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配的宏观格局既定之后，进入微观层次，即对个人如何分配，20多年来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只承认按劳分配，与公有制、计划经济一起，列为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理由是劳动，只有劳动，并且主要是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所以，分配也只能以劳动的质量和数量为惟一尺度。别的分配方式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皆在摈弃之列。
关于阐述分配理论的专著，已有多种。这里以一本张道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为据，对按劳分配的演变和评价略加摘介。按劳分配，包括农村和城镇。前者在生产队，实行工分制；后者在企业主要是公有制企业，实行工资制。当时，生产要素都属于公有，虽不参与分配，其实提取剩余，归于集体或国家。同时，排除市场核算，使劳动创造价值的计量陷于困难，最后只能采取平均主义，差距很小，成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和不干都一个样”，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配方式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不仅取决于劳动投入的数量和效率，并且取决于耕地和生产资料，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了。企业职工除实行“八级工资制”外，逐步采取奖金、计件工资和福利补贴，并在推行承包后，与企业效益挂钩，开始含有非按劳分配的因素，来自市场取向改革的带动。
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分配，明文提到的首先是资本、其次是技术，实际上还有土地和管理，连同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概念上还未完全清晰。原来，西方经济学很早从萨伊起，就有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分配说，受到批判，认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允许办个体工商业和私营企业，加上外资企业，按资分配就应运而生。证券市场和个人参股的股份制的崛起，就更加合法化。特别是对公私企业的经营者和技术骨干，仅是工资制加奖金，越来越不适应。于是，分配方式就多样化了，在按劳分配外，还有非按劳分配。至于什么是生产要素，说法很多，最广泛的包括一切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广告等。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有不少说法，从各种要素在生产经营中都起作用、都有贡献起，到是否都创造价值，或者基于其稀缺性而反映在供求关系上，因此都该参与分配、获得回报，有利于合理配置和节约使用这些社会资源等等。
从按劳分配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革，并导致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技术市场和人才市场的萌生和成长。这已经不是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开始与国际接轨。由此而来的另一结果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在工人、农民外，增加越来越多的新社会阶层。有人认为，这是市场规律，又是社会规律。
值得注意的，多种分配方式导致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贫富差距，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按照市场规律，供求决定价格，由于我国劳动资源特别丰富，几乎是无限供给，而资本、技术、管理都是稀缺资源，两者之间的分配差距就越来越大，难以遏止。这几年来，按资、按技分配，既在总体上不断提高比重，又在个体上不断提高水平，而按劳分配那块，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直至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地步。弱势群体的产生和扩大，正是这种分配格局市场化的结果。人们在肯定按要素分配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不能否定其消极效应如两极分化、弱势群体、社会矛盾甚至超经济剥削。
还要看到，在上述分配方式外，实际上有其他潜规则，最常见并深入、扩大到各个领域的，有人称为按权分配，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内有不合法，也有半合法、“打擦边球”甚至合法的。谈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人质疑：勤劳能致富吗？对暴富者，有人质疑：合法经营能暴富吗？在原则上认同当前分配制度的前提下，有人认为，分配不仅是经济政策，更是社会政策，却被忽视了；有人认为，当前出现社会断裂，重要原因之一是还未理顺分配关系。
有关数据表明，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1978年为15.7%，1980年为17.1%，是上升的；以后不断下降，1990年为15.9%，1995年为13.9%；而2000年为11.8%，2003年为11.4%。对此，应有呼喊。迟逼林：《使多数人不断分享改革的成果》，《改革与开放》，2004年第8期。
成也分配，败也分配。蛋糕做大了，一定要分好。如果分配不公，无论社会财富增长到什么规模，只被少数人得到，还有相当多的弱势群体，正像邓小平10多年前所担心，“将来要发生大问题”。难道这是杞人忧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