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雅士饮酒言必称“竹林七贤”，认为这是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站。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说：“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从此“文人与酒”便成了专家学者的研究课题，见仁见智，引人入胜。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强教授与《东方酒业》一次邂逅时坐而论道，致力于《世说新语》和魏晋研究且造诣深厚的他，向《东方酒业》讲述了不一样的“竹林七贤”，也表达了他对于现代酒文化建设的卓越见识。《东方酒业》以对话方式再现当时场景，以飨读者。
《东方酒业》：魏晋时期关于酒的故事特别多，也特别有趣，为后人所称道。其中尤以“竹林七贤”因饮酒而闻名。那么形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刘强：大家一提到“竹林七贤”，首先想到的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酒文化，一方面是鲁迅的那句话做了盖棺论定，另一方面也说明“竹林七贤”在传播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价值。他们不仅喝出了文化的浓度、精神的高度，甚至还喝出了哲学的深度。从此以后，酒和文人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密了。
其实在《诗经》时代，酒是一种很重要的礼仪道具，或贵族日常生活中的饮料。当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很多都是酒器，说明酒最早与礼仪关系密切。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由于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加上自然灾害、瘟疫流行，人口锐减，人们倍感生命脆弱，朝不保夕，于是及时享乐的思想盛行。文学上的反映，如《古诗十九首》里就有“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等。在忧患之中，人们努力寻找一种解脱，一种快乐，而喝酒在当时人看来是最理想的方式。
魏晋时期是人的意识和文的意识觉醒的时代，当时人们在感叹生命短暂的同时，也在尽量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当时流行三种自我实现的方式：一是披坚执锐，建功立业；二是著书立说，流芳百世；三是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极限的快乐。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正式把酒和人的生命意识挂上了钩。人的生命何其短暂，而苦难又何其多。怎么办？于是曹操说“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又把酒和人的忧患意识联系在一起了。“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是最能感知忧患和痛苦的物种，忧患不能排遣，于是诉诸享乐。在这种情况下，喝酒就成为人们缓解痛苦、释放苦闷的重要渠道。酒对人体的
麻醉作用帮助人们在微醺的状态中达到“形神相亲”的逍遥境界。
庄子曾经有个观点，说一个喝醉的人从车上掉下来不容易摔死，而清醒的人摔下去多半是因为形神分离吓死的。我讲这一观点绝不是鼓吹酒后驾车无害，而是从庄子哲学的视角出发，认为酒的妙处在于让一个人的形体和精神高度的融合，“忽忘形骸”，进入飘飘欲仙的状态，从而与凡俗而忧患的现实世界拉开了距离。这种精神的自由状态，跟喝完酒喜欢较劲、撒酒疯、惹是生非的酒棍绝不可同日而语。
但要想达到庄子喝酒的境界，必须要有醉酒的经历。一个因为担心醉酒伤肝、醉酒误事，或者心机重重而滴酒不沾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体会庄子的那种陶然忘忧的状态的。酒是身外之物，却可以作用于内心，让你短暂忘却世俗的蝇营狗苟，进入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地。换句话说，世俗功利是形而下的物质追求，而喝酒到了庄子的境界，则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享受。这也是文人喜欢喝酒的主要原因。
