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我首先要开诚布公的，只能是一些感谢。
我感谢故乡，为了在漫漫长路中它所给予的伴我同行的一切。这陪伴之所处，我已尝试在一些文字中进行了说明。这些说明首先出现在1949年Conradin Kreutzer逝世一百周年以《田间路》（Der Feldweg）为题的纪念文章中。我也感谢市长许勒先生的热情招待。但我还要特别地感谢这一美好的委托，既让我在今天的庆典中作一纪念谈话。
敬爱的来宾们！亲爱的乡亲们！
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我们的同乡——作曲家Conradin Kreutzer的纪念庆典。当我们去纪念这样一个职责是创作作品的人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真实地尊重他的作品。而当纪念的是一位作曲家时，我们就要通过演奏他的作品来完成这种尊重。
Conradin Kreutzer的作品在此时作为歌曲、旋律、喜剧和室内乐发出声响。艺术家自身就在这些声响中；因为大师于作品中的临在（Gegenwart）是唯一真实的。一个大师越是伟大，他的人格就越纯净的消失在作品之后。
演奏者和歌唱者，在今天的庆典上一同演出，才保证了Conradin Kreutzer的作品在此时为我们而鸣响。
但一场庆典是否就藉此而已经是一场纪念庆典？一场纪念庆典也要包含着，我们思考。
然而，在一场对作曲家的纪念活动中，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和说些什么呢？人们说，这些难道不是音乐自身已经通过声音的纯净发声而“言说”，从而不需要一种日常的语言、言辞的语言了么？尽管如此，问题仍然在这里：是否通过演奏和歌唱一场庆典就已经是一场纪念庆典，一场我们在之中思索着的庆典？大概不是。为此，主办者已经将一席“纪念讲话”安排进流程中了。它将帮助我们去真正的思考被纪念的作曲家和他的作品。一旦我们重新讲述了Conradin Kreutzer的生平，对他的作品进行了解释和描述，这些纪念就将变得生动。通过这样一种解释我们能经历到繁多的喜悦、悲伤、教益和榜样。然而在根本上我们只是让自己在这样一种讲话中得到消遣。我们在对这一讲话的倾听中进行思考，即沉思那些我们中的每个人在本质上都要直接地、不断地面对的东西，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对此就连进行一次纪念讲话也不能担保，我们会在这场纪念中进行思考。
我们不自欺。我们全体，包括每个因职业的缘故而思考的人，都时常完全地乏思（gedanken-arm）；我们都太轻易地无思（gedanken-los）。无思状态（Gedankenlosigkeit）是一无家（umheimlich）的旅人，他在当今的世界泛滥，横行无忌。因此，今天的人们才在那条快捷而方便的通往知识的道路上接受一切和每一个事物，同时又以同样的速度在同一瞬间忘掉了它们。如此，聚会一个接上另一个。纪念庆典越来越缺乏思想。它与无思状态发现相互在一起是如此的和睦。
然而当我们是无思时，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甚至无条件的需要这种能力，当然，我们是在一种奇怪的方式上使用它，就是说，当我们处于无思状态时，我们把它放入休耕状态中。只有这样一种东西才能让休耕，即那种如田地一般，自身是生长的一种基础的东西。在一条公路上，无物可生长，一块休耕区域亦是如此。这就如同，只当我们是倾听着时，我们才能成为聋的，也只当我们曾经年少，我们才能变老，也因此只当人类在其本质的根源上享有朝向思、“精神和理智（Verstand）”的能力并同时被规定为朝向思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乏思或无思。只有那种我们有知地或无知地享有的东西，我们才将能离弃，或者说，失去（los）。
这增长着的无思状态在此以一过程为根据，这过程是当今人类的最内在标识：当今的人们处于对思的逃遁中（auf der Flucht vor dem Denken）。这一思之逃遁（Gedanken-flucht）是无思状态的根据。这种对思想的逃遁人们既看不见也不会承认它。当今的人们甚至会毫不犹豫的否认它。他会承认相反的一面。他将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一个时代拥有今日这般如此深远的设计，如此多样的研究和工作热情。当然，这种在机巧和算计上的投入拥有巨大的实效。这样一种思是不可缺少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只是一种特殊的思。
它的特点在于，当我们计划、研究和建立事业时，我们总是要算计（rechnen）一同被给予的环境。服从于一算计的意图，我们把它置入一种关于具体用途的算计中。我们预先算计具体的结果。这一算计（Rechnen）标识出了所有谋划着和琢磨着的思。这种思即使不涉及数字的操作或在其运作过程中设置计算器和大型计算设备时仍旧保持为一种算计。这算计着的思演算着。它凭借每一不断更新的、总是前途坦荡同时也是方便的可能性而演算。这算计着的思追逐着一个接一个的良机（Chance），它从不停歇，从不沉思。算计之思不是沉思之思（besinnliches Denken），它并非追思（nachdenken）着意义的思，这意义支配着一切存在之物。1
