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云芳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10年01期
中图分类号：F752.7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17（2009）05－0020－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实施了从点到面渐进式对外开放战略，要素配置机制从计划机制过渡到市场机制，其着力点在于通过优惠政策集聚外部要素，改善中国要素禀赋现状，解决要素短缺困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成为世界要素集聚最多的国家之一。1979—1982年，外国直接投资只有17.7亿美元，但到1992年就猛增到110.1亿美元，2008年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923亿美元①。在对外贸易领域，1980—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由381.4亿美元增长到17 604亿美元，27年中增长了46.15倍。其中，出口额由181.2亿美元增长到9689.4亿美元，增长了53.5倍[1]。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已获得李嘉图所说的“比较利益”，经济规模（GDP）和对外贸易获得长足发展，吸纳了大量城镇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然而，中国在获得收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
在巨大的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背后，生产要素的收益，特别是劳动力收益状况并没有随外贸增长而同步增加，广大劳动者的福利状况没有紧随外贸增长而得到同步改善。如果考虑到生活质量指标，劳动者的福利状况甚至下降了。因此，研究对外贸易中劳动者收益，清楚地了解大量持续出口的真实含义，意义非常重大。
一、贸易与要素收益理论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国际贸易中的收益；特定要素模型假设：资本是制造业部门的特定要素，土地是食品部门的特定要素，劳动力是移动要素，或公共要素，即制造业部门和食品部门都需要投入劳动，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自由移动，而特定要素是不能移动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收益状况会改善，而进口部门特定要素的收益状况会恶化。反过来，一个国家特定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会改变产业扩张路线，并进而影响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如资本总量的增加，会造成制造业生产的扩张，并最终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资本所有者的收益会提高。相反，食品生产萎缩，食品进口增加，土地所有者的收益减少，这就是偏向性生产扩张理论。也就是说，要素的供求状况会影响产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要素收益；依据刘易斯[2]的理论，在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以不变工资水平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升，因为现代部门的利润只归少数资本家掌握。只有在二元经济结构消失之后，工资水平的上升才是可能的；福利经济学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第一定理表明，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率，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由此可以推论，任何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帕累托最优[2]；舒尔茨认为，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就会不断增长，而且，由整体经济体系中的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所谓“现代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就未必是刘易斯所理解的那样；拉尼斯和费景汉[3]对刘易斯的模型进行了修正，指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在这种要素分布下，应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经验研究方面的奠基人库兹涅兹通过分析得出，各个经济体中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的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60％的人的收入份额之比，在发展中国家都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得出倒U型假说②。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现有的丰富要素——劳动力，大量引进资本与技术，表面看资源得到配置，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整体经济的技术水平提高缓慢，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而且腐败、寻租现象屡禁不止，社会公平程度更加低下[4]。
二、出口偏向型经济增长
（一）偏向型要素投入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有两种要素：劳动力（L）与资本（K）；这个经济体生产两种产品：制造业产品与信息产品，且两种产品的生产都需要投入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投入比例由要素禀赋决定。并且，制造业产品生产投入较高比例的劳动力（L／K），信息产品则需要投入较高比例的资本（K／L）。根据要素禀赋状况，中国拥有大量劳动力，则中国生产制造业最有效。因为中国拥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要素，资本是稀缺要素。所以，在制造业产品生产中，可以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形成偏向型要素投入。通俗地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图1可以说明这一点。制造业1表明资本和劳动力同比例投入，制造业2则表示在生产过程中投入较高比例的劳动。如果一个经济体资本较丰富、劳动力短缺，则会选择相反的要素投入方式，即投入较多的资本，形成资本的偏向型投入。
图1 制造业生产中的偏向型要素投入
（二）偏向型出口扩张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生产要素差异，经济会发生偏向型扩张，即经济增长偏向于某一生产部门，或某个产业。如果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偏向于出口部门的经济增长，即为出口偏向型增长[4]97，根据特定要素理论，在相对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会影响经济的偏向性[4]249。拿中国来说，由于劳动力丰富，中国就会偏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较少的生产信息产品，生产可能性边界就会偏向于制造业产品，形成偏向型经济扩张（如图2）。
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偏向于制造业方向，即发生了偏向性经济扩张。就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由于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较高，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整个经济呈现出偏向于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出口偏向型经济增长。这个结论已经被我国众多经济学家论证，也可以从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中反映出来。2003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60.2％，2004年达到了80％，2007年则超过了80％。
图2 生产可能性边界与偏向型经济扩张
