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的苦难

　　有关矿难题材小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多年前读的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那份沉重，那份对苦难的深刻同情悲悯，让人难忘。而高鸿短篇小说《矿难》（原载《延河》2013年二期），同样是写矿难，却没有那么沉重，我感受更多的是生活中荒诞的喜剧性和无奈。 　　小说写一个叫广生的矿工，在一次临下矿的时候突然崴了脚，不得不去卫生所，这一偶尔小事让他侥幸的死里逃生，躲过了一次矿难。可他由于经济困难，也有家不能回，于是就在这当口外出打工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家里发生了大变故，所有人包括他老婆都以为他也在矿难中和其他遇难矿工一样死了，那老婆已经领了二十万补偿费，而他突然回家时，他老婆还绒花以为遇见鬼了呢。当然，人万幸地活着，是值得高兴的事，当二人迫不及待地亲热了一回之后，老婆绒花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广生没有死，那二十万的补偿费就没有理由拿了。她让老公赶紧离开家，继续到外地打工。以前没有钱时，广生有家不能回，夫妻俩不能团聚，现在有了钱，为了钱他老婆还得装寡妇，他们商量好以后用电话联系，过两地分居的日子。但当广生天还没明离家时，让一个叫拴狗的人看见了，于是这个村里 “黑皮”“无赖”之人拴狗，知道了广生夫妻二人的秘密，就常利用这个秘密来要挟广生的女人绒花，要占绒花的便宜，有一次居然还得呈了，还致使绒花怀了孕。不堪其扰的绒花只得也离家到了丈夫打工的地方，以为没事了，却发现自己怀孕了，算算日子，肚里的孩子不可能是丈夫的，而是那个拴狗的。女人不敢告诉丈夫实情，想回村上把孩子偷偷做掉，却又怕再遇上那个拴狗，她思前想后，样犹豫不决中几个月过去产，肚里的孩子长大到连丈夫也发觉了，她只得如实以告。当他们要打掉肚里的孩子气时，因为时间太长了，做人流不安全，他们只得听医生的建议，先把孩子生下来，到时候不想要了再送人也好。于是，孩子生下来，是一个女孩，广生立刻要送人，绒花说孩子这么小送人就等于送死，说过上一个月等孩子大一点再送人。广生无奈，只好如此。谁知等孩子满月了，女人又舍不得孩子了。于是有了下面这两个人的对话：“广生，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这孩子就留下吧，女娃娃一门亲，长大就嫁出去了，她会感激你的。” 　　“你说的是屁话！这种感激我不要！这狗杂种你再不送，我就把她摔死” 　　“摔吧！你现在就摔！摔死了我就不揪心了。女人紧紧抱着孩子，泪流满面”。 　　接着，就是小说的结尾：女人突然提出来离婚，说：“广生，咱们离婚吧，儿子归你，那二十万，俺一分也不要。”“你决定了？”“我决定了。”至此，小说戛然而止。绒花为什么要离婚呢？她是要用这个法子来逼丈夫答应留下孩子吗？以她丈夫那倔强，有些愚顽的性子，能改变主意吗？这个开放发散式结尾，耐人寻味。 　　回看小说的题目，矿难，小说用这个题目是否合适？这也值得讨论。如小说绝大部分内容，并不是写那一次矿难事故，那次矿难事故只是一个故事的引子，只是故事的背景一样的东西。当然，小说用这题目也是可以的，小说写的就是生活本身，而生活本身你要给强加个题目，就会显得多余，如中国古代许多诗，本来就是无题的，就用诗的第一句作题。可以说，这篇小说的题目，就是如此借用中国古代这种以第一句诗用作全诗题目的方式。这篇小说后面的全部内容，就是因为矿难这个大事件引起的。大事件制造了无数小事件，想想，如果当初不发生那次矿难事故，就不会有那一系列的故事。所以有人说，小说是生活走出常轨的产物，这话有道理。从事故到故事，新闻关心的是事故，而作家关心的是新闻背后的故事。中国近年来，如矿难之类的事故屡见不鲜，我们的新闻多是报导伤亡数字，而这些数字背后会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者造成家庭的重新组合，这些就只好留给作家们去关心了。而这篇小说，一个本分老实的人，偶尔一个脚伤意外捡来一条命，而一念之差的离家外出打工让他又意外地“骗得”了二十万补偿费，而这巨款又让他们丧失了平静的生活，甚至于要离婚。事情就是这样祸福相依，好事坏事来回转换，就像生活本身一样，难以用既定理念去框定。 　　小说写得活泼好看，情节此起彼伏，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合情合理，其间三个人物形象很生活化，很真实，作者不刻意或拔高或贬低他们，而是还原他们在真实生活中的情态。而描写最成功的却是那个女性绒花，她有情有义，善良有心计，她出主意让丈夫出外躲着保住那二十万，然后又与无赖拴狗周旋，当她在遇性侵时本可以砍向那个拴狗时，放弃了，这是她善良本性使然。而她对拴狗的孩子不舍，这不仅是本能的母性，更多的还是善良本性。而作为大男人，她的丈夫广生，在老实本分之外，就显得有些愚顽，死心眼，不能体谅妻子的艰难，对妻子的失身过于计较，对那个才一个月大，“已经会笑了，脸蛋红彤彤的，着实可爱”的孩子，他竟然说“这个杂种你再不送，我就把她摔死！”尽管这可能更多是气头上的话，但也暴露了他粗暴愚顽，缺乏爱心与同情心。经历死亡的他，怎么还这么地不懂得珍惜生命？！一个无辜地小生命来到这个世上，是多么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