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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和、吕日周等具有鲜明强人主导色彩的改革所激起的大幅反弹不同，张锦明认为自己遇到的阻力或争议是一种潜在的，但又是更深层次的分歧。多次博弈后，张锦明不得不在一些方面退却。体现党内决策权、监督权、执行权分离的党代会监督委员会在雨城区运行3年后悄悄取消。
现在，张锦明认为自己“已过了做梦的年龄”，她感到快乐并热衷的，是参加“爱心世界”小组活动。空闲时小组就聚在一起，张锦明穿着休闲服和年轻人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儿童少年就读书问题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做调研,搞宣讲，这是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亚平主要忙乎的事。“我非常适应现在的研究工作，有利于总结、观察和思考。”宋亚平对《凤凰周刊》记者说。
口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宋亚平在思考和演讲时，调动资源最多的仍是自己在咸安政改的心得。
宋亚平在商海搏击10年之后，1999年就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相对吕日周、仇和的“铁腕”风格，宋亚平的施政措施是“以柔克刚”。
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宋亚平先做好种种铺垫工作。第一步，推出了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5项保险的“5保合一”保障制度。半年后，宋亚平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
接着第三步，宋亚平对留守的干部进行竞聘和人员分流，在乡镇一级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对于乡镇下设的“7站8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在全国率先推向市场。
近5年中，宋亚平推出了14项改革，端掉了3000多人的“铁饭碗”。
但咸安的风雨让宋亚平已经精疲力尽，“我现在主要是诠释和宣传党的政策，一般不大去想自己对改革开放的看法。”宋亚平说。
坚守的改革者
与宋亚平们不同，在风雨的洗礼下，仍有一部分坚守的改革者，他们依然那么个性鲜明，执着前行，不管职位变化与否。
现今，王晓桦还是县委书记，只不过已于2009年2月由河北邯郸市成安县平调到河北邯郸市大名县。
2009年，在河北扩权县中，多数县委书记级别提为副厅级，王晓桦仍是正处。
但王晓桦仍然继续惯性思维。到大名县上任没多久，王晓桦又将成安县成功经验移植到大名，密集出台了《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党组织公开预提名制》、《常委会票决制》、《全委会票决制》、《选任过程公开通报制》、《群众认可度测评制》等10项新制度。同时将大名县20个乡镇和50多个县直部门的行政职权目录、办事流程和收费标准等进行公开，各单位设立机关导示图和岗位职责牌。
王晓桦在河北成安县任书记5年多中，“4套班子”是全国最容易找到的领导班子。所有成员的电话号码都公布在县委的网站、办公室门口、政务公开栏等媒介上。
如果你不打电话，亲自上门找，更容易，群众可自由出入县委、县政府大院，并把59个县直部门、1000多个公务员集中在一个院子里透明办公，以方便群众找人办事。
王晓桦“以政促经”获得了成功，成安成为邯郸东部县的第一名。
“党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在基层党委政府里是带有普适性的经验”，凡遇媒体采访，王晓桦总是尽力解释自己不是特立独行。
王晓桦有意与吕日周做了比较：这跟吕日周通过个人权力推广不一样，他更多的是雷锋式的高尚行为，靠个人带动，但对体制没有变更，迎合了老百姓的清官心理，但官员对他好评不多。他可以今天下去视察，看到一个老百姓的问题，把局长叫来，责问这个事怎么弄的，明天再问这个事弄成了没有。个人高尚的行为多于他的理性思考。我首先是创造一种制度，然后通过这套制度来保证党政权力的良性运行。
搞“通透式”办公，王晓桦承认不可能没人骂。但王晓桦不在乎：“你想选择左右逢源，没有的事。”
平级调任后，风格依旧的改革者还有罗崇敏。
38岁才当副科长，50岁便已是正厅级干部的罗崇敏，2007年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继续让属下跟不上速度。
2008年罗崇敏让省教育厅55岁以上处级干部全部卸任，全厅处级、副处级干部公开竞聘。