汉代的东方朔更是把酒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认为酒可以忘忧。传说有一次东方朔陪同汉武帝去甘泉宫，半路上遇到一种赤色、有鼻子有眼的小虫。东方朔说这是“怪哉”，并推测说这里曾经是秦朝的监狱，“怪哉”系这些冤魂所化，认为“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汉武帝取来美酒，把“怪哉”放进去，果然就化为乌有。
这个故事是有隐喻的。忧是抽象之物，无形无色；“怪哉”则是抽象之物的形象化。当酒把那种名叫怪哉的虫子化掉之后，我们似乎相信了酒的解忧作用。后来有个说法，“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垒块也就是郁结在胸中的不平之气。两者在化抽象为具体的思路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在文人的世界里，酒有两大功能，一是享乐，二是解忧。但“竹林七贤”的喝酒除了上述两大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避祸。因为人在麻醉的状态，即使做出了出格的事情，也会轻易获得当局的原谅。像“竹林七贤”中的领袖人物阮籍，多次通过醉酒来避祸。司马昭托人媒聘阮籍的女儿给长子司马炎为妻，阮籍就大醉60天，摆脱了这次政治联姻，可谓创造了醉酒时长的吉尼斯纪录。司马炎篡魏立晋，让阮籍捉刀，代表群臣撰写《劝进表》，结果阮籍连醉数日，最后不得已，沉醉中草草书写，但文不加点，有如神来之笔。说明他有可能早已打好腹稿。阮籍的这种痛苦的人生状态，归根结底是当时恐怖的高压政治造成的。阮籍不喝酒，不佯狂，还能怎么办呢？
东晋大诗人、田园诗鼻祖陶渊明几乎天天喝酒，“
无夕不饮”，每饮必求一醉。他写了二十首《饮酒》诗，其它诗歌里也经常出现酒字，说明他喝酒确实是一件很享受、很快乐的事情。阮籍天天喝酒，但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里却只有两次提到酒，说明喝酒对于阮籍并不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代表了古代文化人绝望和走投无路时的一种精神痛苦。
《东方酒业》：正如您所讲的，“竹林七贤”把酒喝出了文化的浓度、精神的高度和哲学的深度，而且对酒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其中却饱含着“竹林七贤”在政治寒流中释放情怀和逍遥避祸的艰难抉择。那么在您看来，“竹林七贤”为后人所敬仰的酒趣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强：当时魏晋交替时期，“曹马之争”愈演愈烈，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魏朝皇帝或暗弱无能，或无力回天，最后落得个被废、被弑的结局。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多为“忧生之嗟”。山涛、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王戎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成为当时最具代表特色的文化团体。所以“忧生之嗟”是“竹林七贤”饮酒文化的主旋律，但又各不相同。
在“刀架在脖子上”的高压政治环境中，阮籍所追求的是利用自己的智慧与当局极力周旋，看自然赋予自己的生命究竟能够保留多久。他挂名在司马氏集团之下，做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幕僚，但司马氏杀戮无数，他不得不虚以委蛇，又担心担当鹰犬的骂名。阮籍保全性命的做法是符合道家道法自然的处世原则的，他保命的办法之一就是喝酒、醉酒。有人是“为人生而艺术”，阮籍呢，他是“为人生而喝酒”。
如果说阮籍活出了生命的“深度”的话，嵇康则活出了精神的“高度”。嵇康为人孤傲不群，宁折不弯，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子精神，最终被司马氏杀害。在嵇康死后一年，阮籍也郁郁而终。
嵇康的死也是史上最美的死亡故事。临刑东市，手挥五弦，那是何等的壮美！何等的伟岸！美国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民族英雄华莱士在临刑前的晚上，他也因恐惧而浑身发抖，而默默祈祷。临刑当天，只要他委曲求全就可以保全性命。所以求生是人的本能。但当他面对大庭广众的唾骂和侮辱，当一个比一个严酷的刑罚让他的肉体快要崩溃的时候，他声嘶力竭地喊出了“Freedom！”让现场的看客和刽子手都为之动容，肃然起敬。我想嵇康在临刑前也应当是有这样一种纠结，所以他写下了《幽愤诗》和《家诫》，反思一生，嘱托来者，似乎不是那么义无反顾，视死如归。但是，在
