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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康德人性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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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康德人性观比较

雷武锋

(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江苏南京%"&&,()

摘要: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规定好了的;通过对先天本心的养护就可以实现人的道德化;康

德则认为人性是由自由意志决定的,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人性的实现是善对恶的拯救过程。这两种人性观造成了中西人格特征的基本差异。

关键词:人性;善;自由意志;恶;人格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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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种有道德的生物,因为人在塑造世界的同时,也塑造自身,而自我塑造和创造首先面临着在行动中进行选择,如何才能正当的选择?这一问题使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有道德的人,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也引起了无数哲人的道德探险。但古往今来的回答又最终将我们推向了人性论的探究,因为决定我们做什么和将要成为什么的基本前提是我们的本性是什么,“道德与其说是关于我们做什么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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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如说是关于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比较中

看做一种先验的东西,都寻求人心中固有的良知,追求人的独立意志和理想人格,但在这些相似探求的背后却掩藏着是他们最基本的差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是先天规定的,并且在许多层次上予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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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傅伟勋曾从"&个方面进行过辨证!%#,但

概括起来无非是两个层次,一是从人的行为本能看,孟子提出了“四端自发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

($"(+)"(*)!(#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

西人性观的一个前设条件是人们对普世伦理的追求。孟子作为儒家心性论奠基者的重要代表,其人性论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伦理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康德的人性观也最能体现西方伦理观念的精义,考察二者人性观的差异及其所带来的伦理观念冲突,必然为我们寻求普世伦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智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是潜藏在人心中的善;二是从逻辑上看,孟子认为:“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

($"(*)!(#独至于人而疑?圣人与我同类者。”人,即使是

圣人也是同类的,心性都是相似的,所以人性本善是普遍的。不管是自然本能说(四端自发说)还是类比说,孟子的论证都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道理的必然性,因为他只是一味地从经验层次来说明人心本

一、人性的本质

孟子与康德在探讨“人性”之本时虽然都将其

收稿日期:!""!#"$#"%

善的先天规定性,由于人的生活经验中有种种善的现象,所以人性是善的,这完全是一种由果溯因法。以自然现象的因果律来类比人已经大可置疑,更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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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要确立两类事物的因果关系,都必须有条件的限制和某种普遍定律作为依据,比如“无风不起浪”就是以物理定律作为基础的。要不然要断言属于原因的那种东西存在,就必须对它作独立的证明,而不能只列举一些想当然的现象,说这些现象就是原因的结果,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认识方法。

康德认为人性之本在于自由意志,是不可规定的。因为在康德看来,不管人性是善是恶、非善非恶或善恶相混,这都属于现象,人的本体之性则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虽然被称之为“性”,但决非自然之性,而是本质之性,其中没有与生俱来之意,也就是说它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的和无条件的,“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本身就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惟有在这种条件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实践法则符

($%&)!"#合一致。”自由意志作为一种形式法则,不可能

以夺志”的儒家传统,进一步突出了对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追求,“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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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人不但要持守自己志向,而且更应维

护人格尊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

($+,)+%)!*#夫。”另一方面,孟子又继承了孔子“博施与

民而能济众”的传统,认为只有在修身养性基础上推己及人和兼济天下,才能使人格充实完满。“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恒爱之,敬人者

($’-*)!+#恒敬之。”当这样的理想人格普遍化以后,就

会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

($’*’)!.#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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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验中呈现,也不能用理性证明,但它确实存在,下可运于掌。”二者最终达到的应是“所过者

人们能意识到它是和欲望完全不同的能力,它使人的行为不以自然本能为转移,是人理性活动的前提,就如因果律一样,虽然是经验科学的前提,它本身却不能在经验中得以证明(休谟曾经质疑),人类也未能对它做出非经验的理性证明,但它确实是人们进行自然科学活动的先决条件。康德将人性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使人性成了一个物自体,成了一个不可规定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性可善可恶,自由意志能使人意识到应该做什么,能使人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虽然现实中的人作为感性存在,总是以满足本能作为自己的行为动机,使得人性常常表现为恶,但正是自由意志对这些外在行为的排斥,才使人性的善得以表现。所以在康德看来,人性不是先天规定好的,而是善恶相互调和的历史过程。善是潜在的,恶是现实的,自由意志首先使人性表现为恶,人的第一个自由意志就是打破了天真状态(动物状态)而犯罪,但就是因为这种犯罪才使人高于动物和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性的善也因了自由意志对这种恶的拯救而体现。

