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暖怎么谈

　　相信市场的作用，反对在气候问题上的政府强制，这样的话语体系可以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围绕着气候问题的政治争论中获得话语的定调权。 　　 　　过早到来的炎热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常识：气候正在变暖。这确实是一个人人皆视为真理的常识，媒体每天都在这么说，人们也都对此忧心忡忡。 　　但是，当媒体讨论到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时候，却似乎有些扭扭捏捏。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承担与其经济增长相应的责任，媒体将此解读为发达国家推卸自己的责任。更有人怀疑，这是发达国家利用气候问题阻止中国经济增长的阴谋。这个时候的评论家似乎也不担心气候变暖的趋势了。 　　于是，气候问题就成了国际政治斗争的新领域。这样的辩论看起来很有力，但这种对抗性思维大概会让外人对中国形成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印象。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原因在于参与这些讨论的人士没有面对问题本身，而以为自己在参加大专辩论会，仅以驳倒对方为乐。 　　这种姿态的背后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尽管古人向来相信以德服人，但近代以来，也许是因为经受了国家地位严重下跌的创伤，所以一下子都变成了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哲学的忠实信徒：国与国之间永远只有利益，而且，这种利益之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有所得，另一国或其他国就有所失。 　　所以，某国让中国增加进口，就是要害中国。某国让人民币贬值，也是在害中国。当然，重商主义观念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对方提出那些建议，可能确实是想给中国增加责任。但是，如果单纯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必然就会让讨论变成势不两立的争吵。而且更糟糕的是，很可能把自己也绕进去。比如，即便从本国利益的角度来看，适度地增加进口、让人民币升值是可取的，但现在，仅仅因为那些政策建议是对方提出的，就干脆拒绝。 　　关于全球变暖的讨论，同样可能陷入这样的话语陷阱。中国国内民众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环境污染的危害，北方城市最严重的污染之一就是工业、汽车废气排放，所以，民意也要求减少排放。但到了国际舞台上，人们就用另一种声音说话了，仿佛中国不需要减少排放。这样的说法再回到国内，会发生何种效果？ 　　要摆脱这样的话语陷阱，就需要超越国际社会只有零和博弈这样的错误观念，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不是看别人在干什么、说什么、如何看待自己，而是直接面对问题本身，真诚地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一旦站在这样的高度，就可以讲出让其他国家信服的道理，反而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居于主动地位。 　　比如，关于气候变暖，首先应当提请国际社会再次确认，所谓气候变暖究竟是不是一个铁的事实。对此问题，科学界的看法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比如，2001年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曾说：“在过去50年中发生的可观察到的变暖，有可能归因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报告发现，这“不大可能”( 近乎极其不可能) 仅是内部变化造成的结果，单纯的自然力量也不太可能解释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气温持续升高的原因。向来以精确严谨而著称的科学家们，在这里却使用“可能”、“不可能”这些模糊词，这说明，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未知的东西还有很多。 　　既然如此，是否需要通过政府的强制手段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际上，人类早在100多年前就知道工业废气可能导致气候变暖，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相信照着现在的排放量，气温将很快上升。既然如此，人们就希望诉诸立刻见效的政府强制。《京都议定书》的基本预设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只有通过各国政府的管制才能解决。 　　但是气候不会立刻变暖，这就没有必要依靠政府的雷厉风行，而是完全可以依赖市场、社会的自发努力控制排放。实际上，人们对排放危害的认识会推动技术进步，推动企业采取减少排放的工艺，也会推动人们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中国为例，随着健康在民众心目中的价值排序上升，以至于超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就会自下而上地推动地方政府强化环保措施。而企业也会在舆论压力下，采取更为环保的工艺。因而，从长远来说，人类社会内在的自我调整机制，就会让整个社会在污染与财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相信市场的作用，反对在气候问题上的政府强制（当然也包括他国的强制），这样的话语体系可以让中国在国际社会围绕着气候问题的政治争论中获得话语的定调权。同样，在贸易政治问题上，自由贸易理论也总是可以让自己居于一种话语的优越地位，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当然，一个前提是：自己是否相信市场、相信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