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之夜，为什么整个村庄像熟睡一般鸦雀无声？
每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四起，绚丽夺目的焰火映亮夜空……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20年前的那个除夕夜。
那是“文革”时期，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消息传来，母亲当即昏厥，待醒来已神志不清，语无伦次。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母亲不知所措，她疯了。
和美之家一下子抽去了两根顶梁柱，剩下的，除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姥姥，就是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了。
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品学兼优的姐姐含泪放弃了学业，很快在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一天可挣得5分工，尽管如此，家里依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更痛苦的是，精神失常的母亲还时不时对这个破败之家来个毁灭性的摧残。她有个怪癣，平日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但只要一看见人流泪或听到鞭炮声(后来才明白她误会成枪声)，便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摔盆砸碗，直至声嘶力竭动弹不得。
因此，姥姥常常嘱咐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母亲面前流泪。
春节临近了，按乡村的规矩腊月二十三为小年，要烧香磕头放鞭炮敬拜祖先，而除夕夜吃年夜饭放鞭炮则是来年好运的预兆。早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姥姥心力交瘁，万般无奈中将我们姐弟叫到跟前，吩咐道：你们出去给家家户户磕磕头、说说好话，看能不能过小年不放鞭炮，三十再放，省得你母亲接二连三发作。我实在是怕了。
于是，姐姐带着我们出发了。
我们居住的院子前后约有九排七八十户人家。我们从头一排开始，每到一户姐弟四人便一字儿排开，齐齐下跪，告诉他们母亲的病情，乞求他们少放一次鞭炮。就这样我们不过走了十多户人家，人们便一传十，十传百，再后来家家户户都陆续出来人了。围拢来的乡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们下跪，一位年长的大妈抱起我，含泪道：
“苦命的孩子，我们都晓得，不用磕头了，我们不放鞭炮，一个也不放。”
我牢记着姥姥的叮嘱，拼命忍住泪水，然而，我却分明看见，围拢来的乡亲们全都流下泪来……
小年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
三十那天，吃过晚饭后，姥姥便领着我们着手准备即将面临的灾难。先是将乡亲们偷偷援助的家什一一转移到母亲够不着的地方，然后让年幼的我上床休息，他们四人则和衣而坐，围着小火炉静静地等候鞭炮声给这个家带来的灾难。
那一夜好长好长，躺在被里的我怎么也睡不着。只听姥姥轻声吩咐8岁的二姐守前门，11岁的哥哥守后门，她和姐姐则设法招架母亲，二姐和哥哥的任务是坚决别让母亲跑出屋。
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过去，我终于熬不住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公鸡的啼鸣声将我唤醒。那一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始终未曾响起，整个村庄熟睡一般鸦雀无声。好心的人们为了不让我们这个风雨飘摇之家雪上加霜，摒弃了几千年来流传的习俗，竟然连除夕也没放鞭炮。
以后的日子好过得多，被判刑15年的父亲只关了一年便得以平反昭雪。父亲出狱前母亲奇迹般康复了。再后来政府又补发了父亲的工资，并将我们全家迁居城镇，就此我们告别了那一方乡土，告别了那些善良的人们。
20年过去了，岁月的流水冲淡了许多记忆，但是，那个寂静的除夕夜却令我永生难忘，乡亲善良的义举时时感染着我。熟识的人都说我特富同情心，因为我被母亲们关爱过。我深深懂得，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也会给别人带来终生的慰藉，一如我，一如我们全家。
我再次遥望远方，默默祈祷：
愿你们永远平安!
(洪敏摘自《女报》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