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约
思路：1.几个阶段
2.冷战是主要转折点
3.目前的主要方向
4.用默克尔的观点作为结束 目前，决定北约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联合武装力量建设与使用观的基本文件是联盟战略构想，它实际上是联盟军事战略。该文件反映了北约官方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实质、目标和特点以及北约联合武装力量备战和作战的观点。
对联盟军事战略的发展历史的分析表明，美国军事政治领导人的观点总是对其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美国军事学说原理的变化会导致北约军事战略发生相应的改变。 在北约的历史上一共有过六个战略。
“盾与剑”战略（1954年）。该战略基于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要求在与苏联的任何冲突中从一开始就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剑”就是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力量，“盾”就是部署在欧洲和大西洋战区的北约常规武装力量。
“前沿防御”战略（1963年）。其基础是不允许丢失北约的大部分领土。该构想实际上要求在军事冲突的最初阶段就使用核武器。
“灵活反应”战略（1967年）。规定进行全面核战争和有限战争，同时有限战争是任何军事行动向全面核战争演变的一个阶段。
以“灵活反应”战略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针为基础并根据已经变化的军事政治局势加以补充的战略构想（1991年）。
基于“灵活反应”战略并根据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军事政治局势制定的战略构想（1999年）。
“积极介入，现代防御”的战略构想（2010年）。其基础是上一战略构想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针并考虑到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北大西洋联盟正在为形成全球军事政治组织奠定基础。
1999年华盛顿会议让通过的北约战略构想阐述了冷战结束后北约学说的演变。构想阐述了北约的任务，明确了军事政治发展战略前景和北约安全面临的威胁。由此出发，分析了在21世纪安全问题上的观点和联合武装力量建设与使用的指导原则。但该文件重点放在军事问题上——北约战略原则的制定和联合武装力量建设方向。
文件中宣布了联盟的防御性质及其准备加强与新伙伴的合作。文件指出，欧洲大西洋地区及其周围没有出现不稳定发源地的危险，但在北约周边有可能突然和快速爆发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北约武装力量应做好采取防御和进攻行动、在北约成员国境外解决危机的行动、参加其他国际组织进行的维持和平与安全行动的准备。
现行的“积极介入，现代防御”战略构想的出现源于必须考虑到近11年来和在可预见的将来军事政治和军事战略形势中可能发生的变化。
从连续性原则出现，在新战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包括：
•军事力量在确保发保持“跨大西洋联系”为基础的北大西洋安全和稳定中发挥连续和和主要的作用；
•通过接纳新成员扩大联盟；
•平时战备部队作为防止冲突和解决危机的可靠工具存在和使用；
•在欧洲保留核武器，作为对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遏制因素；
•内部团结，战略一致，同等安全，在各方相互关系中保持作用与义务平衡； •多国联合拨款，包括通过军事预算和北约通过的投资计划拨款；
•联合制定军事政策计划，在武器装备和物资器材方面确定共同的标准和程序； •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伙伴国军队在境外部署；
•武装力量各组成部分的兵力及战备水平不仅要能够进行有限的局部和地区作战行动，还能够进行长期的作战行动；
•有效的后勤保障和相应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保证部队和物资的调动，在欧洲和北约范围以外的危机发生地区建立和补充武器装备及物资器材储备。
通过分析安全领域的威胁，北约军事政治领导人得出结论：尽管北约国家受到常规武器进攻的危险很小，但是不能忽略。其他结论中还包括网络攻击威胁有可能增加到威胁国家和欧洲-大西洋繁荣的水平。文件中特别重视与因对国外能源的依赖不断增加而可能出现的能源和各种资源供应中断相关的威胁。此外，首次提出了与消极的自然因素和资源不足相关的威胁，包括健康风险、气候改变、水不足和能源需求增加。
文件中提出了北约的三项基本任务：集体防御、解决危机、在合作的基础上确保安全。
文件认为，在完成北约成员国集体防御任务的框架内，北约必须拥有全谱军事能力。为此需要：
•确保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均衡结合；
•保持同时进行两个战役级大规模跨军种行动和六个小规模行动的能力，以确保能够进行集体防御和解决危机，包括在远方战区行动。
•发展和保持功能性常规机动武装力量，以履行第5条规定的义务并进行北约远征作战，包括北约首要动用部队；
•确保所有盟国最广泛地参与核计划制定、平时核力量驻扎问题的解决以及指挥、管理和磋商；
•发展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完善北约化学、生物、放射和核武器防御潜力；
•发展探测、防止和抵御网络攻击的能力和网络恢复能力；
•提高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潜力；
•完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包括保卫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跨境运输区域和路线； •确保北约对新技术对安全的影响具有高度的评估能力，并在组织制定军事计划时考虑到潜在的威胁；
•保持必要的国防开支水平；
•考虑到所有类型的威胁，继续推进北约兵力结构再研究进程，并重视国际安全体系中的变化。
为此正在进行北约指挥结构转型，大幅度提高部队的战略机动性，并组建统一的后勤保障机构。
北约军事政治领导人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系统地要求通过政治、民事和军事方法相结合来完成解决危机的任务，他们认为，这些方法综合起来应提高预防、解决危机和稳定冲突后局势及帮助冲突后恢复的效能。这要求经常关注和分析国际局势，以及时发现危机，必要时采取积极步骤，包括使用军事力量，防止危机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冲突。因此，北约计划提高其发挥跟踪国际秩序和从西方的利益出发干预对国际秩序的破坏的“全球警察”功能的能力。 为此要求：
•首先通过建立用来解决侦察和成员国之间情报交换问题的机构和机制，来完善北约的决策制度。
•继续发展学说，完善远征行动（包括反暴乱行动、局势稳定行动和冲突后恢复行动）军事潜力。
•建立自己的用于在后冲突阶段执行任务（维持法律秩序，恢复基础设施，帮助当局建立国家管理机构，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等）的兵力和装备。因此要求组建专门的后冲突恢复机构，该机构应包括军事和民事部分。根据北约专家的意图，军事部分将由专门训练的旅级部队组成，包括军事警察、侦察、工程兵、物质技术保障、心理战和信息战部队与分队。民事部分应包括军事和行政管理、司法和审判领域的专家团队。这些团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家权力制度（首先是强力机构）建设、干部培训、法律秩序维护和打击犯罪过程中向国家管理机关提供援助。
此外，北约使用军事力量实现全球功能要求通过在以下方向进行连续改革来发展联盟的军事潜力：
•确保具有在执行集体防御和解决危机的任务框架内在较长时期内为同时进行多个行动而展开部队集团的能力；
•通过可靠地保护自动化指挥系统免受计算机攻击，确保北约的信息优势；
•发展北约指挥系统，以在世界各地采取行动时有效地领导北约部队集团；
•在北约与欧盟合作领域密切配合；
•深化和拓展与伙伴国的关系，采取新的合作方式和机制；
•重新分配资金，增加对重要项目的投资并在整体上提高所有资金的效能。
