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梦幻曲

　　人生若真如一场大梦，这个梦倒也很有趣的。在这个大梦里，一定还有长长短短，深深浅浅，肥肥瘦瘦，甜甜苦苦，无数无数的小梦。 　　――朱自清《〈忆〉跋》 　　人生的旅途中，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站在十字街头，你可以暂停片刻，选择一条要走的路；却不可以长久地徘徊，这不是一己愿与不愿，而是生活不能够允许的。南、北、东、西，你总得沿着一条路走去。有的人，也许以为前面的路坦直而宽广，甚至铺满鲜花；有的人，或许预感到前面的路坎坷而曲折，甚至布满荆棘。但是，不管怎样，人们举足向前的时候往往怀着一种美好的向往，有着一个美丽的梦幻，只是大小、远近不同罢了。我的大半生已过去了，回过头来看自己所走过的路，遇到过两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所谓“重要”，那是一经踏上了所选择的路，就改变了我一生的梦境。我所遇到的两个十字路口，一个是在高中毕业时，另一个是在大学毕业时。 　　我是在石家庄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的。那是1980年6月，我们班的同学都在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全国高考。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班主任王宗泽老师告诉我们，市公安局要招收8名应届高中生，同学自愿报名。我是迎接高考还是报名应招――去当一名公安战士?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丝毫没有犹豫，决然选择了后者。我当时为何这样决断?这需要将话头拉远了说。 　　说起来真真有趣，甚至可笑。我从小学学习时期就梦想参军，做一名解放军站士。可笑的并非是我的梦想，不是么，一个孩子想长大参军，立志保家卫国，不仅不能说“可笑”，要说是“少年壮志”也不算过分罢!可笑者，是我远不具备做战士的起码条件，我不单单身体瘦弱，而且眼睛近视。这些，那时我从没想过。石家庄解放后，我因病休学两年，病愈后还放过羊(这段生活颇有趣，以后我将另写一篇小文)。有一次我的一位老家的叔叔(他是一位解放军军官)来家里，他对母亲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条件好了，嫂子你应该让孩子上学。”这位叔叔的一句话，让母亲开了窍。这个时候三姐经过考试又被电业局录取为打字员，家里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三姐也督促和鼓励我继续上学。于是，我就报考了石家庄大桥街初级小学三年级插班生。我的算术知识已忘得差不多光了，老师让写篇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写的主要内容是我将来要参军，做一个解放军战士，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里的保尔那样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奋斗终生。老师说我写得不错，被录取了。这里要说的是，保尔・柯察金这个小说中的形象，在我心中已成了“偶象”，觉得只有参军，才能有保尔那种革命的生活，才能锻炼出保尔那样钢铁般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保尔精神的鼓舞下，初小毕业前我成了这所学校第一批发展的共青团员，并当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接着，我顺利地考入石家庄市第一完全小学校(新华路小学校的前身)的五年级。入学不久，那大概是1950年的深秋罢，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同学们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我抢先报了名，但因年龄小。给刷了下来。没有办法，为了给“抗美援朝”略尽涓埃之力，我给志愿军写了一封慰问信，以《给志愿军伯伯的一封信》为题，发表在《石家庄日报》上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发表的小文，表达了我对军人的崇敬心意。我在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校读初中，又遇到过两次参军的机会，一次是初二时空军征兵；一次是初中毕业时西北“八一农场”(当时此处似是军队编制)招收军垦战士，这两次我都主动报了名，但两次梦想又都破灭了。