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看了一篇文章，说武大郎相貌堂堂，还是一个清官，中年考中进士后，做了县令。他为官清廉，与妻子潘氏夫妻恩爱，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一九九二年，在清河县武家庄发现了一个古墓。古墓的主人便是武大郎。生于明朝的武植，比武松年轻了二百多岁，这对跨世纪的兄弟，走到一起，是因为施耐庵的生花妙笔。
据说武大郎之所以被丑化成今天的模样，尤其他的妻子潘氏成了＊＊＊＊＊的代名词，是缘于一个他过去的朋友王生。早年的武大郎穷困落拓，得到过王生的资助。中年以后，武大为官作宦，成了一方父母官。这时候王生家道中落，找到武大寻求帮助。武大一家热情招待王生，好吃好喝地供着，就是不提资助二字。王生心中不满日日滋生，终于在不满中告辞而去。一路上，他遇到故旧就诉说武大的忘恩负义，还杜撰出他种种不堪的故事，更是将他的妻子，说成是奸邪＊＊＊＊＊之人。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到了施耐庵著书《水浒传》，为了表现武松的嫉恶如仇和武艺高强，利用传说中的武大故事，创作出了武植与潘金莲的艺术形象，一直传到了今天。更有一个兰陵笑笑生，以“水浒”中这一段故事为契机，将武大郎变成了一个无能窝囊的典型。而出生大户人家的妻子潘金莲，出生改变为“裁缝家的孤女，九岁被卖做家妓”这么一个人。她天生＊＊＊＊＊，连张大户这个老骨头都看不上，怎么能看上武大郎？现今不是有人在给小说中的潘金莲平反？那是现代人的价值观。真正的潘金莲，只不过是被武大牵连，毁了名声罢了。
武大郎的冤案，王生自己已经知道。因为王生回到家中，发现走时候的陋室空堂，已经变成了崭新宽敞的屋子。王生妻子告知，王生走后没几天，武大郎就派人来为他家修房建屋。王生知道错怪了武大，可是造成的后果没有机会挽回了。今天，虽然武大的墓碑被发现，施耐庵的后人还为此去武大的墓地致歉，依然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武松与武大郎潘金莲的故事，还是今天舞台上不变的热点。潘金莲这个矛盾体，随着今人不一样的解读，有更加的典型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这就是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秦香莲》。陈世美的故事与武大郎相仿佛，也是一个以怨报德的故事。而陈世美的原型是东汉著名的文人蔡邕。元末明初的戏剧家高明改编于民间南戏“赵贞女”。据说是一个和陈世美一起参加科考而没有考上的同年，在陈世美高官以后，去求他给个一官半职。陈世美给了他物质上的帮助，没有答应让他做官。于是，这人的报复就让陈世美变成了一个负心汉。
这个故事与武大郎的区别是，除了陈世美为了富贵抛妻别子以外，其他人都是正面的。妻子秦香莲侍奉二老，抚养幼子，典型的孝顺儿媳，贤妻良母。一双儿女与母亲相依为命。所以，秦香莲的故事，是贞妇孝子。陈世美的负心，更加可恶，所以陈世美被包公斩杀，大快人心。
武大郎也好，陈世美也好。他们被冤屈，应该与中国的科考制度有关。虽然科举给了穷人一条晋升的通道，改变了“上品无寒门”的状况，可是没有靠山的学子，就是考了个一官半职，也很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否则，明朝末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宦之人，会拜大太监魏忠贤为义父？想来能真正做到“糟糠之妻不下堂”的男子，该是极品中的极品。大多数男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抛弃原配很正常。
考上了固然欢喜，考不上的“八十老童生”怎么办呢？资助过武大郎的王生，大概也是个读书人。他可以帮助穷困的武大，至少生活无忧。家道中落依旧白丁，求助到武大那里，于理没有差错，于情却让人有点想法。中国人讲究个“大恩不言报”，帮助过别人，去找人索还，有几分不齿吧？而武大所为，符合了儒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道德理念。只是，这样的道德价值观，报恩之人难以大张旗鼓地宣扬。或许这就是武大和陈世美的悲剧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