2009年9月，罗崇敏拍板取消全省统一的初中升学考试命题，下一步将全面推行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11月16日，罗崇敏提出一个目标：通过3年努力，让在滇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达2万人，并引进100个以上国际交流合作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人士表示，厅长喜欢思考大事，天天操心国际化的大事。
罗崇敏惊心动魄的举措，在其红河州委书记任上显得淋漓尽致。
2002年11月，罗崇敏从云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调任红河州委书记。看到1998年四川遂宁首开正副乡长直选先河，罗崇敏就设想在自己的地盘上进行培植。
2003年罗崇敏背着省委在红河州石屏县全县推行乡镇长直选。罗一度设想，石屏乡镇长直选成功，就推行全州乡镇长直选，最终推行正副县长直选。但随后因中央有关调研没有表态而作罢。
罗崇敏有意强调自己的不同，是全盘地改、系统地改。
2004-2007年，罗崇敏陆续出台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7项改革。其中，罗崇敏将医院和宣传机构置换成社会人，全部企业化运作。但运行后无法与大环境对接，阻力反弹。罗崇敏离任后一些举措就已开始变形。
2006年9月15日，红河州委书记罗崇敏等领导视察在建重点红河大道工程
有人笑他“政治幼稚”。更多人评价他干了本不是一个州委书记干的事情。
“从我身上，你能看到一个中国地方官员推行自下而上、触及体制的改革，能走多远。”罗崇敏把自己当作客体来审视。
罗崇敏还有一个别人很难撵上的速度：30岁才念初中，40多岁拿到博士文凭，但现在已有18本专着。
与王晓桦、罗崇敏不一样，陕西省神木县县委书记郭宝成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坚守。
陕西省神木县不是东部县市，却先于东部实施了两个“免费”。一个是12年免费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学费、杂费、课本费、住宿费、电教费全免，每人每天还有3.5元的生活补贴。另一个是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即住院起付线和封顶线办法，乡级定点医院起付线为200元/人次，县级定点医院400元/人次，县外定点医院3000元/人次。起付线以下部分由患者自付，超过起付线范围内金额，县内定点医院按照管理办法给与全免，县外定点医院除各种检查外，按70%给与报销。每人每年报销封顶为30万元。
“两个免费”的操刀手就是郭宝成。“谁敢说取消它？老百姓首先不答应！”郭宝成将自己绑在了一架战车上。
面对汹涌而至的舆论环境，郭宝成不得不反复用“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12年免费教育，这道免费的午餐好过‘满汉全席’”这些话语丰满了自己的旨趣和决心。
仇和也在坚守改革。而其以省委常委之身，在省会城市试验改革，则更具有中国地方改革的风向标意义。
52岁的仇和比其他改革者都幸运。1996年担任江苏沭阳县委书记后，宿迁市委书记、江苏省副省长、云南省委常委兼昆明市委书记等职务是拾阶而上。其他的9个改革人物，没有能升到省委常委的。
但仇和也不幸，社会对他的评价自始至终是两极化：青天或者酷吏。
仇和上任昆明市委书记不久，“全民经商”、“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不符合《劳动法》”、“强逼拆迁”、“卖医院”、“卖学校”、“富民县一号文件”、“瞌睡门事件”、“城中村改造”、“女宣传部长不敢穿高跟鞋”、“昆明的改革是在搞‘人治’”等争议象在宿迁一样，又开始铺天盖地的缠身。
在不动摇、“快、狠、无私”仇和式行政风格的同时，仇和开始听取吕日周等朋友的建议，积极与媒体沟通澄清。
2009年11月17日，仇和登上“云岭大讲坛”。针对舆论认为昆明是在搞“大跃进”，仇和解释，如果没有把握，谁也不会拿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搞试验。而对于“卖医院、卖学校”的说法，仇和回应自己从来没有卖过学校和医院。
看到改革者们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各种压力和质疑，吕日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现存的体制性缺陷：有改革，缺评估；有争议，缺结论；有认可，缺演绎。
吕日周想用自己的力量，为那些仍在权力位置上的改革者正名助威，“因为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吕日周说。（作者：罗科）
来源：凤凰周刊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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