打算通过确保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领域的军备、裁军的监督，促进在不扩散领域的努力，完成通过合作促进国际安全的任务。此外，计划推行符合将所有有意愿的欧洲国家整合入欧洲-大西洋结构的连续政策，并发展与全世界国家和组织的广泛伙伴关系网络。 总起来说，基于共同原则和立场的构想原理证明，北约军事政治领导人希望继续推行创造条件以使北约变成一个在全球实施西方计划的有效工具的方针。同时，如果说1999年构想的重点首先是扩大并巩固北约对任何敌手的军事优势的问题，那么，作为无可争辩的全球性力量，2010年构想强调的是使用这一力量解决问题并在各种形势下保持其全球地位。此外，计划在对危机局势做出反应时系统地联合使用政治、军事和民事力量。
北约的新构想和上一个构想（1999年）证明，军事潜力在未来将继续为北大西洋联盟提供通过采取华盛顿条约第5条未规定的集体自卫行动来防止冲突和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北约军事政治领导人确认北约拥有发挥“全球警察”功能的能力，并在原则上用自己在阿富汗和利比亚的行动予以证实。
实际上，北约宣布了其未来干预别国内部事务的可能性，而北约最新的行动明显地证明它正在演练使用军事力量干预别国危机局势的模式。未来北约对国际法律秩序的忽视可能带来北约在没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以各种借口采取武力行动的危险。
新华网伊斯坦布尔6月29日电（记者张征东郑金发)北约于2004年28日和29日在地跨亚欧两大洲的土耳其战略要地伊斯坦布尔举行了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安全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北约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时期召开的。会议讨论了扩大北约职能范围、提高军事行动能力的总方针，决定了北约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尔干等热点地区有待实施的行动计划。有关决定和计划是北约在新形势下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成立以来军事战略不断演变的必然结果。
1试图介入中东事务
在本次首脑会议上，北约提出了加强与所谓“大中东地区”进行安全合作的“伊斯坦布尔合作计划”，实际上是北约试图以此加强在中东、北非以及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首脑会议决定，北约为伊拉克培训安全部队，并“鼓励”成员国向伊拉克派遣军队。这表明，美国正推动北约在军事上介入中东事务。
由于欧美之间因伊拉克问题而扩大的裂痕尚未弥合，北约26个成员国并没有就美国要求以北约的名义向伊拉克派兵问题达成一致。反对伊战的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坚持反对以北约名义出兵伊拉克。至于为伊拉克培训安全部队的决定，则是以伊临时政府请求和安理会决议为前提条件的，是互相妥协的产物。
峰会期间，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说，欧美仍是互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但欧美关系已不可能恢复到伊拉克战争前的状况。客观上看，欧美确有推行共同价值观的需要，但共同的价值观不等于共同利益。北约作为维系跨大西洋关系的“桥梁”，要使其消除裂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美国改变霸权做法，摈弃单边主义，把欧洲视为平等的伙伴；二是欧洲放弃追求成为世界一极的战略，继续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显然，哪一方都不可能在这种重大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 2北约战略不断演变
北约成立55年来，其军事战略是随着世界风云变幻不断进行调整的，其性质和职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冷战时期，北约的战略主要是针对华约，遵循的是“集体防御”原则，实行“地区性遏制战略”和以实施核打击为特点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上世纪70年代，北约采取“灵活反应战略”，在保持前沿军事部署的同时，努力缓和东西方关系，并通过谈判牵制华约。
冷战结束后，北约军事战略发生了新变化。1991年11月出台的北约战略概念，提出了以在欧洲地区预防冲突、处理危机和解决地区冲突为主的“全方位危机反应战略”。为建立北约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北约实施了吸收中东欧国家入盟和与其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两项重要战略措施。
1999防区外干预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作为新的使命，把北约从“集体防御”的军事组织变成可在防区外行动的进攻性军事集团。北约在2002
年11月的布拉格首脑会议上决定继续东扩，并声称要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危机”进行军事干预。
3战略调整引人注目
为了完成“新使命”，北约已开始在美国主导下进行全方位军事战略调整。美国的战略意图是把北约作为战略工具，推行其大西洋战略和全球战略。美国希望通过北约东扩，进一步加强对欧洲的控制，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遏制其东山再起。今年3月，中东欧7国正式加入北约后，北约的战略防线大大向东推移，俄西北部边界完全暴露在北约面前，使北约得以建立起从波罗的海经黑海到南高加索的“弧形”战略防御带。这条“弧形带”既可作为北约向欧亚大陆纵深挺进的军事前沿，又可作为它向中东、中亚“不稳定地区”出击的“跳板”。
为了推进军事战略调整，北约从去年开始在战略指挥、战区指挥和战术指挥3个层面进行军事指挥机构的改革，把原有的20个指挥机构精简为11个。北约还注重提高防核、生化和电子袭击的能力，在情报收集、战略运输和后勤支援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资源整合，并进一步加强高科技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应用，以提高北约军队的快速应急能力。
北约已把调整欧洲的军事部署提上了日程，其重点是减少在西欧的驻军数量，把军事防御的重心东移。目前，北约正准备在保加利亚等成员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分析家指出，北约的战略调整如果付诸实施，将会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但由于欧美矛盾不断，跨大西洋关系裂痕加深，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北约是否仍能作为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有效工具，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冷战后北约的军事战略调整
1989年底，东欧剧变，特别是1991年7月华约解散和同年12月苏联解体，这些重大事件使欧洲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人们对北约是否需要继续存在下去提出了疑问，北约面临着严峻考验。为了适应东西方关系的巨大变化，北约自1990年5月起即开始酝酿修改军事战略，并于1991年底在罗马召开的首脑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北约的“新战略概念”，以“危机反应”战略取代了“灵活反应”战略，从而使北约军事战略进入了冷战时期后，也是北约第四次调整其军事战略。
这次战略调整，是北约对安全环境重新评估的结果。冷战结束后，以遏制苏联和华沙集团为宗旨的北约存在的政治与法理基础受到严重震撼，难于在世人面前为其继续存在与发展找到依据，陷入某种“生存危机”或“身份危机” 。俄罗斯以华沙集团不复存在为由，先是要求北约相应解散，后又催促北约至少要彻底扬弃其军事集团性质。北约认为，俄罗斯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对北约的威胁由现实威胁转为潜在威胁；民族主义的抬头是欧洲面临的最大危险，极端主义已成为北约安全面对的一个最现实的威胁。
当前，核武器的核技术扩散，生、化、导弹武器和技术的扩散，已经成为影响北约安全的一个很重要因素。鉴于这些判断，北约制定了冷战后时期的“危机反应”战略，其核心内容包括“威慑”、“反应”和“战而胜之”三个步骤；
第一，强调“威慑”的作用，准备以一支高效率的北约一体化部队对敌人实施“威慑”，以防止危机发生；
