始值与最终值的影响较大。
作者介绍：李建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北京 1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