刑场上他却还能够援琴而弹出天下闻名的《广陵散》，这种境界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嵇康用死亡创造了一个神话，一个知识分子抗击暴力、抗击高压政治的神话，嵇康从此成为士人人格的高标，达到了令人高山仰止的精神高度，也因此赢得了包括对手在内所有人的尊敬，成为不折不扣的文化偶像。
而酒行业最了解的刘伶，是纯粹为了喝酒而喝酒，他把喝酒彻底地“行为艺术化”了。刘伶的老婆看刘伶终日沉醉，认为“非摄生之道”，哭着劝他戒酒。刘伶说你去准备些酒肉，我要祷告神灵才能戒掉酒瘾。于是他老婆就赶紧置办了丰盛的酒肉放在神像前。刘玲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莫可听”。于是又大醉一场。
今天我们从酒文化的角度来看，刘伶醉酒甚于阮籍，而比李白则走得更远。李白醉卧长安，让高力士给他脱靴，宣称“天子呼来不上船”，终归是对社会体制、政治团体和世俗生活的不屑和反叛，而刘伶则是在天地、时空和生死之间演绎着一场“逍遥游”。
刘伶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他在家里“脱衣裸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裸奔。有人看见就指责他。刘伶怎么说？他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我倒要问问，你怎么钻到我裤裆里来了？看起来很搞笑，但其中大有深意。刘伶的这个话体现了他的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自然观、时空观和世界观。在他眼里，天地太小了，宇宙太小了，只有我最大！如此个性张扬的精神境界，无形之中提升了我们凡夫俗子作为人的一种自豪感。刘伶传世至今唯一的作品叫《酒德颂》：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攮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我最喜欢的就是那句“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把天当作帐幕，把地当作席子，多自然，多美妙！刘伶的时空观、宇宙观和人生观，在《酒德颂》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如果说谁能代表中国的酒文化，我认为刘伶当仁不让。《晋书》里记载，刘伶“土木形骸”。嵇康也是“土木形骸”，但他是“龙章凤姿”，
不修边幅的大帅哥儿。而刘伶身材矮小，奇丑无比，再加修饰也无济于事。但刘伶在喝酒的过程中，精神却得到极大的张扬。他竟然“以宇宙为狭”，觉得天地之大，唯我独大。这很了不起！虽然刘伶的肉体远不如别人伟岸，但他的精神却超越了所有人，让人顿觉功名利禄不过如浮云而已。
阮籍有一篇《大人先生传》，与《酒德颂》一样，对礼法之士极尽嘲讽。他说大人先生可以在天地之间来回游走，心游万仞，精骛八级，与天地精神往来。而礼法之士追求功名利禄，自鸣得意于主宰了整个社会，其实不过是人裤裆里的虱子，在又脏又臭又狭小的空间里讨生活而已。
所以阮籍和刘伶一样，对鼓吹礼法的名教充满蔑视和鄙夷。朝廷鼓吹以孝治天下，他们偏不干。阮籍的母亲去世了，丧礼期间依然喝酒吃肉，我行我素。倒不是阮籍不孝顺，《晋书》里说他“性至孝，母终，……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阮籍认为没有必要用繁文缛节来证明自己的“孝”，只要内心有一种真正的哀悼之情，在父母生前做到真正的孝顺就可以了。
“竹林七贤”中的阮咸，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与猪共饮”。阮咸与家族中的人一起围坐在酒缸周围，用瓢直接舀着喝，也不讲什么礼法。有一次有一群猪闻香赶来，上去就喝，阮咸等人也凑上去喝，神情自若。如果换做一般人，即使不在意饮食卫生，也应当考虑到作为人的尊严。但阮咸对于这些世俗的规定不屑一顾，认为万物皆是天地所生，人只是其中一类而已，猪并不比人低贱，人也未必比猪高贵，在口腹之欲上，大家都是一样的。这种万物齐一的思想，与庄子“等生死、齐贵贱、同万物”的天地万物等量齐观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相比之下，“竹林七贤”最年长的山涛山巨源，酒量最大，能喝八斗，但他从不放纵，自制力也最强。山涛很有政治智慧，是竹林七贤中最会做官的一个。有一次司马炎想试探他，喝了八斗之后，司马炎让人偷偷给他加点酒。结果山涛感觉酒量到了，多次劝酒也没有再动酒杯。