第二，在危机出现前兆时，将运用政治手段，经济制裁或军事压力做出"反应"，及时消除危机或防范危机升级这对抗；
第三，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北约将打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并做到“战而胜之”。
“危机反应”战略相对“灵活反应”战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指导思想，由长期依赖“核威慑”遏制世界大战，转向主要依靠常规力量预防、阻止和处理危机和冲突；
◎从冷战时期的主要对付苏联和华约单一的大规模军事进攻，转为更多地对付现代条件下多样化的潜在的地区性危机和冲突；
◎由以对付苏联和华约的军事进攻为目的的“前沿防御”的作战方针，转向以应付多种地区危机的“多方位防御”；
◎从冷战时期以对付世界大战为目的的体制，调整为适应现代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需要的“冷战后时期”的指挥体制；
◎由以战略核力量、战术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组成的以核力量为主的“三位一体”部队结构，调整为保持一定的核打击力量，以主要防御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和增援部队“三种部队”组成的常规力量为主的新的部队结构；
◎从调整发展核力量和实行“核威慑”政策，转向在保持足够核威慑能力的同时，侧重发展高技术常规兵器的新政策。
冷战结束10多年来北约一直在为其前途与命运苦苦探索。但由于“盟主”美国自己也搞不清主要威胁来自何方，拿不定主意，所以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北约新战略失之含混，重点不明。南斯拉夫战争后美国将“威胁民主”视为对自身安全及西方利益最大的威胁，将巩固欧洲战略利益地区视为头等大事，并据此制订种种内外政策，北约作为美国全球军事体系的重要一环，也被纳入前方战略之中，开始了以“提高干预能力”为中心的大规模改造。
军事分析家认为，冷战后时期北约“危机反应”战略的确立，使北约的政治职能加强，使北约由过去比较单一的军事集团变成一个更具政治色彩的政治军事组织，“危机反应”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军事干涉主义的色彩。但是，北约一直是其“美国盟主”手中的工具。虽然冷战结束使北约全面调整军事战略的呼声浮出水面，导致美国与欧洲的一些传统盟国的关系出现了不小的裂痕，但北约作为“盟主”的工具的属性和“盟主”对欧洲控制的决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此时北约的军事战略改革主动权依然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
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北约修改军事战略（2008）
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修改安全战略，日后应更着重于裁军和协助他国发展。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她也促请北约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
默克尔最近在柏林举行的安全会议上说，明年4月，北约在德国和法国边界庆祝成立
60周年时，应该以更宽广的方式对待安全问题，而不是把军事和民事合作视为互相抵触的课题。
她指出，到时美国选定总统奥巴马将首次参加北约会议，这让“真正的大西洋伙伴关系”，有机会一起应付21世纪的威胁。
默克尔说：“我们将以合作的精神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世界问题。”她指出，早在国际恐怖主义重塑北约所面对的挑战之前，北约就已经制定了其安全策略，因此现在需要制定“互连的安全政策”把大家联系起来。
她还指出，北约驻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在对付激进分子的同时也发展民用设施，结果令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好转，就是最佳的例子。
不过，默克尔拒绝为北约从阿富汗撤军设定时间表，并表示北约军队应该在阿富汗“能够自行站稳脚步”之后才撤离。
她也认为，北约应该更积极参与武器管制和裁军，因为它目前的参与度并不足够。
她说，北约的新战略应该是与俄罗斯进行“紧密与可靠”的合作，以及更好地协调北约和欧盟之间的安全政策。默克尔说，北约和俄罗斯如果能够合作，将对世界安全有利。
二、 俄罗斯
1. 视频：
2. 冷战后俄罗斯的军事战略调整
3. 最新消息
普京说俄罗斯永远不会和美国发生冲突（据俄罗斯总统新闻局消息，普京在与大学生讨论北极对俄罗斯的军事战略意义时表示，俄罗斯不希望北极局势升级。俄方就此事的出发点是：俄罗斯永远不会同诸如美国之类的国家爆发任何冲突，而是与其发展伙伴关系。俄罗斯近年来加大在北极的军事存在，现已重建位于北冰洋新西伯利亚岛上的军事基地，同时开始在北极地区部署空天防御部队，属于导弹袭击预警系统的北极雷达站也已开始建设。）
俄2014年将全面启动新型战略轰炸机研制工作（ 11月20日，俄罗斯未来远程航空兵系统模型在莫斯科近郊的茹科夫斯基机场进行了试验。11月21日，俄总统普京随即提出要积极开展未来远程航空兵系统研制工作的要求）
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都实行“基于威胁对等威慑”军事战略，以至于双方准备的核武器能量达到可以毁灭地球若干次的水平。前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对等威慑力大大削弱，全面威胁基本解除，因此美国主动展开军事战略调整与升级。俄罗斯虽然继承了前苏联的绝大部分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国力衰弱，前苏联组建的国际军事合作体系坍塌，导致俄罗斯的军事战略调整不仅滞后，而且被动。
与美国所展开的主动军事战略调整不同，俄罗斯的军事战略调整更多地体现出被动适应的特征。一是适应苏联解体、华约解体后国力衰弱，势力范围缩小，军事行为能力下降的内部现实局面；二是适应北约咄咄逼人的势力范围扩张和美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军事战略调整的外部现实环境。综观俄罗斯近些年来所宣布的军事变革措施，给人一种“在无奈的情况下积极采取行动”的感觉。
冷战时期，苏联为了与美国进行全方位的军事较量，保持了一支由400多万人组成的强大军事力量，并在世界各地设立了大量的军事基地，国外驻军高达63万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庞大的军事遗产，由于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军费开支快速紧缩，驻扎在境外的俄军基地和军队不得不一再压缩规模。
2001年10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召开了国防部高级军官会议，宣布从2002年1月1日开始，停止租用越南的金兰湾；撤回驻扎在古巴鲁尔德斯监听站的军事技术和情报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所有军事技术装备。金兰湾海军基地和古巴鲁尔德斯电子监听站是俄罗斯驻外军事基地中最大的两个。关闭这两个军事基地虽然不是俄罗斯的主动选择（美国把关闭俄海外军事基地与债务重组挂钩，逼迫俄做出这个选择），但是也反映出俄罗斯默默地接受了世界军事强国地位的缺失这个事实。
出于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原因，普京和俄军界高层人员认为，在国家经济不太景气的情况下，每年斥巨资维持国外驻军并不划算，撤回驻军可以节省巨额开支，如果将节省的经费转到武器装备更新和军队建设上，将大大提升俄军现代化水平和实际作战能力，有助于俄罗斯借机对军事战略进行调整，跟上国际军事战略调整步伐，实现确保国家安全，重塑世界大国形象，重振昔日雄风的根本目标。
根据《2001年――2005年俄军建设五年规划》，此间俄军裁减36.5万人，其中主要是压缩后勤和指挥机关等不直接参战的单位人员规模。根据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决定，俄军由原来的4个军种改为陆海空3个军种和战略火箭兵、航天兵、空降兵3个兵种。俄军强调，此次裁军主要以非作战部队为主，不仅不会影响俄军完成战斗任务的能力，相反，通过降低开支、精简机构，将会使俄军成为高效、机动、灵活和战斗力更加强大的军队。虽然俄罗斯在精简整编军队和加强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协同训练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从满足现代战争要求的层面看，俄军的体制变革尚不足以保证其建设现代化军队目标得以实现，充其量也只是对传统军队体制的一种改良和优化，还难以构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变革”。