（三）要素集聚模式导致了偏向型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依靠优惠的政策，实施了“以市场换资本”“以市场换技术”从点到面的市场开放，并通过稳定汇率政策、出口退税、对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关税减免等贸易政策，以及差别化优惠政策，引导国内资源向出口部门和外资投资领域偏向性流动，吸引了全球大规模的官方与私人资本。跨国公司抓住了中国低估要素价格、优惠政策的有利时机，加快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形成了国内大进大出的贸易结构和出口偏向性产业的发展。国外跨国公司向中国的入驻，使中国集聚了巨额的资本要素。这些资本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的比较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钢国，彩电、空调、冰箱等家电产量也均居世界前茅。中国迅速成长为大规模输出门类齐全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制造基地”[5]。在对外贸易上，1980—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由381.4亿美元增长到11547.9亿美元，25年中增长了29.3倍。其中，出口额由181.2亿美元增长到5 933.7亿美元，增长了31.7倍[6]。
三、出口偏向型经济扩张中的要素收益分析
（一）劳动力与资本的收益比较
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密集地使用了该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并出口。从要素收入的角度看，出口部门中密集投入的生产要素会在国际分工中受益，进口部门密集使用的要素会受损。拿中国来说，由于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资本而言，中国的劳动者在国际分工中应该获得较多利益。同时，在一个经济体内，如果只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在资本一定的条件下，其经济产出，如GDP，会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如图3显示，在资本一定的情况下，GDP就成为劳动力的函数，即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加，GDP也随之增加。但是，从图4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劳动投入的不断增加，其边际劳动产出却不断减少，曲线的形状越来越平滑，反映出边际劳动产出（MPL）递减规律。
图3 生产函数曲线
图4 边际劳动产出曲线
在中国，给定资本的条件下，由于劳动力的巨大供给，劳动收益即实际工资率就会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即图4中的OW。资本相对稀缺，资本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即图4中的WA。在社会总产出中（GDP），即边际劳动产出曲线（MPL）以内的部分（AOCB），工资总额在GDP所占的比例就是长方形OCBW。的面积，低于资本总收益，三角形AWB的面积。所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劳动者收益远远低于资本收益。在GDP中，居民工资所占比例只有12％～15％，发达国家是25％。在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不及政府和企业收入的增长。过去10多年，职工工资在GDP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从上世纪90年中期的15％降至2006年的大约11％[7]。为加工贸易贡献最大的农民工的工资更低。1980年，农民平均年收入191元，2007年增至4140元，增长了21倍。在此期间，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了约28倍，2007年城市和农村年收入差距扩大到约3.5倍[8]。国际劳工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间，中国人均产出增长了63.4％。但是，高增长率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9]，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统计显示，1990—2003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3％，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7.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增长4.3％，经济增长速度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别高1.6和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匹配[10]，绝大多数普通居民没能有效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在对GDP的分配上，中国的工资占GDP的比例已从1992年的54％下降到2005年的41％和2006年的30％左右，处于下降趋势。而美国的这一比例是5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与发达国家相差巨大。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率通常在54％～65％之间，而我国2003年仅为12.6％[11]。
中国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对外贸易中，广大劳动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收益却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劳动力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与经济增长，特别是与外贸增长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固然，由供求关系决定了中国劳动力工资处于低下水平，这也是中国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主要源泉。但与资本相比，劳动力的相对收益偏低，造成了强势资本与弱势劳动力的强烈反差，表现在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占比60％的出口贸易中，资本得到的多，劳动力得到的少，即形成所谓的“血汗工厂”。
（二）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要素收益分析
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2 116.3亿美元，贸易顺差为1 141.7亿美元。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中，有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1 0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更是占到总额的83％[12]。在跨国公司贸易转移带来大量贸易逆差的背后，并不能掩盖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益。1990年以来，外国投资者一共汇出了2 700亿美元左右的利润，这还不包括有相当一部分的利润被用于再投资。外商投资企业中，三分之二以上实现了赢利。美国的公司由于竞争力强，表现尤为突出。据美国商会2004年的一项调查，86％的美国公司在华收益正在提高。42％的公司在华利润超过了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中国出口美国的大量物美价廉的日常消费品，则让美国广大消费者得到了实惠。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显示，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仅2004年就为美国百姓节省了将近1 000亿美元，而美国的零售商，不仅通过销售中国产品赚取了巨额的利润，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2004年美国公司从中国制造的产品中获得的利润近600亿美元，占标准普尔公司全年利润的10％以上。
1994—2006年，我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是“双顺差”结构不断强化。13年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并且顺差规模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贸易收支持续顺差使我国成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焦点，恶化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成为全球失衡调整的“买单”者。20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恶化而诱发了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元贬值，日本为失衡付出了代价。而这次失衡的调整，最终要以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的货币升值来解决，拥有高额外汇储备的东亚国家（主要是中国）不得不成为最后的“买单者”[13]。