如此就有两种类型的思：算计之思和沉思之追思，它们两者各有其特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当我们说，当今的人们处于对思的逃遁中时，我们指的是那种追思（Nachdenken）。但是，人们如此回复，单纯的追思仍然出其不意地漂浮在现实之上。它离弃了土地（Boden）。它不适宜于当下生意的运行。它对实践的贯彻来说了无用处。
人们最后会说，纯粹的追思、持久的沉思对于惯常的理智（Verstand）来说太“高”了。这一辩解只有一处是对的，即沉思之思很少如算计之思那样从自身而来（von selbst ergibt）。沉思之思有时要求更高的劲头（Anstrengung），更长久的练习和甚于任何一个真实的作品的精微严谨。不论种子是否生长和成熟，它必须并能够如农夫那样守候。
另一方面，每个人还要能按其自身的方式并在其自身的限度内跟随追思的道路。为何？因为人是思着的也即沉思着（sinnend）的本质。如是，我们也进而在追思上不可能出现“太高”的情况。只有当我们徘徊在浅近之物中沉思最切近之物——那此地（这片故土家园）此时（这一世界时刻）涉及到我们中的每个人的东西之时，追思才得到满足。
倘若我们已准备好去沉思，则庆典将什么摆在我们近前？在此我们注意到，在家乡的土地上，一件艺术作品已然生长。我们追思这一简单的事实，则我们必须同样的考虑到，在早先的和更早先的百年中，施瓦本的土地上带来了伟大的诗人和思者。如果我们想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中德地区是同样一种土地，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地区和波西米亚地区也都是如此15
我们变得具有追思的品格并发问：对于每件生长着的作品的繁茂（Gedeihen eines gediegenen Werkes）来说，不是有一种于家乡的土地中的扎根（Verwurzelung）归属于它么？约翰·皮特·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曾经写到：“我们皆是草木，那——我们乐意或不乐意承认——必须倚仗根系破土而出，为了能在天穹下绽放、结出硕果的草木”（Werke, ed. Altwegg III, 314）
诗人将会说：何处应有真正友善而有益的人类作品在生长，人就必须在何处从家园般的土地深处向着天穹向上攀援。天穹在此意味着：辽远天空的逍遥气息，精神的敞开领域。
我们愈发具有沉思的品格并追问：黑贝尔之所言于今日又如何？天地间是否仍有人的居处？沉思的精神仍旧运行在大地上？是否仍有一富有扎根力的家乡，在它的土地上人们恒久地（st?ndig）站立，也即，立地—恒久（boden-st?ndig）？
许多德意志人已经失去了家乡，不得不离开他们的村落与城市，从家乡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还有无数人，他们的家乡虽被保存了下来，却又迁往别处，落入了城市的纷扰中，只得移居在工业的荒漠中。他们已经疏远（entfremden）了古老的家乡。留在家乡的人又是何种处境呢？通常他们要比被逐出家乡的人离乡更甚。他们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地被吸引到了收音机和电视机旁。一周接着一周，影像都把他们招到从未栖居过但通常是熟悉的影像领域（Vorstellungsbezirke）中，它不是一个世界，却伪装成一个世界。图片杂志随处可见。所有这一切，凭借现代的信息技术来刺激、袭击和折磨人们——所有这一切，已经比那环绕着院落的天地、那大地之上的天空、那日夜的更替流转、那村落的乡风礼俗、那家乡世界的传统更近于人。
我们愈加具有沉思的品性并发问：在此发生的什么——被逐出家园的人拥有得并不比滞留在家园的人少？答案是：当今之人的扎根性（Bodenst?ndigkeit）在其最内在指出遭受威胁。并且，扎根性的流失（Verlust）并不通过外部环境或命运而生，也非仅根源于疏忽和人表面上的生活方式。扎根性的流失从我们所有人生来立身其中的时代精神内部而来，我们更是具有沉思的品性并发问：当世事如是，人可否，人的作品可否仍在未来从一方生长着的家园土地中繁茂起来，于天穹下，也即天空和精神的领域下，盎然上升。或者，所有的一切都将落入编排（Organisation）和机械化运营（automatisches Betriebe）的谋划和算计之中？
当我们在这场庆典上沉思那个这庆典所摆在近出的东西，进而注意到在我们的时代所威胁的扎根性之流失。我们就追问：我们的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它标识出来？