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军事上与美国进行平等对话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俄罗斯不仅没有放弃核威慑力量的维持，还加大了核武器进攻、突防等技术的改进力度。由于美国人不断翻新常规兵器，全球部署的常规军事能力已经远在俄罗斯之上，而世界上争夺激烈的热点战争只能局限于常规战争层次，远未达到动用核武器的门槛，核力量在日常的军事交往中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所以俄罗斯也在尝试打造几样坚兵利器，以抗衡美国的现实军事压力。一是加速组建“天军”部队，“天军”被赋予发射各种军用航天器和打击敌太空武器系统的双重任务。美国和西方战略专家认为，俄加紧组建的航天兵将是俄应付21世纪“太空战争”、确保国家战略安全，特别是反击美国NMD的坚兵利器之一。二是部署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的“白杨”―M系列导弹。三是重新装备和部署具有超音速变后掠翼性能的图―160“海盗旗”战略轰炸机，以及在与美国阿拉斯加隔海相望的西伯利亚两个空军基地部署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
以2003年10月2日召开的俄罗斯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原则改革会议为起点，经过几年来的探索和实践，俄罗斯的军事战略系统性调整思路初现轮廓。大体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俄军事战略调整的根本目标是有能力击败针对俄及其盟国的武力施压和入侵。从根本上讲这还是应对“威胁”的军事战略思想，并非着眼于主动的“能力”建设思想。这是俄罗斯军事战略调整与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根本差别，其他的一切差异都是源于这个根本的差别。当前俄罗斯军事战略在军事力量部署方面显示出几大特点：一是加速独联体军事一体化进程，重点是以俄白联盟为核心构建独联体联合防空体系。二是努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军事伙伴关系。三是将首先在远东地区部署最新型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四是加大在高精尖武器系统，特别是新型战略武器研制方面的投入。
操作上的策略是：随时对威胁作出反应，不排除“先发制人”。俄罗斯除了保存和加强其核战略遏制力量外，还试图在和平时期能够有效应对两场任何形式的军事冲突。虽然都标榜为“先发制人”，但俄罗斯军事战略中的“先发制人”概念是在威胁临头的情况下被动地“先发制人”，而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先发制人”概念是根据美国自身判断，在需要“先发制人”进行打击的任何情况下“先发制人”，这其中既包括了被动的“先发制人”，也包括了主动的“先发制人”。
为了确保“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目标得以实现，俄军采取了四大举措：
首先，强调质量建军和军队的机动灵活性。俄增加了常备部队的数量，并提高其大范围快速部署的能力。同时，俄在常备部队的基础上，组建接受统一指挥的常备武装力量集群，并将其部署到所有的战略区域。常备武装力量集群可随时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地方。
第二，在大量裁减军队人数的情况下，俄军加快向合同制方向转化的步伐，走职业化发展的道路。目前，俄武装力量已有13万名士兵和军士签订了服役合同，占全军总人数的22%；到2007年，还将有14.7万名服役的士兵和军士转为合同制。
第三，给军队配备现代化的武器。目前俄军现代化武器的配备量只占军队武器装备总量的20%―30%，到2010年，俄军先进武器装备要达到军队装备总量的35%，2015年达到45%。
第四，根据从最近10年来战争表现出的特点，俄军要加强和巩固反导弹袭击和反击空中打击的能力。
2006年2月2日俄罗斯《独立报》一篇题为《总参谋部揭开秘密改革计划》的文章披露了俄罗斯军事战略改革的进程。俄罗斯将正式放弃军事战略中的“对称”原则，即放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同潜在的敌人保持数量上的平衡这种做法，转而根据“非对称”原则建设武装力量和军事组织。在高技术条件下，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应对大规模常规战争或核战争，显然与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有明显矛盾。
为此，俄罗斯将进一步精干常备部队，发展侦察、通讯和电子对抗部队。军队结构要形成作战部队和保障部队的最佳配置，以便在不同的战略方向建立有自我保障能力的集团军。另外，为了实现战略遏制和地区遏制，俄罗斯核力量的潜力要保持在起码的足够水平上。再者，要重点发展空军，在资金分配上要照顾到防空武器的发展，将来还要重视发展太空防御力量。
在军事力量的组织模式方面俄罗斯将作出一些重大决定：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能将被分开，国防部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文职机构，对军队进行监督，执行干部政策和负责军队给养并负责对军队进行精神道德教育，而总参谋部将负责统一指挥军队的军事行动。同时一些军兵种将被取消，转而在其基础上组建战略核力量司令部和军事太空防御司令部、海军司令部等。军区的地位将降低，主要的指挥单位是地区司令部，军区将服从地区司令部指挥。可能成立的3个地区司令部将分别是，建在乌兰乌德(包括远东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萨马拉(伏尔加河沿岸一乌拉尔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和莫斯科(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而且莫斯科军区的司令部有可能搬到斯摩棱斯克)。拆解所有的4个舰队，取而代之的是分舰队和区舰队，它们将听从地区司令部指挥。从这些措施中，我们或多或少地看到美国军事力量组织模式的影子。
俄罗斯的行动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变革和军事战略大调整的趋势
三、 日本
1. 主要对象 中国；趋
势：2. 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3. 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动因
4. 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
5. 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对亚太地区及我国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
6. 最新消息 日华关系紧张
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
冷战期间，日本军事战略大体经历了由“集体防御”到“专守防卫”的演进过程，但基本上没有超出被动防御战略的范畴。冷战后，日本开始对军事战略进行大幅度调整，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一是1996年之前的务虚阶段，二是1996年以后的实质性操作阶段。其明显的标志便是1996年起开始执行的《防卫计划大纲》和随后出台的《日美安全
保障联合宣言》。2004年10月4日，小泉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向小泉首相递交了一份题为“面向未来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构想”的报告，其后又于2004年12月10日制定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从“04大纲”和“恳谈会报告”出台后的情况来看，日本以外向型为主要特征的“主动先制”战略已大体浮出水面。