一”境界。

关于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孟子提出“持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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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暴其气”的做法。志与气相互培养,以气养

志,持志率气,方能达到“不动心”的境界。“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气是发自内心且能与天地同流之气,“其为气也,至大金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行有不慊于心,则馁

($%&)!’-#也。”显然,孟子是将人格实现的起点和终点

都放在个体自身的省悟之中。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心理因素作为一种自然存在,是每一个体通向最高理想人格的萌芽和基础,“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在个体固有善端的基础上扩而充之,就可以最终实现“修己善其身”和“达人济天下”的人格理想,所以孟子的道德实现主要不是个体的外在实践,而是灵魂的自觉,“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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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完全排除个体行动和实践,但焉。”

主要是靠人之为人的善端,靠个体对自身固有善端

二、人性化(道德实现)的不同道路

的保存、回忆和寻觅。

康德的道德实现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的。康

经验的、欲望的伦理原则,认为孟子以“人性本善”这一先验设定为基本前提,德反对一切实质的、

为道德的完满实现提供了可能。为了使这一可能变既不能用人的某种自然属性来解释人的道德行为,为现实,孟子提出了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理想人格。一方面,孟子继承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

也不能将之归结为人追求的某个目的,因为这些建立在个人准则之上的行为都是主观的,不足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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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为的普遍力量。道德法则是独立于经验的纯粹形式,它抽去了意志的全部对象和实质,只留下普遍法则,是一种天赋的善恶意识,而这种天赋善恶意识的存在理由是自由意志,因为只有自由意志才是谈论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雷电击人,无人追问其对错,以枪杀人,则有责任问题。人是目的,人的意志能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从某种别的东西来得到它的规定,人之为人的根本就是自由,人的行为只能以自由作为目的,但自由是一个永恒悬设的目标,它既不指现实的事物,也不是从具体事物中综合出来的抽象概念,这就使人的道德实现成为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过程。人应该是有道德的,但人的道德本身是一种不完善的东西,它必须在无穷无尽的进展中才能达到。恶是现实的,善则是一个与自然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那些自然的、当下的事实和事物只不过是一些表层的、表面的“现象”,在其背后还有深层次的、本来“应该”的东西(物自体),这些东西源出于自由,但它只是提供一种对感性的、现存的东西否定的权利,至于“应该”具体是些什么,它并不关心。作为“物自体”“应该”的具体内容,乃是在人不断的道德实现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人永不停息的弃恶扬善中显现出来的,因此康德才会说:恶应该加以克服,但又同样必定不能克服掉。正是基于此,康德才设定了灵魂不朽和上帝来

验型的特征,人的本心就是对象世界的一面镜子,可以反映万事万物,人要认识世界的本体,没有什么困难的,只要回到内心体会就行了,正如杜维明所说:“东亚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是走那种向后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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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我的出发点的认识道路。”这种文化造成的

人格有着明显的无神论的自信,但问题在于,当自我成为固定不动的点并反映着宇宙的一切时(万物皆备于我),自我本身却无法显现,正如镜子本身不能反映自己一样,这显然又使得人格有着严重缺陷:缺乏自我意识。所以中国人从来都不善于反思自己,不畏惧自己,只畏惧外来的力量(天命),这最终导致的是对历史缺乏反思意识,“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惊叹号,给中国造成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心灵创伤,可没有人做深刻的反思,包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也是一片空白。康德自由意志论则是西方反思型文化的代表。自由意志造就了人性的不可规定和无限可能,人性是动态的、不可穷尽的创造,人性化是通过对象世界的不断反映而实现的,不是人心是对象世界的一面镜子,而是对象世界是人心的一面镜子,当对象世界不断反映自我形象时,对象本身却藏而不露,成为人们永远追寻的目标(物自体)。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康德其实一直在强调:人没有理性将必然地不能生存,有了理性手段却不等于必然地可以生存,也就