人们将当下刚刚起步的时代命名为原子时代。它的最缠人的标志便是原子弹。但这个标志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人们同时也认识到原子能可被和平地加以利用。为此，原子物理学和它的技术人员遍布那些为实现原子能的和平使用的广泛计划中。主导国家的大型公司，首先是在英格兰已然算计出，原子能可成为一项巨大的事业。人们从原子生意中瞥见了好事。原子科学并不傻傻地站在那里，它公布出了这一好事。在今年七月的第18届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Insel Mainau发表讲话说：“科学——也即现在的现代的自然科学——是 朝向人的幸福生活的一条道路。”
这一断言又如何？它是否是从一种沉思中产生？它可否追思过原子时代的意义？没有。如果我们放任刚提到的这一科学的主张得偿所愿，那我们仍旧离一种对当下时代的沉思千里迢迢以致使其成为一种单纯的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去追思。因为我们忘记去追问：科学技术能够将自然中的新能量发掘和释放出来，这是何以可能的？
它是如此可能的，过去几百年的过程中，主要的图景剧烈的变换。通过它，人类处在了另一种现实性中。这一世界图景的剧烈变革在新时代的哲学中得到贯彻。从中而来，生长出了人类在世界之中的全新位置（Stellung）和朝向世界的全新姿态（Stellung）。现在，世界显现为一个对象，承受着算计之思的进攻，它不再能够抗衡这种进攻。自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加油站，一个技术和工业的能量来源。这一人类朝向世界整体的本质性技术关系首先产生于17世纪，并仅限于欧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对地球上剩下的部分还一无所知。它对于之前的时代和民族命运来说全然是陌生的。
那在现代技术中被遮蔽着的力量规定了人对于存在者的关系。它统治了整个地球。人们现在已经开始从地球向太空推进。只不过是20年，这样巨大的能量来源就变得人尽皆知，这是因为原子能的使得在可预见的时间里，世界对于各种能量的需求可一直被满足。对新能量的直接订购将不再如煤、石油和木材的出现那样，被限定在个别的国家和地域上。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上，核电站都能被建立起来。
当今科学和技术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在哪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能源材料？现在决定性的问题是：在何种方式上我们能够驯服和控制这不可想象的巨大原子能？同时反过来，人类又如何确保，这巨大能量不会突然——不用任何军事设备——在随便哪个地方爆发出来，“横行”并摧毁一切？
当对原子能的掌控成功了，或者它将获得成功时，这就将是技术世界的全新发展。我们当下视为电影电视技术、交通技术特别是飞行技术、信息技术、医学技术、食品技术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初始阶段。变革、未来，无人可知。在此期间，技术的发展将越来越快，无可阻挡。在其立身的所有区域，人类将一直被技术性仪器和器械的力量紧密包围着。那些力量，那种在技术设备的任何一种型态中于每一处每一时刻中要求、束缚、牵扯、逼迫人的力量——这些力量，长期以来超越了人的意志和决断力量而生长，因为它们本就不是人类制造的。
但是这也属于新的技术世界，它的成就飞快地得到任何，并公开地得到尊敬。因此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一同派送过来的图片杂志中查阅到或在收音机中听到，这场谈话中涉及技术世界的内容。但是，单纯的听和读某个东西，也即注意到某个东西是一回事；而我们是否理解了所听的和所看的，也即思考它们，则又是另一回事。
在1955年的那个夏天，在林道（Lindau）再次召开了诺贝尔奖会议。借着这个机会美国化学家Stanley folgendes说到：“这样一个时刻已经来到，生活已经被放置在化学家手中，它可以将活生生的实体进行拆解、组建和变更。”人们注意到了这一宣言。我们甚至惊叹于科学研究的雄心但却不曾思考它。人们不思考，一种在此凭借技术的工具向生活和人类的本质的进攻已经准备就绪，与之相比较而言氢弹的爆炸就意义更少了。因此恰恰是氢弹不爆炸、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得到延续时，原子时代世界的一种离乡的变化拔地而起。
然而真正的使人流离失所的并不在于世界变得越来越技术化。使人离乡更甚的事情是，人类尚未对这一世界性变化做好准备，而我们也未能够在一种与这一变化的恰如其分的沉思性对峙（Auseinandersetzung）中触及在这一时代中真正出现的东西。
没有哪个个人、团体、委员会，同样也没有哪个显赫的政要、研究者和技术人员，没有哪个前人的经济和工业会议能够去制止和驾驭原子时代的历史过程。并不只有人类的组织才有能力侵占时代的统治权。