（一） 强调“多元威胁”，建立全方位防御体系
冷战后，日本防卫当局对周边安全形势和所谓“威胁”的判断有较大改变，由冷战时期的主要对付苏联转向强调对付地区内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和“多种多样的威胁”。日本认为，尽管周边各主要大国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各国间政治和安全对话增多”，但“朝鲜半岛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仍大量集中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毁伤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仍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因素”，这一地区“稳定的安全环境尚未形成”。
关于“威胁”来源，日本提出所谓“多元威胁”论，确定其防范对象依次为中、朝、俄，其中对付所谓中国和朝鲜的“威胁”被摆在相对重要的位置。
（二） 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策应军事战略向外向型转变
新时期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对日本实施外向型军事战略提供了掩护和支持。冷战后，在亚太形势总体趋缓的背景下，日美出于维护其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美国试图使日美同盟关系与北约相呼应，完善其东西两翼齐头并进的全球战略体系；日本则力图挟美以自重，最大限度地在同盟关系的庇荫下，为其成为军事大国奠定基础。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到“新指针”及其“相关法”再到《武力攻击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无不真实体现了日本的上述战略企图。
为保证日美新型军事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日本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加强政策协商和信息交换。这是新时期日美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日美两国间就安全保障政策的协商在各个级别间均十分密切。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还有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间的日美首脑会谈、防卫厅长官和美国国防部长间的日美防务首脑会谈、两国国防与外交首脑间的
“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以及防卫事务人员和民间之士之间等的交流等。与此同时，防卫厅亦十分重视在日美安全体制下与美国国防部交换必要的情报信息。近年来，随着日美军事合作的进展，事务级间交换情报愈加频繁。日本防卫当局表示“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在情报信息交换领域里的合作。
二是加强军事力量运用方面的合作。“新指针”将新时期日美军事合作分为平时的合作、日本有事时的合作和日本周边有事时的合作等多项内容，其中的核心是日美联合应付“周边事态”，共罗列了三个方面的40项具体合作内容，其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开辟了日美军事合作的战略新领域。随着以《武力攻击事态法》为核心的“有事法制”、《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等一系列法制的出台，日美在军事力量运用上的合作已经逐步趋于制度化。具体表现为：以联手应付所谓“周边事态”为由，使日美同盟体制和自卫队的作用范围由保卫日本扩大到地区乃至全球；使日美合作及日本对美支援走上了平战结合的轨道；随着“日美协调所”的成立，日美联军作战行动与作战机制将逐步得到强化与完善；强化日美军的联合训练。
三是完善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机制。1996年4月，日美两国签署了《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日本国会于6月批准，并于10月正式开始实施。1999年9月和2004年6月，又分别对该协定进行了补充和修改。该协定的目的是为了顺利而有效地运用日美安全条约，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和平努力发挥积极作用；其基本原则是自卫队和美军任何一方提出提供物资或劳务服务的要求时，对方都能及时满足。它适用于联合训练、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及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时所需要的物资或劳务。提供的物资或劳务对象包括食品、水、住宿、运输（包括空运）、燃料·油脂·润滑油、被装、通信、卫生业务、基地后勤保障、保管、设施利用、训练业务、零配件、维修·保养以及机场·港口业务等。此外，协定还规定：“鉴于本协定的内容及意义，凡按照本协定提供的业务，不受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由于顾虑到周边各国的反应，有关“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问题，并未写入协定，而是采取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予以确认。
四是加强装备技术上的相互交流。日本早在1983年，就在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时突破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并“一直在向美国提供共同研究项目的有关技术，如便携式地空
导弹，美海军舰船的建造、改造，战斗支援机（F-2），P-3C机载‘数控飞行系统’（DFCS），‘涵道火箭发动机’及‘特种钢材技术’等”。“日美间的此种合作不但集中了两国的先进技术开发装备，而且对于促进日美间的防卫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日美两国间经常召开‘日美装备技术定期协商会议’（S&TF），努力充实双方在防卫技术方面的合作”，并“正在研究今后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共同研究的项目”。1996年4月，日美签署“日美民间公司联合研究军民两用技术协定”，把它作为加强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便双方联手争取21世纪的技术制高点。日美在装备技术交流方面的另一项重大合作项目是联合开发导弹防御系统（BMD）。2003年12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做出引进部署BMD系统的决定后，其开发力度将明显加大。就目前条件而言，“宙斯盾”驱逐舰作为其海基平台，配合引进“标准-Ⅲ”截击导弹，便可实现海上高空拦截。下一步日美联合开发的重点主要是“爱国者-Ⅲ”截击导弹和更为先进的弹道导弹侦察预警系统。
五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美军顺利驻扎。“美军驻扎日本是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核心，也是美国参与日本及本地区事务的具体体现。日本必须尽可能地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以确保驻日美军的顺利驻扎”。为此，日本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增加负担驻日美军的有关经费，适当调整、合并、缩减驻日美军设施和确保驻日美军稳定使用设施和基地等。
（三） 强调“先发制人”，注重防止危机于未然
