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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福舜
关于陶渊明的研究，近现代以来的学术成果颇为丰富，有关陶渊明作品的笺注性著作已有多种，从基本资料的梳理到基本问题的考证，乃至理论形态的探讨，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在这种研究史的背景之下，再实现学术创新，取得学术业绩，谈何容易！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范子烨新著《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在充分借鉴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术创新，在陶渊明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均有显著的推进。
善于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展开研究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多年来，学术界把陶渊明及其作品放在了中国文化的视阈中解读，诸如袁行霈对陶渊明与玄学关系的研究、丁永忠对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以及罗宗强从文学思想史的角度对陶渊明的研究等等。范子烨在此基础上，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给陶渊明其人其诗以新的阐释。如作者认为陶渊明的“无弦琴”“既是充满诗意的，也是富于哲理的，它实际上昭示了老子哲学的‘有生于无’的终极性哲学观念”。从弹琴的形而下表现，开掘出“无弦琴”的形而上意蕴，从而对千载争讼的“无弦琴”问题进行了一种文化的、哲学的解读，揭示了“无弦琴”问题的深层文化和美学意蕴，可谓别具匠心。该书不仅探讨了陶诗与音乐的关系，还考察了陶渊明的宗教信仰及其与庐山佛教的复杂关系，对陶集中的若干名篇进行了专门的解读。对《咏贫士》诗的研究，尤其显示了作者的开拓精神。诗中“阮公”与“惠孙”这两个人物的真实面目一直晦而不明。关于阮公，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皆参照古直注：“阮公事未详。”只有李华曾怀疑“阮公为阮修”。作者通过钩沉、分析大量文献，考定“阮公”为阮修。至于惠孙其人，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称“惠孙事未详”，袁行霈未言惠孙为谁，王叔岷未言惠孙身份，龚斌亦云：“其人未详。”作者利用谱牒资料，贯通旧有文献，依据陶诗的本意，推论黄子廉与惠孙曾有“密切的交往”，考定黄子廉为江东名将黄盖之先祖，而惠孙即为江东孙氏基业的创建者孙钟。作者严密考证，打开了陶诗文本的潜隐世界，关注前人忽略的历史细节，解决了陶渊明研究史中的一个悬案。
当然，该书所涉及的内容在很多方面是前人以及时贤曾经探讨过的，诸如陶渊明与天师道的关系，陶渊明与佛教以及玄学的关系，在这些方面都已有权威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在这些老问题上，该书仍然体现了创新之处。在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问题上，前人或者认为陶渊明没有受到佛学的任何影响，与佛绝对无关；或者力主陶渊明受到了佛学的影响，俨然一位禅宗大师。其思维模式既过于简单化，研究结论也趋向极端化。与之不同的是，作者一反或否定或肯定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态度，以“拒斥和吸纳”立论，指出陶渊明在思想信仰上坚决拒斥佛教，但在文学实践中对佛家的文学形式又有所吸纳。他首先分析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与戴逵《与远法师书》在语言上的渊源关系，指出诗人意在对佛家因果报应说提出质疑，而《饮酒》诗二十首其二中“何事立空言”等诗句则是对佛家“积善积恶之谈”，即因果报应之说的申斥。作者还分析了慧远弟子对陶渊明的“讽刺与嘲弄”，从而进一步印证了陶渊明对佛教的拒斥。以上论证不仅文献资料翔实，而且思维细密、钩沉索隐，论析颇为深入，得出的结论也令人信服。
既运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又会通西方的相关理论对陶诗进行还原性解读，是该书的另一个特点。如对《饮酒》诗其五的分析，作者首先以中国传统的校勘学方法讨论其文本问题，即“悠然见南山”与“悠然望南山”，“此中有真意”与“此还有真意”，究竟何者为是。著者在确定“此还有真意”这一正确文本之后，又从“言意之辩”的角度切入，论证“此还有真意”之“还”与陶诗中“归鸟”的象喻意义，表现了陶渊明的回归意识，那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以及回归田园之后的愉悦、闲适。最后，作者联系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亲近本源”与“还乡”的理论剖析了“此还有真意”的意义。这样既显示了陶诗的深层意蕴，又在会通中外批评理论的基础上反证了“还”字乃是这句陶诗本字。此外，该书还善于将文学史实的考证与文学意蕴的分析密切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综合性研究。范子烨在其早年出版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即成功地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而他的这部新著也正是运用这种方法展开研究的。如《问来使》诗历来为治陶者所冷落，并且有人将此诗视为伪作。作者首先考证此诗并非伪作，认为该诗应作于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这一年陶渊明任王蕴的镇军参军。作者分析了《问来使》诗的深层意义在于“诗人强烈的故山之思与故园之情”，其艺术特点在于“有问而无答”。
总之，该书呈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富于开拓、创新的精神。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化陶渊明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