其原因很简单，前者是体检不合格；后者是我是家里的独生子(“独生子”者，当时指家庭中只有一个男孩子)。话扯得太远了，总之，我在高中毕业后的十字路口，毅然弃学而决心去当一名公安战士，这是缘于我长久以来的梦。 　　那时候去公安局工作不需要考试，而是个人报名，学校推荐，公安局选拔。真好，我被选中了!在同学们忙忙碌碌复习功课时，我借了很多文学书籍轻轻松松地享受起来。一中校园里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几丛开满了紫的、白的丁香花，微风吹来，清香清香的，真是醉人心呵。至今，我在天津的公园里见到丁香树，都会想起我的母校，想到我这段美梦。美梦虽美，终归是梦。离高考仅有二十多天了，王老师将我叫到他的宿舍，告诉我说，市公安局来了通知，改在工厂里选拔公安人员了。王老师安慰并鼓励我说：“时间还来得及，你赶快复习复习功课参加高考吧。”他大概看到了我为难的样子，接着又说：“你中文程度不错，就报考中文系吧，你能行。”我离开王老师，连教室也没回，径直跑回家。到家已是中午了，三姐也下了班。我将王老师的那番话重复了一遍，没等母亲开口，三姐就说：“能考上大学就接着上学，我和大姐、二姐没有上学条件，你现在有条件干什么不利用?”母亲说：“你三姐愿意你上学，你就考吧。”说实话，我那时就是无法参军，也希望找个工作，并不想继续上学。这倒不是我厌学，而是觉得三姐供养我和母亲十多年了，做为一个男孩子应当早点参加工作，减少三姐的负担，担起赡养母亲的责任。那个年代，在石家庄市随便找份工作也不是太难，可是要想找个非常“火”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却似蜀道之行“难于上青天”。那个时候石家庄市最让人向往的职业(至少在我心目中)，第一是铁路工人，第二是纺织工人。而我是近视眼，怎么能如愿以偿呢!无奈，只能参加高考。于是，我回到学校匆匆忙忙复习功课，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没料到竟考取了天津师范院中文系(后改为天津师范大学，即河北大学的前身)。在这个十字街头，神活环境没容我更多的思考，也没给我选择的余地，像在梦中一样，步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 　　我人生途中的第二个“重要”十字路口，就是大学毕业后奔向哪条路?话说大了，其实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人生之路的选择是极有限的。河北大学中文系1962年的毕业生共有二百多人，系里先向学生公布本届毕业生所分配的地区与各地区所要的名额。让学申报自己想去的地区，并填写申报此一地区的理由，然后回家等待系里的通知。我申报的是石家庄市，其理由是，我的大姐和三姐在石家庄(我的母亲1960年已去世)，我的女友(即我现在的老伴)在石家庄师范大学(河北师大前身)体育系学习，与我同届毕业。并且在申报书上特别作了说明，我和我的女友都是回族，请组织上照顾。我觉得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我能回到自己的故乡来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在三姐家等待学校通知，从天津不断传来消息，一批又一批同学被分配了，而我却迟迟等不到通知。开始我还是不着急，可后来我真的有些耐不住了，怎么回事?系里分配漏了我?还是我的通知书寄失了?我正在不知所措时，突然接到中文系的通知，要我立即返校。我匆匆回到学校，学校尚未开学，校园里虽然有些来来往往的教师与学生，但依然显得很冷清。大概是要和母校告别了罢，看着自己熟悉的校舍、熟悉的操场、熟悉的树木、熟悉的湖水，心里油然升起浓浓的眷眷之情。回到学校的第二天，我去医务室看病，路上遇到系党总支一位干部，他问我的志愿，我说请求回石家庄市，他说石家庄市里的名额已分配完了(我们班石家庄市的同学较多)，郊区还有名额，希望我精生上要作多方面准备。我说我是回族，请组织上考虑我的生活习惯。我到了医务室，储大夫给我写完药方，笑着问我：“你分配有消息了吗?”我说还不知道往哪儿分配。储大夫安慰说：“年轻人，不要着急，大器晚成呵。”储大夫的话，并未令我多想，系党总支那位干部的话才有分量呢，它是出自负责学生分配的干部之口哇!又过了一天，中文系系副主任黄绮先生找我谈话。黄先生问我：“你最喜欢读什么书?”我未加思考，脱口而出：“曹雪芹的《红楼梦》。”因为当时我正沉迷在这部小说中。多亏黄先生没有进一步追问我为什么，否则，我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呢!