自“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确立以来，日本历届政府口头上都表示“专守防卫”是日本的基本军事战略方针，但事实上，却以积极主动的战略原则逐步使其内容“空洞化”。1997年9月23日日美发表的“新指针”中备受关注的一个关键词是“周边事态”；1999年4月27日和5月24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通过的《周边事态法》中则进而提出了“准有事”概念； 2003年5月15日和6月6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通过了“有事法制”相关法，又进一步提出了“推断有事”的新概念，声称“有事”包括“预测可能遭受的武力攻击事态”，这无疑使“有事”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很显然，与以往的“集体防御”、“专守防卫”和“前方阻止”军事战略相对比，日本现行军事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摒弃了以往的“危机反应”战略，开始注重强调对危机的先期预防与慑止，其手段运用上的
“先发制人”及行动范围的无限扩张无不充分表明，日本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将具有更加浓重的主动干预色彩。
（四） 扩大军事力量的职能范围，由内卫型的“自卫队”向内外结合型的“国防军”
转型。
“04大纲”为新时期日本军事力量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即“保卫日本”和“预防国际性威胁”。很显然，自卫队在职能上的这一转变与其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完全吻合的，同时它也必然带动自卫队性质的根本性转变，即由内卫型的“自卫队”向内外结合型的“国防军”转型。2004年11月，执政的自民党在提出的宪法修改案中就公开提出将“自卫队”更名“自卫军”，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它表明日本的军事力量将从此摆脱战后“问题儿”的形象，并将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
关于本土防卫，根据“04大纲”和“恳谈会报告”，日本的军事力量须在密切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合作的同时，承担“保卫日本”的三大职能：一是应付源于国家间冲突的威胁，二是应付源于非国家主体的威胁，三是应付大规模灾害。为有效实施国土防卫任务，自卫队在平时和战时所执行的主要作战任务包括：第一，警戒监视活动。即对日本领海和领空及其周边海空域进行警戒监视、搜集、整理和分析防卫所必需的情报等活动。第二，防空作战。日本的防空可分为国土防空和区域防空。国土防空以航空自卫队为主体，以尽早发现和识别目标，并在尽可能远离本土的空域进行拦截，不使敌方获得空中优势，防止国民及本土遭受侵害，确保防空作战的遂行能力。区域防空由陆、海、空各自卫队分别担负，主要是保卫各自的基地和部队等。第三，周边海域的防卫及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的作战。主要是遂行包括巡逻、警戒、护航和海上防空等在内的海上作战，以确保日本的海上交通安全。第四，抗登陆反空降作战。根据登陆和空降作战的特点，认为日本“有必要尽量在前方应付，早期击溃”“入侵的地面部队”。并将抗登陆反空降作战区分为“海上作战、海岸地区作战和内陆作战”三种样式。第五，对其他各种事态的处置。主要包括对可疑船只和武装特工、恐怖袭击、核生化武器袭击和计算机攻击等的应急处置，以及“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武力冲突之类的事态等”时，适时采取措施实施难民搜救、撤侨和排雷等行动。在应付“源于非国家主体
的威胁”时，强调自卫队必须具备能够应对包括生化武器在内的恐怖袭击的能力，同时保持高水平的快速反应能力。这其中尤其强调要与警察等地方治安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在应付大规模灾害方面，强调自卫队要积极配合地方各级政府和消防、警察部门，切实予以应对。
关于海外参与，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的军事力量便逐步开始走向海外参与的道路。在“恳谈会报告”和“04大纲”将所谓“预防国际性威胁”确定为自卫队的主要职能后，可以认为，自卫队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就目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以维和和反恐等名义逐步扩大海外参与的力度仍将是日本发展外向型军事力量的重要举措，这不仅会为其未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做好铺垫，同时也将是其走向军事大国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关于预防性军事外交，日本防卫当局分别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亚太地区各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或举行安全磋商或进行军事交流，此举提高了自卫队在地区及国际军事领域里的地位。此外，为进一步扩大自卫队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影响，自卫队近年来加强了对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组织实施的军控与裁军活动的参与力度。其具体活动领域包括配合联合国军备登记制度的实施、参与各类裁军条约的制定和对武器不扩散体制给予合作等。
（五）加强质量建军，建设一支“多能、弹性、有效”的军事力量
“恳谈会报告”和“04大纲”为新时期日本军事力量建设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即放弃战后以来长期坚持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提出了建设“多能、弹性、有效”的军事力量的新构想。从近年来日本军队建设的具体举措来看，其实际操作早已经先期展开。
首先是深化部队的体制编制调整。其主要举措包括：第一，调整高级统帅机构的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现代高技术条件下联合作战的需要。1997年，日本在参联会下设立“情报本部”；2003年，情报本部进一步扩编，由原有的2100人扩至3000人左右，2004年，情报本部转隶防卫厅直属。2001年，日本对防卫厅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意在精简机构，提高决策和办事效率。1999年以来，防卫厅开始酝酿扩大参联会的权责问题，2004年2月，防卫厅出台了参联会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于2005年度末期实施新的组织编成，其人数将由目前的约300人猛增至650人左右，设联合参谋长和联合副参谋长各一人，下辖“作战部”、“联合情报部”等六部，其职责是统一陆海空三自卫队的指挥与作战运用、协调兵力的海外派遣和引进BMD系统、完善对大规模恐怖活动的应急反应机制等。 第二，按计划调整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的编制。目前，陆上自卫队已完成了对第5、12、13师改编为旅的工作，即将对第11师进行师改旅的工作，同时还将对第1、2混成旅进行改编。此举的目的在于使陆上自卫队作战部队机动投送方式实现多样化，更适于国土防卫和应急作战的要求。
第三，分步裁减陆上自卫队员额，目标是到2010年前后，将总兵力规模控制在15.5万人左右，其中常备员额14.8万人。与此同时三自卫队武器装备的数量也将进行规模不同的削减，具体为：陆上自卫队主战坦克由约900余辆减至600辆，海上自卫队主战舰艇由50艘减至47艘，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由300架减至260架。
第四，根据需要组建特殊任务部队。2003年8月，自卫队成立了直属防卫厅的“中央快速反应集团”，据称这支将由5000至6000人的组成的部队，主要任务是反恐和维和。其中，由300人组成“特种作战群”已经编成。此外，“中央快速反应集团”还包括负责探测化学武器和消毒任务的101化学防护队、负责使用轻武器进行巷战的第1师一部以及专司维和任务的“和平活动专门部队”等。为配合BMD系统的部署与引进，防卫厅拟议成立“联合导弹防御部队”，主要由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和航空自卫队的“爱国者-Ⅲ”地空导弹部队编成。第五，强化对部队信息化建设的领导、组织、开发与管理体制，以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其次，武器装备向远程化、高技术化方向发展。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自卫队下大气力重点发展高新技术装备，为转型期的军事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动因
