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突然蹿出个人影，随着“啊”的一声惨遭叫，车身颠簸，急刹车的金属摩擦声刺耳……这些本能的反应发生在转瞬之间。然后是急促地想一下，口害，还想什么？身边的司机小李已脸色煞白，瘫在驾驶座上――轧人了！ 我赶紧跳下吉普车，看见车下躺着个人，想把他拽出来，又觉不妥，应该保持现场，叫警察来处理……也不对，这村里哪儿有警察呢？人命关天，还是先送医院抢救吧！我拉着他的双脚往外拽，呀呀，这姑娘竟然赤裸着上身，猛然记起，认得的呀，原来是小凤！ 一 “是她。” “还能是谁呢？” “唉，命里注定，早晚的事儿。” “车压死，比人压死干净。” 社员们围过来七八个，简短议论，听话茬儿并不吃惊。 “快搭把手，把小凤抬上车，送医院！”我叫着。 “老赵回来啦！” “是老赵的汽车！” 我认得小凤，社员们也认出了我，有人还上前使劲儿拍我的肩膀，表示亲热，那眼神儿在说：“臭老九坐上了汽车就敢轧人，真有你的！” 就在此时，史大力伸手到小凤鼻口试试呼吸，又摁着乳房摸心窝，满不在乎地说，“死啦。还送医院干嘛？省点儿汽油吧。” “还是赶快送医院！”我想，必须抢救，就算救不活，也得要个死亡证明书哇。 社员帮着把小凤抬到车上。可惜小李这个新司机，知道出了人命，吓得连车也不敢开了，手直哆嗦。 “别慌，”我想让小李镇静下来，“送公社卫生院，路不远。然后咱们到公社武装部去报告，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儿。你别想得太多。”有些话我没说出口，那就是我跟公社干部熟识，又了解小凤的情况，事情有也许好解决。 小李太嫩，吓得简直就不会开车了，连火都打不着，满脸流泪，嗫嚅着，“我不撞人人撞我呀……” 大队治保委员兼民兵连长史大力又发话了，对我也是对大家说，“老赵哇，您这臭老九的毛病还没改造好呀，白在我们村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年呐。算啦，轧人的事儿由老弟我来解决，武装部也由我报告。您呐，今天是得空回村看乡亲们来了吧？还有这位司机小师傅，别哭啦，你开车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干革命出点儿差错，毛主席说‘改了就是好同志’。来来，先跟我进屋喝口茶去。” 别小瞧了高中毕业回村务农的史大力，他姐姐史莲香可是我这个史各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爹更是本村抗战时期的第一位党员和老支书。因此种种缘故，他刚才这番话，就等于给汽车轧人的事儿定了调子。对于小凤被轧，社员们原本就不吃惊，现在更是二话不说了。 莫非她没有父母亲戚？汽车轧了就算白轧？此事除了司机小李担心之外，在场的人似乎都明白，没啥了不起的。 “进屋喝茶”，这屋就是大队部，人民公社化以来村里最早盖成的五间红砖大瓦房。一九六九年我和另外两位下放干部老许老刘一同扛着行李进村时，就是先到这儿“进屋喝茶”的。后来我们被老支书安排在一户贫农家里住，跟大伙一起下田干活儿，到各户轮流吃“派饭”。 所谓“派饭”，就是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员，必须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由村干部指定到农户去吃家常饭，不准搞特殊化。当年农民吃得非常简单，一天两顿棒子碴粥，老咸菜。吃一顿，我们付给半斤粮票和三毛五分钱，也是上级规定，不论你吃多吃少、吃好吃赖都是这个价。农民是好胜要强的，家里仅有的一点白面，坐月子配给的一点红糖，也要拿出来给我们蒸几个糖包子；或者把攒下来换盐、换米的鸡蛋磕了，做一顿接待姑爷才有的好饭――烙饼摊鸡蛋。每次吃到鸡蛋，我也心酸，知道社员只挣工分，手里没现钱，鸡蛋就是社员的零花钱――我曾多次看见村里的孩子小心翼翼地双手捧着个鸡蛋，到供销社去换一支铅笔或一个粗纸作业本。