接着他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说：“石家庄人。”黄先生听后笑了，他说：“你的普通话说得还不错。”又郑重告诉我：“经系党总支研究决定，你留校了。”这对我来说，又是一场梦。留在大学当助教，我连做梦都没想过。在我们班里，我的学习成绩虽不是中下等，可也绝非佼佼者；论政治表现，我虽非“落后分子”，可也不十分突出，四年大学生活发展了两批党员，都没有我的名字。这就难怪个别同学怀疑我和班上的政治辅导员(即班级主任老师)有什么特殊关系了。这种怀疑，我并不责怪，只是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枉。我与政治辅导员近不沾亲远不带故，大学四年我从未登过辅导员的门坎。要知道，平时辅导员的办公室就在我们学生的楼上呵。说来可笑，我这人历来“怯官”。这可能是我小时候爱吃鸡脑子的缘故。鸡脑子完整地剥出来像个小人，那小人五花大梆跪着，传说是陷害岳飞的奸臣秦桧，母亲说不能吃，小孩子吃了它长大会“怯官”，我没听母亲的劝告，特爱吃“秦桧”，结果便见了领导者总是怯生生的，真是没折。在这里，我想讲一件题外小事。那是在粉碎“四人帮”迎来祖国春天的日子里，那年《河北文学》(《当代人》的前身)发表了不少美好的散文作品，为此，我写了一篇综合评论文章，发表在了这个杂志上。其中谈到江山先生的一篇散文，我对这篇散文很是赞赏。一次河北作协开会，我在会上听说江山先神也来参加会议，我很想拜见一下这位作者。后来又听说江山的妻子是当时河北省革委会常委吕玉兰同志，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天作协会员乘大客车去参观，有位很帅气的小伙子坐在我的旁边，相互一介绍，原来这位小伙子就是江山先生。江山先生真不亏是位记者，几句话便将我的陌生感一扫而光。我坦诚地将我想见他而未去见的缘由一说，押爽快地笑了。会议结束时江山先生邀我去他家做客，盛情难却，我接受了。是一个周日，我到了江山先生家，吕玉兰与她的父亲亲自包好饺子接待了我。吕玉兰同志健壮、热情、大方，和她父亲一样，有着北方典型的农民那种忠厚、质朴的性格与那种特有的亲和力，让我没有了一丁一典怯生的感觉。看来，说我“怯官”也并非时时事事如此。我素日对领导着常常“敬而远之”，只是一种性格而已。那么，为何将我留校?我自己都觉得是个谜。这“谜”底得以揭开，还是在“文革”开始后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时期。有一张大字报是揭发批判原河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刘文同志“修正主义罪行”的。其中一条“罪行”是说刘文同志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黑线”，“鼓吹、培植只专不红的修正主义接班人”，又说刘文同志在一次部分青年教师会议上曾说：“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基本能力，中文系要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化学系要培养学生独力实验能力。”他在举例时将我和化学系的一位姓石的同学做了典型。这张大字报贴出后，我所在的外国留学生办公室(“文革”前夕，系里抽调我去教越南留学生)，还清查了我写过的文字，有一位去参加清查的同事回来告诉我，我在校刊上发表的东西都翻阅了，“没有问题”。我学习期间，确实发表在河北大学校刊上不少很幼稚的作品。在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班里向校刊编辑部推荐我去做副刊“通迅员”，我当时年轻，精力充沛，下了晚自习就埋头在教室里写文，真不知道哪儿来的“灵感”，写文艺通迅、写散文，还写过小说，大概是“近水楼台”吧，了解编辑部“宣传精神”，只要写了就会发表。有时候一期副刊上，竟有我的两三篇小文。可能为了免得师生看了厌烦，编辑部的老师常常让我写个化名发表。记得当时河北大学校刊是周刊，这样，到了我大学毕业前夕，就在学校里发表了不少文字。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件事，我留校任教的谜总算解开了。我说我梦幻般地踏上大学教师这条路，当不为“作秀”吧?这条路一走，就是大半辈子。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正是在这条路上度过的。这是梦，梦常常不是个人能设计的，但愿朋友们在十字街头多做些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