所以说，“竹林七贤”虽然以饮酒闻名，但饮酒的层次、境界和趣味却不尽相同。阮籍是为了避祸，是“为人生而喝酒”，喝出了乱世中一个孤独苦魂；刘伶是以酒为名，他是“为喝酒而喝酒”，喝出了天地间一个“大我”来。而山涛则非常节制，像孔子一样能够做到“不为酒困”，不会成为酒的俘虏，与其他六人的放诞之风形成鲜明对比。我以为，喝酒在适量和节制的前提下，再力求尽兴和开心，是值得提倡的。
《东方酒业》：“竹林七贤”的
饮酒风尚，以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元素，对当代的酒文化又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刘强：在充斥着标准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感到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所以，人们需要休闲，需要娱乐，需要享受，需要释放。而酒，仍然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交际工具和减压渠道。“竹林七贤”已经成为历史，他们演绎的酒文化在今天看来，有点渺不可及了，政治化的高压也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物质化的高压，所以我们不可能照搬“竹林七贤”的饮酒方式。但我们可以把他们的酒文化精神中美好的东西传承下来，对于改变今天的酗酒风尚应该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比如说，现在饮酒的人很多，但真正懂酒的人却不多。如何让消费者懂点儿酒？这是一个问题。现在市场上活跃的酒品牌很多，商战也很激烈。现代人端起酒杯就是豪饮，拼酒斗狠，一个个都喝成了酒鬼（这里不是说“酒鬼酒”，“酒鬼酒”还是好酒），这是一种文化缺失的乱相。我建议酒厂从传统的酒文化中挖掘一点文化内涵，然后付诸于消费流程，让现代人喝酒讲究一点，即使达不到酒仙的境界，也要成为一个懂得喝酒的人，既要尽兴，还要在喝酒过程中品味中国博大精深的酒文化。
酒本身并不带有功利色彩，人喝酒的时候恰恰能够达到暂时忘却世俗的效果。正如现在有些人下班回家后喝点儿小酒，心情就会变得很轻松，这是一种给自己减压的方式。有人认为中国人喝酒动辄几个小时，太浪费时间，的确有理。不过有句名言也说，“不会休息的人也就不会工作”。虽然我们生活在日益机械化的社会，但我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固然要对社会和家庭尽一份责任，但也要给自己留一点自由的空间，否则就会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里的产业工人那样，沦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精神极度扭曲，完全失去了人的个性和尊严。尤其是男性朋友，年轻时候很生猛、很阳光，体任自然，但长大后则渐渐被社会异化、驯化，尤其需要寻求解脱和超越的方式和途径。
国人喜欢在喝酒的氛围里搞谈判，平素不认识的人，几杯酒下肚就变得亲密无间，还要“感情深，一口闷”。渐入佳境之后，大家都能放下架子、忘掉角色，加速情感沟通，而且这已经成为国人增进交流的重要方式。但如果逢酒都要喝得烂醉，就会适得其反，渐渐厌倦，远离白酒。
我认为，喝酒既要有“竹林七贤”的神韵，还要懂点酒的礼仪。我不主张喝酒的人都像阮籍持续沉醉60天那样。阮籍完全是借酒避祸，借酒浇愁，但对于身体绝对是一种折磨。如果我们能继承“竹林七贤
”喝酒的神韵，加入一些酒的礼仪，或者加入酒令、祝酒歌等游戏的元素来助酒兴，只要不流于庸俗，喝酒才真正成为一种精神享受。
酒厂做酒文化，不能光停留在建一个博物馆、单一宣扬自身品牌优势这么一个初级的层面，而应当多涉及一些消费者真正关心的饮酒文化或者饮酒游戏。古代关于饮酒的游戏有很多，象投壶、猜拳，《兰亭序》描述的曲水流觞等。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把这些游戏做成饮酒的模本，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尝试，让消费者在聚会饮酒的时候也会多一点轻松，多一点快乐。而且这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总之，面对消费环境的不断变迁，我认为酒行业应当清醒一点，大气一点，既要搞一点有品位的酒文化，也要关注底层的消费群体，比如是不是可以在高档酒之外，搞一些“经济适用酒”？只有放下架子，深入民间，酒文化才能发扬光大，真正做到“与民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