（一）国内政治环境为日本调整军事战略提供了较为适宜的土壤
客观而言，战后日本军事力量的重建，是美苏两极对峙的产物，是在国内政治环境并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冷战时期的日本军事发展只能是自我约束型的。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意识的抬头，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向有利于军事力量发展的方向转化，从政界、财界、学界到舆论界和普通民众对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普通开始持认同甚或支持态度。其主要表现有三：第一，政坛全面保守化为军事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第二，民众认同感的增强为军事发展提供了民意基础；第三，国内限制军事发展的制约因素正逐渐减弱和解除。
（二）国家战略目标的牵引是日本调整军事战略的原动力
冷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更加明确而具体，那就是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首选目标。在此背景下，日本对军事大国目标的追求变得更为现实和迫切。日本认为，目前，其军事力量尚不足以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为此，必须以高起点、大视野制定军事发展规划。具体为：军备建设以足够支撑国家战略目标为根本标准，认为一个缺少军事实力作支撑的“政治大国”只能注定是一个“跛足的政治大国”；军备建设以足够预防与慑止危机为基本标准，就是要在继续加强军队质量化建设的基础上，均衡提高三自卫队战备水平，对危机实施全程监控，预防、慑止之，必要时可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控制危机于未然；军备建设以参与建构国际安全体系为长远标准，认为是否具备参与建构国际安全体系的能力，是体现大国作用的重要准绳，海湾危机的历史已经证明，被隔离于国际安全体系之外，将使日本的国家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三）经济利益追求是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因素
日本认为，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寻求更大的自主性，其中当然包括自主的军事发展。从表象上来看，这似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军事发展所产生的自然牵引，但事实上，在日本看来，经济发展与军事发展是互动的，经济实力为军事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军事发展也必将为日本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提供支撑和保护。可以认为，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建设是满足其更大的经济利益追求的必然选择。
三、军事战略调整的特点
纵观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战略调整，其主要特点可用如下五个关键词予以概括。 第一个关键词：底线突破
战后日本的军事力量是在两大“屏障”的规制下发展起来的：一是日本的自我约束性政策，二是美国的政策把握。比较而言，前者比较表象、具体，有一些明确的政策性规定，诸如宪法第九条、“专守防卫”原则、“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无核三原则”等。后者则相对隐性、宽泛，其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及其对日政策。
1996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不仅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军事力量发展的限制，甚至还积极策动它在不脱离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尽早摆脱国内政策限制，去寻求更大的军事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日本的内部环境——国家战略的牵引、政治社会气候的变化以及“新国防族”的强势崛起等，也对其冲击军事政策底线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各种相关法规和日美间双边军事安排的逐一到位，日本的底线突破战略正越来越迫近其终极目标。可以认为，日本修宪之日将是其最终突破底线之时！
第二个关键词：捕捉时机
冷战后日本政治格局的不稳定性，客观上要求日本在进行军事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在法理上寻找依据，借以尽力规避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与反弹。这就要求在时机的把握上必须拿捏到位。日本充分显示出了它在这方面的能力。从日美同盟再定位催生的新“指针”和《周边事态法》到“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时的《反恐怖特别措施法》，再到伊拉克战争和朝核问题背景下的《武力攻击事态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无不是其成功捕捉机会的“杰作”。
第三个关键词：渐进路线
自1997年9月日美重修《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后，日本先后出台的各种与军事有关的法律有十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周边事态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武力攻击事态法、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有事法制相关法等。
其外向型军事战略调整的渐进路线图如下：
新“指针”：为日美军事同盟关系重新定位，提出了“周边事态”及其“非地理概念”的认定标准。
周边事态法：提出“准有事”概念，对周边事态的性质做出了宽泛认定。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扩大军事行动范围，允许自卫队对在东亚以外地区作战的美军实施后方支援。
武力攻击事态法：提出“推断有事”概念，对周边事态的性质进一步做出宽泛认定。
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别措施法：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范围，藉此，日本可在不经联合国授权和冲突当事国政府认可的情况下，在战时直接向冲突地区派遣军队。 第四个关键词：日美同盟
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对日本新时期军事战略调整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容否认，日美同盟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一平台在不同时期将发挥不同的功效。在现阶段，这一平台是最好的掩体，日本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军事经营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来自国内外的掣肘。从未来来看，日美军事同盟这一平台对日本同样重要，它不仅是其放飞军事力量之所倚，同时也是其建构在“与强者为伍”理念上的军事经营之基。
第五个关键词：外向发展
