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及其启示
韩升
（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摘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主要是指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一种社会批判空间，公
共领域的现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操纵的公共性正在逐渐排挤批判的公共性。我们需要塑造普遍的交往行为以在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式和现代格局之间进行双向调整，从而缓解公共领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充分发挥公共领域对现代政治运行的规范作用。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关键词：公共领域；批判；社会空间；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B51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46（2011）05－0023－04
公共领域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沿性问题，也是推进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当代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研究实现了公共领域的概念化，引起了众多学者对公共领域的广櫨櫨毦泛关注和高度审视，并促使公共领域成为现代主流政治话语的一部分。櫨櫨毦要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明确界定，是比较困难的。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倡导櫨櫨
毦1者，哈贝马斯的研究工作就是致力于“‘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广泛探寻‘充分的规范基”①。因而，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大概理解为一种通过理性讨论、公开辩论础’
而调和国家和社会需求的社会批判空间，具体而言指界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纯粹私人领域之间的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空间，它内含着作为个体的社会公民与公共权力部门（主要是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体现为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传媒手段对公共权力领域保持一种批判性的监督，以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哈贝马斯重视公共领域的批判精神，努力通过观念和文化的力量来规制政治权力，用理性启蒙来影响政治权力拥有者，从而不断扩展民主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发展渊源。哈贝马斯是从古希腊关于“公”与“私”的划分来分析作为社会批判空间的公共领域的历史缘起的。在古希腊，公共领域是具有公民权的公民活动领域；私人领域则是没有公民权的个体（奴隶、家庭妇女等）活动的领域，是屈从于必然性的为公共领域的准入提供物质性条件的领域。这种理解与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不同的。哈贝马斯认为，在欧洲封建社会则基本上不存在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共领域，既没有古希腊罗马伦理共享意义上的古典公共领域，也没有以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公共领域。但哈贝马斯并不认为公共领域在此时彻底完全消逝，而是认为存在作为一种地位标志
。到欧洲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即拥有权力的封建统治者成为了政治公共性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代表型公共领域”逐渐萎缩，“作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贵族政治的衰落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
为政府的对应物，市民社会建立了起来。迄今为止一直局限于家庭经济的主动性和依附性冲破了家庭基金项目：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J09WA02）。
作者简介：韩升，鲁东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
①
327页。：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櫨櫨毦
①。于是，浓缩了封建庄园制度、政教二元结构和社会多元形态的欧洲中的藩篱，进入了公共领域”
世纪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成为了古典公共领域向现代公共领域发展的过渡阶段，并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典范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主要由拥有部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资产阶级组成，表现为严格限制在资产阶级内部的人员在小规模的咖啡馆、图书馆、大学及博物馆等场所自由谈论时政、发表政见。这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渗透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参与的、自由讨论的社会整体。这种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理想性，并在
。“一方面，他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当中抽象出一个理想型的‘公共领此基础上形成极强的批判性
，另一方面又把这个理想范畴当做规范，对社会福利国家中的公共生活方式加以批域’/‘公共性’
②哈贝马斯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等公共媒”判。