那么处在技术之势不可挡的优势下的原子时代的人类是否就毫无还手之力和六神无主？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如此，即当今的人们在权威的游戏中，放弃了与纯粹的算计之思相对的沉思之思。然而一旦沉思之思苏醒了，那么追思就必须不间断地、在不显眼的机会中发挥作用；这当然就包括此时此地和这场纪念庆典。这庆典仍旧给了我们某物去沉思，那在原子时代，在一种特别的方式中受到威胁的，人类作品的扎根性。
因此我们现在发问：是否能够，在古老的扎根性已经遗失的情况下，一崭新的根据和土地将在此被赠与人们？这土地和根基，从人的本质而来并在一种新的方式上，甚至于能够在原子时代的内核中繁盛起来。
为了一种未来的扎根性的根基和土壤是怎样的？它大概是，那在我们藉此问题追寻之时，近于我们的东西；如此地近，以致我们都太轻易地忽视了它。因此，朝向近物（Nahen）之路在每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最宽广的并因此是最困难的。这条道路是追思之路（ein Weg es Nachdenkens）。沉思之思在我们这里盼望着，我们不再单方面地困囿于表象之上，我们不再单方面地在树立图景（Vorstellungsrichtung）上沉溺。沉思之思在我们这里盼望，我们进入那种绝不在第一眼中就能瞥见的东西。
我们来尝试一下。对我们所有人，当下的技术世界的编排、设备和机器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是不可缺少的。去冲撞技术世界时愚蠢的和盲目的。想要去把技术世界作为魔鬼的作品去诅咒更是鼠目寸光。我们依赖于技术的设备；它们甚至推着我们不断地改善。然而被忽视的是我们如此紧密的与技术之物结合在一起时，我们陷入了它们的奴役中。
然而我们仍旧有另外一种方式。尽管我们能使用技术对象，但却在这样一种恰如其分的利用中让我们对之保持自由，即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离开它。我们能够这样来接受在需用（Gebrauch）中的技术对象，即作为它应该是的东西来接受。但我们也能让这些对象在其自身持守中作为那种在最深处和本质上没有侵袭我们的东西。我们能够对技术对象的不可避免的使用说“是”，同时也能说“不”，我们拒绝它们来扭曲、错乱和疏落我们唯一的要求和本质。
然而当我们对技术对象采取在上面这种方式上同时说“是”和“不”时，我们没有使我们与技术世界的关联出现矛盾和模棱两可么？完全相反。我们对技术世界的关联在一种奇特的方式上是一致的（einfach）和宁静的（ruhig）。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日常的世界而同时也让它们在之外，也即就其自身来说它是物，而绝对者，而是依赖于某个更高的东西。我愿用一古老的词语来命名这一朝向技术世界的即是也不的姿态（Haltung）：对物的泰然任之（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
在这种姿态中我们不再仅仅将物视为技术的。我们具有卓识并察觉到，机器的制造和利用向我们要求另一种朝向物的关系，一种并非没有意义的关系。这就如同，农业和耕种现在成为了自动化的食品工业。这里，明摆着——就如别处那样——一种在人类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中的彻底变迁发生了。但那种支配着这一变迁的意义，仍旧处于阴影中。
如此就有一种意义支配着所有的技术化进程，这种意义要求着人类的行为和不作为。这种意义并非首先由人类发明和制作出来的。我们并不知道在流离失所中不断强化着的原子技术的统治拥有什么意义。技术世界的意义自身遮蔽。但我们恰恰真正地并且总是注意到，在技术世界中我们随处都触碰到了一个遮蔽着的意义，进而我们立刻就站入了这样一个区域，它向我们自身遮蔽并在这种遮蔽中又走向我们。在这种方式中自身显示同时又自身抽离的东西，具有那种我们命名为神秘（Geheimnis）的东西的基本特征。那种凭借它我们对技术世界的被遮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姿态，我们命名为：对神秘的虚怀敞开（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
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是共属的。它们向我们保证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滞留于世界的可能性。它们向我们允诺了一个新的根基和土地，在这根基和土地之上并凭借着它们，我们才能无危险地站入并停留在技术世界中。
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给予了我们一种关于新生的扎根性的展望，这种扎根性在某一日对如下的事情是适宜的，即在一种盘曲的形态中召回那种古老的、现在迅速流逝着的扎根性。
