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路上的骆驼刺

　　感谢《南方人物周刊》的友善之举，给我这样一个与中国朋友直接交流的机会。 　　中国和阿拉伯分处亚洲的东西两端，地理上的距离成为了阻碍双方交流的客观障碍。我们需要一条通道，一条不同于穆巴拉克的儿子设想的连接开罗东西的通道。在埃及的笑话中，皇太子要求父亲向政府施压，以在其位于开罗城两端的公寓之间架设一条窗对窗的通道。当然，我们怀揣的是雄心，而非像这位阿斗一样的野心。我们所做的，无不是为了增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使二者真正达到作为“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应有的认识程度。 　　更多的时候，阿拉伯诸国被笼统地称为中东，这种叫法值得商榷。“中东”一词不仅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而且是一个主观地理概念，欧洲的中东并不是中国的中东。另外，“中东”的指代性并不明确，它包含了地区内的一些非阿拉伯国家，如土耳其、塞浦路斯、伊朗，同时也漏掉了部分本属于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如科摩罗。 　　所以我所理解的二中――更准确地应被称为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两个地理概念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开启一种人性化的交往，从最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中阿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利益，这些利益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并关系到每一个个体。阿拉伯一有风吹草动，很快蝴蝶效应就会影响中国，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你在加油站又要为飙升的油价一筹莫展了。 　　很多中国人通常只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中国和外国，却很少从主观上把外国加以细分。全世界193个国家，各自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信仰和风俗，怎能以一个外国泛泛概括。我注意到，每每中国人关注“外媒”对中国的看法，大多是指欧美媒体，这些媒体又如何代表所有“外媒”？中国人有时把外国等同于西方，却忽略了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和西方。 　　在西方强势话语权的支配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境，这种困境被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提及，又被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引用，“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虽为德国人，但其犹太属性却被一次次强调，用以宣传犹太民族的聪明智慧，而萨义德作为美籍阿拉伯裔学者，他的巴勒斯坦难民身份却鲜有人提起。 　　远古的驼铃把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交往实实在在记载在史籍中，而非外交场合的彼此客套。丝绸之路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理论，也把印刷和造纸的技术传入阿拉伯。故宫的设计者中有来自阿拉伯的能工巧匠，当然他并没有告诉后来的故宫大盗们芝麻开门的密码。阿拉伯世界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以及唐宋开始大量定居中国的阿拉伯人亦密切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往来。巴格达（和平之家）、耶路撒冷（和平之城）、长安等中国古都与阿拉伯名城，在命名的寓意上也有相似之处。 　　这两种文明在交融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民族，这一民族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为两种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沙漠中的驼队虽古老原始，效率低下，但这种点对点的交往避免了第三方的干扰。现代化的网络迅速便捷，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隔两个民族相互了解的障碍。 　　当然，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双方的，由于语言上的隔阂和文化交往的缺位，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人缺少一个直接了解沟通的渠道。这种局限不只出现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窘境――了解世界只能通过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媒体。这就如同一个戴着眼镜的近视把自己所见讲给另一个近视，显然不如别人自己戴上眼镜看得清楚。因此，在这种现状下，阻隔在中阿之间的这条鸿沟非但难以消除，反而越来越宽。 　　事实上，我们对于一个仅建交十几年的国家，比与我们有着几千年交往史的国家反而更加了解。大多数中国人对一千零一夜耳熟能详，但对现代阿拉伯文化的了解却付诸阙如。 　　相当多的中国人能很轻易地列举阿拉法特、穆巴拉克、卡扎菲等这些阿拉伯领导人的名字，这并不说明他们真正了解阿拉伯。作为地区的领袖和代表，他们和中国领导人亲切会见的画面经常在电视上播放，其传记也不时成为中国书籍的题材，而普通阿拉伯民众的生活却很少能够被中国人直观地了解。 　　既然我们两个民族有着如此特别的历史联系，为何不能让其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呢？外交场合总爱翻旧账，光说历史，不谈现在，更不说未来。历史是一个基础，我们之间有着一个辉煌的令人羡慕的基础，何不用心经营现在，共同规划未来呢？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从前的丝绸之路如今已不再需要骆驼来完成，骆驼刺逐渐成为中阿交往中的障碍。双方的直接了解需要从民间交往开始破冰，今年年初，中国的几名大学生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巴勒斯坦人的真实生活，这是一个开始，但愿我们都能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拔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