介所促成的一种社会公众讨论公共问题、进行自由交往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是独立于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它们对于政治权力的运作具有批判性，同时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哈贝马斯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理想典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反思社会问题与开展政治监督的批
，“公判性视角。我们可以通过公共领域来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并促进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
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带有一些非专用的、但具有全社会敏感性的传感器。从民主理论角度来看，公共领域还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也就是说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
③。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非所有的问题都会成为需要解决的政治议题。处理”
公共领域的功能不在于直接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公众舆论的理性批判和自由交流而将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充分暴露，并通过对政治系统形成一种批判和监督作用而促使其去合理解决由公共领域所反映的那些问题。由此可见，公共领域能够通过自由交往实现人的理性解放，从而不断刺激政治系统为寻找其合法性依据而努力。这里所讲的合法性是指广大社会成员对国家所维持的统治秩序的认可和同意，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认可和同意不是以某种先定的观念为基点，而是以自由沟通和相互交涉的制度机制为基点的。④
櫨櫨毦櫨櫨毦2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干预主义的加强，作为一种社会批判性典范的资产
阶级公共领域出现了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作为公共领域运行工具的大众传媒受到了公共权力与市场势力的双重宰制，国家和私人垄断企业使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机制退化为控制的领
。“作为当代西方社会公共领域主域，导致了作为公共性载体的公共领域的社会批判性的降低和衰落
要行动者的那些利益团体，一方面常常与国家之间、或者彼此之间达成幕后交易，另一方面常常通过
⑤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转变主要发生于”一种表演性的公共性的运用而确保至少有一种平民支持。
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市场时代到以国家为主导的垄断时代的过渡时期，这种公共领域在晚期现代性中的没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渐趋融合，独立的私人领域遭到了入侵和消解。私人冲突和矛盾无法再通过私人自律获得解决，因而需要公共领域的介入，于是私人冲突与矛盾转向政治层面，国家干预
。“公”与“私”的界限出现了模糊化，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由分离走向融合，原主义由此出现櫨櫨毦
：《公与私：划界问题的归属问题》，载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上海：华东师童世骏
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⑤櫨櫨毦①②③④：《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哈贝马斯：《权力的他者》，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3页。曹卫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45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李佃来
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前提面临巨大的危机。同时，由于普遍社会福利政策的实行，家庭逐渐成为收入和空闲时间的消费者、公共保障和生活补助的接受者，家庭慢慢失去了其资
，“家庭失去了经济职能，与此同时，也失去了塑造个人内心本形成以及基本的传统功能和引导功能
①。与此同时，本应从完备的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发展成形的文学公共领域，反而在大众文的力量”
化传媒的破坏中变成了家庭内心领域遭到入侵的助推器。在现代社会理性化过程中，家庭私人领域被在理性化过程中逐渐膨胀的以市场体系和科层制行政体系为代表的系统所控制和规训，从而出现了日常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
第二，社会公众由文化批判转向文化消费，操纵的公共性排挤了批判的公共性。随着国家社会化
②。具，“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和社会国家化趋势的增强
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公众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变得无关紧要。社会公众即使偶尔进入了公共权力的循环运
，因为他们作为工资或薪水的受领者并享有普遍的社会福利，在这种动之中，其目的也只是“附和”
情况下社会公众专注于自我欲望的满足并以之作为价值判断和社会选择的标准和依据，丧失了对于公
。“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和政治的公众社会的衰落，是一种倾向于把实际共参与的热情和政治认同感
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公共性似乎是自上而下问题从公开讨论中排除出去的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④。哈贝马斯将这种公共性称为操纵的公共性，建立起来的，它试图为某些姿态罩上良好愿望的光环”
因为这种公共性不仅在公众面前呈现了统治的合法性，而且还操纵了社会公众。于是，我们看到在社会公众执著于物质欲望满足而丧失公共批判性的同时，出现了温和的专制主义以及政治的碎片化。我们在对巨大的监护权力日益依赖的同时丧失了我们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是我们作为公民能够共同运用的对自身命运的政治把握。
第三，政府权力和私人势力对大众传媒实施双重影响，社会共识和公众舆论被精心策划。大众传媒手段是从私人通信系统中发展起来的，是在社会公众的批判当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公众讨论的延伸。但随着商业化趋势的加强，商品流通与公众交往的界限越来越难以确定。现代公共领域面临着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公共领域中的争论是否会被以比专制政权更加隐蔽的方式受到金钱、政治或二者联合的操控；二是现代媒介的性质是否允许一种真正公开、多面的交流，而这种交流被认为在一种