日本目前的军事实力，已远远超出以往单一的本土防卫的军事使命。因此，谋求外向型发展便成为其必然的选择。迄今为止，日本已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扎伊尔、戈兰高地和东帝汶等地派遣了维和部队。2001年以来，日本以支援美国等国反恐为名，向印度洋和伊拉克的派兵行动至今仍在展开中。日本的外向型军事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军事合作对象由美国扩大到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军事行动范围由周边扩大到全球；海外派兵由平时扩大到战时，并由战区外扩大至战区内；扩大了自卫队的武器使用权限；扩大了首相的决策权。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对近年来日本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特点似可概括为：底线突破是策略，捕捉时机是手段，渐进路线是筹划，日美同盟是平台，外向发展是目标。
从日本近年来在军事上的强势姿态来看，可以预见，未来五至十年内，随着内外制约因素的逐步消弭，其军事力量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更加飞速发展的新阶段，其军事力量的职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四、日本军事战略调整对亚太地区及我国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是与其冷战后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同步展开并推进的，而作为后者的中心内涵，多元化外交和外向型军事发展是作为建立于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两大支柱，这是对比冷战时期最本质的不同。具体到日美同盟关系上，日本羽翼丰满后，是在继续选择对美追随战略的前提下加强同盟关系，还是在隐性自主战略的背景下维持同盟关系的存续，抑或是在尽力彰显个性的基础上淡化同盟关系，不同的可能性所带来的结局将是完全不同的，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关注。
其次，由于日本自身一些特殊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其始终未能处理好历史认识问题，因此，它的军事调整自然会在亚太国家中引起程度不同的警觉。日本在军事上的这一强势外张姿态，发展下去必将会造成地区内大国关系趋向复杂，并使中小国家感到自危，从而加剧地区内的紧张气氛。这种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将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这期间可能产生的连带影响将是区域内各国纷纷整军备武，这无疑会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三，日本与本地区部分国家间尚存在领土争端，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利益驱动，在军事实力增强的背景下，日本在其中的任何一环上与当事国出现双边裂痕，都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已经开始四处出击，在相关国家之间掀起了不小的波澜。2005年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纪念日本宣示竹岛（韩国称独岛）主权的“竹岛之日”条例，这直接引发了韩国国民与政府的强烈反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2005年3月11日，在日本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又进一步提出将北方四岛与“其他北方领土”一并考虑“收回”，这无疑会对日俄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关系“经热政冷”的大气候在两国安全关系上的反映则更为明显。近年来，日本在一些与我国家利益攸关问题上的频频示强便是明显的佐证：自1997年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出台以来，日本便始终以模糊的“周边事态”理论为依据，暗埋干预我台湾事务的伏笔；在我钓鱼岛归属问题上，日本置我国的领土主张于不顾，单方面采取种种挑衅行为，包括2005年2月9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右翼势力在钓鱼岛设置的灯塔收归国有，并在此前别有用心地透露其所谓的“西南诸岛防御计划”；在东海大陆架划分问题上，日本也是显得格外地强硬，置国际法法理于不顾，单方面提出所谓“陆地间等距离中间线”原则，借以图谋更大
的海洋权益；2005年2月14日，日本东京都政府官员宣布日本渔民将在距东京1730公里远的礁盘——冲鸟岛实施渔业作业，并企图以此岛为基点扩大其专属经济区范围，以侵吞我国的利益；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在其宣示的两国共同战略目标中，将我台湾问题纳入其范围之内，这还是日美同盟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明确表明干涉我国内部事务；2005年3月18日，日本媒体披露自卫队将向琉球群岛南端的石垣岛或宫古岛派遣200名自卫队员，以监控我台海局势，同时还将改下地岛的民用机场为军民两用机场，以便在台海有事时做出应急反应。2005年7月14日，日本政府批准帝国石油公司在我东海经济水域进行油气开采试钻。对于日本上述种种在安全问题上的对我示强，我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充分估计。
最新消息对华：
1 12月4日电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定于4日启动，其新设的“国家安全保障局”首任局长谷内正太郎3日称，“国安会”是统筹日本外交及安全政策的“司令塔”。分析指出，日本此次新设国安局中，专门设立“中国•朝鲜”部门，其“国家安保战略”方案也充满了制衡中国色彩。http://mil.news.sina.com.cn/2013-12-04/1434752863.html
2 美国副总统拜登昨天抵达日本，接下来的一周将走马灯式访问日中韩三国，他的访问正值“防空识别区危机”在东北亚迅速发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2日宣称，日本对不承认中国划设的防空识别区并要求该国航空公司不向中国递交飞行计划的立场“没有变化”，日本首相安倍则在政府会议上攻击中国“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会使事态升级”，并声称“今后将继续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东京看上去试图提前给安倍与拜登3日下午的会晤定下强硬对华的调子。日本《读卖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两人会晤后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对美“逼宫”的背后是日本的焦虑，美国在派B-52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后又建议该国航空公司报备中国让日本感到慌乱无助。国际舆论场上大都认为日本很难绑架美国。德国学者梅斯奈尔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如果说美国的鼻子上真有一道缰绳，那么缰绳也只能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不可能让日本牵着鼻子走。”
3 中国军方开始摊牌：一旦动武马上让日本亡国
就目前的国际大形势来看，中国与日本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重合问题使两国的积怨、分歧、隔阂都变得更大。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军队登上钓鱼岛之时就是钓鱼岛问题解决之日。
中国军队何时登上钓鱼岛有两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是中国通过非军事手段把钓鱼岛收复回来，然后派遣军队登上钓鱼岛，即先主权后军事;第二种就是借军队登上钓鱼岛来收回钓鱼岛，即先军事后主权。
但中日双方通过政治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即第一种方案不太可能实现，那么就只是第二种方案了，即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钓鱼岛问题!如果中国对日本动用武力的话，那么日本可能会有亡国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