尽管首先——我们不知道要多久——人类发现自己在地球上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境中。为什么？仅仅因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突然地爆发，使得人类全灭、大地无存？不。恰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被排除时，一种逐渐扩大的危险在刚刚启幕的原子时代中威胁着。这是一奇怪的断言。确实是奇怪的，只要我们还未追思。
怎么样这一断言才正好是有效的？它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效的，即在原子时代中席卷着的变革能够在某种方式上束缚人们、向人们施魔、迷惑和愚弄人们，使得某一天算计着的思成为独一起效并使用着的思。
进而何种巨大的危险拽着我们？就是那伴随着高超的、效果卓著的谋划和发明的机敏——对追思的无动于衷和完全的无思状态而来的危险。然后呢？人们就可能否认和蔑视他的自身，即他在本质上是追思着的动物。因此，重要的是拯救人的本质。因此，重要的是让追思保持清醒。
可是——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从不从自身那里移交（zufallen）给我们。它们不是偶—然之物（Zu-f?lliges）。两者都只从一种不懈的衷心思索而来才得以生长。
可能今天的纪念庆典更是一种启动（Ansto?）。我们接受这一震动（Sto?），进而通过思考他的作品的起源（Herkunft）和他的家乡（Heuberger）的扎根力量来纪念Conradin Kreutzer。那么我们将是这样来纪念，当我们确知自己是这样的人，他将发现原子时代的道路并必须为穿越这条道路作好准备。
当对物的泰然任之和对神秘的虚怀敞开在我们之中觉醒，那么我们就能达到一条道路，一条通往新的根基和土地的道路。在这土地上，创作将为保留下来的作品捶打出新的根。
所以在以变革了的时代，必须以一转变了的方式，约翰·皮特·黑贝尔所说的东西才能拥有常新的真：“我们皆是草木，那——我们乐意或不乐意承认——必须倚仗根系破土而出，为了能在天穹下绽放、结出硕果的草木”。
编者注：注释略
巴赫使用一种以数字密码为基础的密码. 这种密码的规则是A=1, B=2, C=3等等, 因此B-A-C-H的和等于41(巴赫时代的德语字母I与J相同). 在几乎每个巴赫的作品中都出现过14和41(即相当与BACH和JSBACH). 例如, 在第一首赋格曲, C大调赋格曲, 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体"第一篇章中, 主旋律有14节 (另: 整个24篇内, 有22篇是完整的, 第23篇是几乎完整的, 第14篇没有完成), 一般认为这些密码是巴赫故意放进去的.
很多作曲家都使用过这四音音阶，以表示对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尊敬。但第一个已知的例子却是扬·皮特森·施威林克(Jan Pieterszoon Sweelinck)的一部作品。他创作该作品有可能是为了向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某位祖先表达敬意。巴赫的祖先很多都是音乐家。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他的作品《赋格的艺术》(Die Kunst der Fuge, BWV 1080)的最后部分就是用了巴赫音阶，这部作品在巴赫1750年去世前都不曾完成。它也出现在巴赫其他作品的段落中，比如在卡农变奏曲《从至高天我今降临》(Canonic Variations on the Christmas Hymn 'Vom Himmel hoch,da komm ich her', BWV 769)第四次变奏的末段。普遍认为在作品《和谐小迷宫》(Kleines harmonisches Labyrinth, BWV 591)中，倒数第二小节的巴赫音阶算不上地道，而且这部作品还被认为是伪造的。（推测指约翰·大卫·海尼森才是其作者）。这出现在他作品“圣马窦篇耶稣受难”中合音唱出“这人真的是天主子”这句里。在很多作品中，虽然不是刚好用B-A-C-H，但还是可以找到根据这形式移调的音阶（同一音长的音，中间停顿时间一样：第二个音降半音，然后上小三度，再降半音）。
为键盘乐器而写的F大调赋格，就用上了这种音阶。这部作品是巴赫的一个儿子：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或卡尔·菲利普·埃曼奴·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创作的。但一直到19世纪，公众再次燃起对巴赫的兴趣时，这音阶才被经常使用。
可能由于巴赫自己经常用这种音阶写作赋格曲，这种音阶就被其他作曲家用于赋格曲，或者其他复合对位法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