⑤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传媒在商业化以及经济、技术和组织一体化的就公共事件的真正意见中发生。
。现代传媒手段的商业化与纯粹经济领域中的商业广告达成一种过程中变成了“社会权力的综合体”
默契的共谋关系，并赋予了它所宣传的对象一种公共利益的权威，使其获得了一种超自然权威的神圣
⑥现代公共领。“公共利益看起来所必须的行为共识，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公众舆论’。”光环
，遭到了利益集团的操纵，虚假的公共性替代了真正的公共性。域沦为了一种“利益竞争的场所”
哈贝马斯阐述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大众传媒的功能转变，并考察了公共领域与法治、政党、议会、选举活动的复杂关系，从而全面揭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与蜕变。我们应该如何来对抗现代公共领域从结构到功能的转型所带来的衰落与蜕变呢？哈贝马斯要求重振早期现代性的公共领域以
，“被社会组织强占的，而且在集体性私人利益的压力下被权力化的公实现它未完成的规划。他指出
共领域，只有在它本身完全满足公共性要求的情况下，即在它重新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情况
⑦。这种重建本真公共性下，才能发挥超出纯粹参与政治妥协之外的政治批判功能和政治监督功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哈贝马斯CharlesTaylor，PhilosophicalArguments，Cambridgeand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p.260．：《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社会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43页。哈贝马斯
的观点浓缩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中，这是一种取代了“意识哲学”的“交往行为的主体间
”：“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哲学
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公共领域
①”的特征毋宁是在于一种交往结构……是在交往行动中产生的社会空间。
櫨櫨毦櫨櫨毦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得出了某种权威性的理论，而在于激励和引
导着众多的学者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和深入分析研究。通过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丰富我们对于现代政治生活的理解：
其一，公共领域有赖于具有独立个性与批判意识并能够理性思考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具有公共良知和社会参与意识，具有参与性、全面性、正义性和创造性特质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同时，这一群体必须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以保证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和话语的合法性。通过这一群体的充分自由交往，才能真正将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公共领域与政治国家之间通过理性对话而建立相互关照和良性互动的关系，并使国家层面的政治活动更具民主性。
其二，公共领域得以发育的基础是公众舆论而非大众舆论。大众舆论是未经反思的、未经讨论和批判加以调和的不确定的判断和意见，因我们形成于相同的社会化过程中而可能以完全同一的形式为你我所共有；公众舆论则是产生于相互讨论之中的经过反思的产物，是一种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的在共同的界定行动中的信念表达，反映了一种积极形成的共识，并非一种消极接受的评价而是一种批判性思考。这种产生于共同行动的公众舆论而非单纯聚合性统一的大众舆论，才是培育真正具有活力的现代公共领域的丰厚土壤。
其三，公共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壁垒森严和绝对对立的，而是应该关注自治，要对作为集体决策的固有组成部分的争论和交流产生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单纯由立法机构、议会、政府所确定的政治体系不能单独进行充分的民主争论，民主决策的问题还必须交由外在于政治体系的公共领域来加以讨论解决。这种公共领域能够在对话与交流中塑造参与者的自我理解和认同，使参与者的意见在相互的他者关照中成为民主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公共领域不仅要被视为一种对政治
②我们应时刻注意民主决策的开进行限制的社会形式，而且本身应被视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存在环境。
放渠道的各种新形式，积极培育多层次的公共领域并使之形成一种相互嵌套式结构，使广大社会民众在政治体系与公共领域的平衡与共生之中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从而避免个人与社会的分裂，使社会政治生活充满活力。
其四，要注重公共领域与宽容的复杂关系。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历时态考察来看，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宽容精神和宽容意识是公共领域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身处政治民主化趋势中的现代人而言，要宽容地对待公共领域，避免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对公共领域的宰制和阉割，培育公共领域自由自主的发展空间。同时，作为公共领域的参与者要克服自我中心的偏执意识，对于他者保持耐心公正的理解和宽容，从而保证公共领域能够作为清醒、理性而负责任的交往场域并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马妮櫨櫨毦櫨櫨毦
①
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46页。哈贝马斯CharlesTaylor，PhilosophicalArguments，Cambridgeand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p.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