如果一个国家存在贸易顺差，意味着该国的总支出大于总需求，存在储蓄剩余，经济体对外借出资源。多年来，中国除了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外，还将大量的原材料，如矿石输出国外换取外汇，又将外汇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意味着中国对外物质资源和资金的双重让渡。美国政府用中国购买债券的钱去投资，中国只拿到利息收益，美国公共福利水平得以提升。如果将中国对外让渡的物质和资金看成是有形资源的话，那么，还有多少无形资源的让渡没有算进来，那就是环境和国民的健康，这些损失和破坏拿金钱是无法衡量的。
根据美国摩根斯丹利的统计，美国人由于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在过去10年给美国节约了6 0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的债券，等于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借给美国投资者使用。到2009年3月，中国持有7 679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相当于中国去年GDP 4.32万亿美元的18％。中国持有的包括国库券在内的美国债券达到1.39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在海外发行债券的1／4，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32％[14]。
美国是经常项目逆差最大的发达国家，已连续13年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美国却从进口中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经常项目差额的典型案例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国际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配格局[15]。当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巨大，每年已达到约5 000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5％，表明美国进口已远远大于出口，美国用一堆纸（美元）交换全世界的物资，全世界特别是中国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的消费。其结果要么是中国等国家由于长期向美国输出物资而导致内部出现严重的贫困、失业和环境危机，要么是美元突然崩溃，美中央银行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导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从而引发严重依靠向美出口拉动经济的国家如中国经济也出现严重衰退[11]。就中国而言，多年来，中国竭尽本国的资源大量出口，让渡本国有限的资源，换取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并没有用于本国居民的福利，而是投资于美国，再一次用于改善美国国民的福利（如图5）。
图5 中美贸易关系
四、劳动力要素收益低下的原因分析
（一）内部原因
1.“户籍”制度限制了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动。中国流动性最强的就是大量的农村流动劳动力。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制约了高级人才的流动。这就必然造成农村流动劳动力长期处于较低工资水平。
2.由于行业垄断性，造成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要素价格扭曲。
3.不同的市场环境。出口产品要面对国际市场，而垄断性行业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相对充分，而国内市场的竞争相对较低，出口部门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国内垄断行业的要素价格处于较低的位置。
4.政策性原因。改革开放中，政府给予资本优惠的待遇，使资本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在国内，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少数资本所有者得到政府政策的倾斜与保护，加大了贫富差距。
5.歧视性资源配置体制。政府扶持、保护的行业和企业优先得到土地、低息贷款，造成要素配置效率低下。
（二）外部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为所有要素打开了门户，创造了盈利机会。在以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支配劳动，资本能调动其他资源。正如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整体的世界资本主义，将亚洲作为他们的制造业基地，以农民为基础的劳动大军——正受到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剥削。因此，中国的劳动者，不仅为中国经济的扩张做出了贡献，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牺牲者。
2.供求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拉美、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进入90年代，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加紧融入世界经济，使世界劳动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全球劳动力增加了一倍。劳动供给的增加，低技能劳动大军抑制了工资的增长。与此相反，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收益却始终享受着高回报率。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劳动力要素的不可储存性决定了一天不使用，就失去了一天的价值，但却仍然需要一天维护劳动力延续的成本。劳动力的这一特点更使之处于要素收益谈判的弱势地位。
五、政策建议
（一）改变要素集聚模式，提高劳动者素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贸易从数量型向质量性的转变，就要改变要素结构，通过培育、集聚等各种方式获得自己的稀缺要素，形成要素优势，从而改变在全球化中的分工地位。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不但要积极集聚内部要素，实现要素在不同地区的自由流动，而且还要采取措施，有效集聚外部要素。特别要对本国劳动力要素进行投资培养，提高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形成“动态要素禀赋”，改变自己的要素弱势地位。
（二）发展第三产业和服务业，扩大就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提升国民经济由量到质的重要步骤，也是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扩大就业的有效措施。
（三）科技创新，改变要素结构
科技创新是改变要素结构的关键，其中，人才是自主创新最根本、最关键的要素。有了人才，自然就有科研成果、科技信息等创新要素。集聚人才，一靠培养，二靠引进。
（四）提高工资性收入，刺激内需
工资应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特别是社保机制的建设、公共设施建设要体现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公平和效率问题实际上是：公平就是让居民较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公平程度的提高，实际上主要是社会最底层群体福利状况的改善。
收稿日期：2009－06－15
注释：
① 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年）数据。
② 倒U型假说是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库兹涅茨引证了普鲁士1854—1875年的数据论证了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的趋势。之后又分析了历史上美国、英国和德国萨克森地区以及二战后一些国家的数据，阐述了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不平等随经济增长得以改善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增长的后期阶段则逐渐缩小。”
作者介绍：范云芳，西安财经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范云芳（19640－），女，陕西富平人，西安财经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贸易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