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请官员吃饭"有何难

　　香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在这里，生意人不擅应酬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负责人说：“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他笑着补充了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身份证，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因为除了16.5%的利得税外，这里再没有任何眼花缭乱的税种；不擅应酬，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　　这就是香港的经商环境——对那些踌躇满志的创业者来说，堪称一种享受。　　“积极不干预”　　香港在全球范围内都被视为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依据国际商会公布的“市场开放指数”排名，这里被誉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　　连续十几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后，香港获得评选发起者美国传统基金会这样的评价：一个没有贸易障碍的免税港，政府在经济方面干预很少，金融与银行业限制很少，薪酬与价格干预很少，产权观念牢固，维持低程度的规管，非常规市场活动很少，一个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　　“积极不干预”正是几十年来这座城市一以贯之的经济理念。上世纪70年代，港英政府时期的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最早提出了这一口号。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香港：“一个在香港开店的商人会发现这里的税负低……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他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他会幸运地发现这里没有政治。”　　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在考察香港后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他将香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视为“良好经济政策的持久样板”。　　但香港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面相。夏鼎基在经济领域推行“积极不干预”的同时，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则在公共服务领域下了大力气，第一次建立了基本福利体系，并推动了九年免费教育和十年公屋建设。　　大市场，小政府　　时至今日，这种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市场经济哲学仍然随处可见。　　一些时候，政府会躲在市场后面。香港企业平均每年只需要缴纳3次税款，处理税务的平均时间只有80个小时，远远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平均值215个小时；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均可平等进入各个行业进行投资而无需获得政府批准；香港商界的行业协会往往是民间发起成立，没有任何政府拨款。　　另一些时候，政府则会挡在企业前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香港特区政府专门针对中小企业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担保计划。计划的核心是，如果银行借款给中小企业出现坏账，特区政府愿意承担80%的亏损。最终，许多中小企业因政府担保拿到了银行贷款，顺利渡过危机。　　最值得玩味的故事则发生在1997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作为香港第一位华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曾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国际金融炒家。而在打赢这场金融保卫战后，港府主动退市，以出售官股盈富基金的方式将丰厚的收益还富于民。　　“我们发展的方向，就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方针。必须采取主动，研究如何结合政府与市场力量，贯彻‘大市场、小政府’的理念，缔造最能支持经济发展的环境。”曾荫权在一篇题为《大市场、小政府——我们恪守的经济原则》的文章里写道。　　长久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始终以“拆墙松绑”（减免税收）的理念作为经济繁荣的制度基石。在这种市场氛围里，不仅常态下与政府有关的市场活动十分鲜见，那些试图通过与政府官员“处好关系”从而获取便利的生意人，也往往面临名声扫地的风险。　　“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香港贸发局的一位内地业务拓展总监这样说。　　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　　在世界银行针对183个经济体发布的《2012营商环境报告》中，香港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对于香港的营商环境，3000多家驻港中资企业或许有着更切身的体验。　　一家来自内地的健身器材公司从2008年起进入香港市场。让这家公司负责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香港分公司的财务报表“往往都很干净”，没有任何其他开支。　　“这里的营商环境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非常非常非常规范。”他重复了一长串，又笑着补充了一句：“还不用请吃饭。”　　质疑“接待就是生产力”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的地盘，“请吃饭”这张试纸，却检测出了迥异的经商土壤的酸碱度——其实人们都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商人请官员吃饭”，只有权力热衷于“吃饭”，“请吃饭”才会蔚然成风，才会成为一个在内地许多地方已然泛滥的潜规则。　　此前，《南方日报》报道说，甘肃天水市接待办公室的一则标语“接待就是生产力”在网上热传。接待办如此，商人也是如此，盖因无处不在、不得其所的权力，实在得罪不起。即在权力“败事有余”的情况下，想“成事足”的一方，谁敢不把权力供奉起来呢？因此，权力依靠其能够破坏生产力的能力，伪装成了其能够促进生产力；而接待或者说“请吃饭”，居然也成了“生产力”。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香港官员手中的权力没有扭曲，对本地方的经商行为没有构成威慑？关键的地方在于，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可以使官员本分起来。倘若一个官员用手中权力寻租，不仅得不到新获取的利益，还会连原有的利益也丧失掉，那么官员当然会谨慎使用手中权力。很显然，香港数十年来对权力行之有效的约束，一方面使得诸多官员形成了不滥用权力的习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就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官员即使想用权力谋取利益也难以得逞，特区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两起案例，并没有让人对权力的监管失去信心，相反却是作为成功遏制权力滥用的正面事件来看待。　　要弄清楚“不用请官员吃饭”离我们有多远，不妨先弄清楚商人和官员的“关系”背后，经商行为和权力介入的距离有多远，官员利益和权力运作的距离有多远，监督制约和权力通吃的距离有多远。　　权力因监管而透明，营商环境因权力透明而单纯，官民因权力单纯而获益——健康的市场环境下，“商人请官员吃饭”是横生枝节的额外成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成就大国崛起伟业的宏图里，“商人请官员吃饭”是除却奸商和贪官外，人人都不愿意见到的恶之花。　　（来源：《中国青年报》、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