保证道德的完满实现。只有在灵魂不朽的条件下,是说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它会终止在某个道德的无止境追求才有可能;同样,只有上帝存在,地方。因为善恶都归于不可规定的自由之性,所以人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才会有希望和动力。

很显然,孟子养其“本心”的道德途径是以自然而然为最高境界的,只要让人的本性自然呈现,人就可以为善、成圣;人的自由在于“本心”的发挥程度,它更多是一种怡然自得的境界,是对人本性具体呈现的肯定。康德的自由则不仅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更多的是对一切现有东西的否定,这种否定是人之为人的天赋权利,人正是通过不断的否定去完成其道德实现的,尽管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使用这种权利。

人要处处提防自己,警惕自己,这造成了西方文化谦恭的人格特点。苏格拉底就常说自己无知,康德的道德追寻也建基于“我能知道什么”的基础之上,如果连“我能知道什么”都没弄清楚,又怎么能恰当提出希望而避免虚妄(我能希望什么),又怎么能使自己行为保持合理而不至于妄为(我能做什么)。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要时常审察自己的心性和行为,有意无意自欺是最坏的,因为人的本性不是起点,而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只有上帝才能最后评判。谁标榜自己拥有明镜般和赤诚的心是最值得警惕的,因为那本身就是最根本的恶,即伪善。孟子的

三、人格的造就

孟子与康德人性观是中西文化的典型代表,同时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人格特点。

孟子将“人性本善”作为道德实现的起点和终点,认为“人皆可以成尧舜”,道德实现的关键在于对本心的养护和觉悟,这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体

性善论恰恰是伪善、自欺人格的源泉,中国人的谦恭大都是伪装的,对别人的夸赞往往是内心喜悦的得意和面带愧疚的谦让,而且还以为自己就是谦恭。这种自欺不仅戕害人的自我本性,更为可怕的是,它还会在道德的华美外袍下滋长出恶劣的思想暴力和专制,以至于祸国殃民。

另一方面,孟子的人性论是积极的,他对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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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善的经验具体规定不仅可以使人“独善其身”,而且可以“兼济天下”,从而实现普遍道德的宏伟理想,的确,全民化的道德也许可能使人的自由之性所导致的破坏性降低到最低程度,但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自由之性所导致的恶,特别是当社会发生冲突,这些具体规定的人性原则本身陷入自相矛盾时,往往会导致人性的荒唐和道德的沦丧,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政治运动不正是让这些具体的人性原则尴尬相对吗?因为既然道德关怀以个体本心的欲念和意愿为根据,缺少对道德良心本身的拷问,那么当个体求取道德失败之时,就很容易依据本心欲念否定和诋毁道德本身,从而使社会彻底丧失道德关怀,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逍遥不是对道德本身的漠视,就是对自身本性的扭曲。相反,康德的人性原则由于超越了具体情况,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也不能成就什么宏图伟业,但却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普遍的适用性和一贯性,不管社会发生怎样的动荡,道德原则永远是正当的,道德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在人们头上,因而才会有苏格拉底对道德的执著拷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以维护道德本身:“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这最终避免了人性的完全泯灭和道德的彻底沦丧。人的自由之性使人不可能对善恶做出绝对判断,在人的身上没有绝对的善恶,所以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喜欢区分好人和坏人,好人不是就好得通体透亮,不是根正苗红,祖宗三代都没干过亏心事;坏人也不就是从头烂到脚,祖宗三代全是黑心人,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西方人看来,人做坏事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即使是杀人犯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因而在西方杀一个人是相当艰难的,《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斯基、基斯洛夫斯基《十诫》之五中的雅泽克不正是这种

人格的鲜明体现吗?但拒绝对善恶做绝对判断并不是意味着毫无是非,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权利。正如刘小枫所说,对西方文化来说,人是在体性的罪欠,人性的最终实现要靠上帝的拯救;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人是圆满的自在,人性的实现之途就是逍遥。中国人耽于灵性和体悟,要可爱不要可信,往往产生一种虚伪的浪漫主义和狂热的乌托邦追求,这不仅不利于我们以理性的姿态向现代化迈进,更不适合于普世伦理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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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人民出!"1#孟子・公孙丑上!,#%叶斌译注%孟子!-#%西安: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南京:"’’"%

!审稿

!校对

王夏

勇"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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