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名谚语说得好：“上帝之所以给人一个嘴巴，两只耳朵，就是要人多听少说。”在为人处世中，正人君子有之，奸猾小人有之；既有坦途，也有暗礁。在复杂的环境下，不注意说话的分寸，往往容易招惹事是非，授人以柄，甚至祸从口出。
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当然这里的意思就是还有七分话不必对人说出。也许你会以为大丈夫兴明磊落，无事不可对人言，何必只说三分呢？
惯于交际的人，经常会只说三分话。或许你认为他们不诚实，其实，你这种观点未免有些偏颇、片面。与人相处，你要认清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对方并于不是可以无话不说的人，那么你只说三分话，就已经够多了。
1956年，苏美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一次谈判。赫鲁晓夫自认为比艾森豪威尔聪明，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
在谈判过程中，无论赫鲁晓夫得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都表现得稀里糊涂，总是先看看他的国务卿杜勒斯，等杜勒斯递过条子后，他才开始慢条斯理地回答。
据此，赫鲁晓夫便认为艾森豪威尔智力很低，而认为自己作为苏联领袖，当然知道任何问题的答案，不用求助他人。赫鲁晓夫便当场讥讽道：“美国谁是最高领袖？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杜勒斯？”
从表面来看，赫鲁晓夫显得非常聪明、博学，常常滔滔不绝；而艾森豪威尔却显得犹豫、迟钝，缺乏一种领袖气概。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艾森豪威尔在谈判中谨言慎行，能够及时赢得助手的帮助，从而避免出错。而赫鲁晓夫刚愎自用，闹出了诸如用鞋子敲桌子的笑话。
综观中国历史，有些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蒙受这种灾祸的原因，归根到底莫过于说话太多。
贺若弼是隋朝的大将，其父贺若敦是南北朝时期晋的大将，由于说话太多，得罪了晋公宇文护而丢掉了性命。临死时，他用锥子刺破了贺若弼的舌头，让他牢牢记住这血的教训。
后来，贺若弼做了隋朝的大将军后，并没有记住父亲的教训，常常为自己的官位比他人低而怨声不断，自认为当个宰相也是应该的。不久，还不如他的杨素却做了尚书右仆射，而他仍为将军。未被提拔，他气不打一处来，不满的情绪和怨言便时常流露发出来。
后来一些话传到了皇帝耳朵里，贺若弼被逮捕入狱。隋文帝杨坚责备他说：“你这个人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以为是，自以为别人不是心太猛；随口胡说目无长官的心太猛。”因为他功，不久也就放了。但他还不吸取教训，又对其他人夸耀他和皇太子之间的关系，说：“皇太子杨勇跟我之间，情谊亲切，连高度的机密，也都对我附耳相告，言无不尽。”
后来杨勇在隋文帝那时失了势，杨广取而代之为皇太子，贺若弼的处境可想而知。
隋文帝得知他又在那里大放厥词，就把他召来广阔：“我用高颖、杨素为宰相，你多次在众人面前放肆地说‘这两个人只会吃饭，什么也不会干‘，这是什么意思？言外之意是我这个皇帝也是废物不成？”贺若弼回答说：“高颖是我的老朋友，杨素是我的舅舅的儿子，我了解他们，我也确实说过他们不适合担当宰相的话。”这时因仓言不慎，得罪了不少人，朝中一些公卿大臣怕受株连，都揭发他过去说的那些朝廷不满的话，并声称他罪当处死。
隋文帝治罪贺若弼，贺若弼苦苦哀求皇帝饶他一命。隋文帝念其平陈有功，只将其贬为庶民。
父子两代人，同样是因言多而坏事，的发要忌那些不该讲的话，以免招致辞不必要的祸端。
孔子曰：“不得其人而言，谓之失言。”面对你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却将自己的知心话和盘托出，对方的反应也未必好。因为你所说的话，都是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对方促膝深谈，就会显得你缺乏素质与修养；如果你说的话和对方相关，而你又不是他的诤友，他就会觉得你没有资格与他长谈；如果你一味地诉说自己的主张，而丝毫不顾及对方的感情，你就不会真正明白对方的主张。漫无目的地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那样有时会招致祸患。所以，逢人只需说出三分话。
美国的艺术家安迪渥荷曾经对他的朋友说：“我学会闭上嘴巴后，获得了更多的威望和影响力。”大智若愚，有学问的人通常不胡乱讲话。只的那些胸无点墨且爱慕虚荣的人才喜欢信口开河。“宁可把嘴巴闭起来，使人怀疑你浅薄，也不要一开口就让人证实你的浅薄。”这是一句值得大家牢记的名言。
所以说，与人交谈，首先要学会“少说话”。
你也许会反驳：“既然人人都要学少说话，那么，说话艺术就不必细加研究了。”其实不然，少说话虽然是一种美德，但在人们的生活中，只能“少说”而不能完全不悦。既要说话，又要说得精短巧妙，这便是口才的艺术。
会说话是种本事
为人处世，说话小心些，为人谨慎些，使自己置身于进可攻、退可守的的利位置，牢牢地把握人生的主动权，无疑是有益的。一个毫无城府、喋喋不休的人，会显得浅薄俗气、缺乏涵养，通常不会受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