但是到各户轮流吃“派饭”，无形中也造成一种互相攀比的压力，社员们彼此打听呀，头一户蒸包子，第二户摊鸡蛋，第三户变着法儿也要包饺子，那怕是野菜馅的呢，也要包，生怕对不起我们那半斤粮票三毛五分钱，更怕村里的闲言碎语，小气呀，不热情接待上级派来搞运动的工作队呀，甚至让大队干部怀疑你是否对这次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因此种种原因，干部下乡吃“派饭”的确给社员增添了许多负担。即便如此，你若不去谁家吃“派饭”，他同样有压力，好比他是运动中有问题的人，被打入“另册”了。譬如，谁也不去地主富农家吃“派饭”，那将犯下“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错误。当时的团支书史莲香就有这样的顺口溜挂在嘴边：“亲不亲，阶级分，打断骨头连着筋！”因此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放干部，压根儿就没进过地富的家门。 吃了几年“派饭”之后，为减轻村民负担，上级决定下放干部自己做饭吃。此时，除去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我们已经跟史各庄的男女老少厮混熟了。村办小学六年级的“孩子王”史大力小名叫石头，一看见我们仨，石头就领着小凤这群学生大喊大叫：“老许老刘老赵都知道！”以示友好。社员还编顺口溜给我们下放干部画像：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进城理发又洗澡……谁都可以接茬往下编，农民的语言既生动又形象，把我辈臭老九描绘得惟妙惟肖。 那时候我就认得小凤了，她长得很乖，两只大眼睛像黑葡萄珠，石头领着孩子们喊过之后，她还要用那银铃般清脆的嗓音单独再叫一遍：“老许老刘老赵都知道！” 有一天小凤单独问我，为什么不到她家里去吃“派饭”？ 这是个很难向孩子解说的问题，就找个藉口，我们已经自己做饭啦。” “您不说，我也知道，谁让我们家是地主呢。” “小凤，你多大啦？” “属鸡的。” “十二，懂事儿啦……” “我就是不懂得，为什么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 我笑了一下，“‘老许老刘老赵都知道！’知道我们都不是好人，是吧？” 小凤掰着手指头数道，“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种人都是大坏蛋，再往后就是你们臭老九了。” 我大吃一惊，万没想到这小学生的思想如此政治化，“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 “听我爹说的。他说，臭老九跟我们是一路货。”她压低嗓音，悄悄告诉我，“那天，你们到隔壁贫农家吃‘派饭’的时候，我妈发狠，也做了一顿好饭，烙饼摊鸡蛋，还故意多摆三份碗筷。她说，叫下放干部过来尝尝，看地主婆会不会给他们的吃喝里下毒？” 唉，样板戏的唱词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如今倒变成地主家的孩子早熟了。从此我对小凤也另眼相看。 二 民兵连长史大力拉着我走向大队部的红砖大瓦房去“喝茶”，司机小李跟着走了几步又折回去，蹲在车旁――小凤的尸体还躺在吉普车里，我们都离开事故现场，又没报警，反而去“喝茶”，这算什么事呀！ 史大力还是把他拉过来，“放心，史各庄方圆十里没人敢动你的车。” 走进大队部，一切摆设依然如故，就连七年前的老会计也没换人，还是他，乐呵呵地抱着暖瓶给我们倒茶。这茶水也是老味道，把廉价的大叶子茶放在暖瓶里，焖一壶，随喝随倒，多少年来都是温吞水。“赤脚医生”也是熟人，叫史桂香，当年跟着石头一块喊“老许老刘老赵都知道”的角色。她一定是听说了汽车轧人的事，慌忙赶来，向史大力请示办法的。 “小凤撞死啦。你去处理一下。”史大力说得很轻松，却把汽车轧人说成“小凤撞死”了。 “原来是她呀，”史桂香也松了一口气，“可这车祸我咋处理呢？” “又犯糊涂啦是不是？村里死了人，不都是由你写个条儿，盖上大队的公章，送火葬场嘛。这次，先叫小凤爹妈去收尸，给她穿件褂子，少给咱史各庄丢人现眼！” 司机小李已经不哭了，要跟“赤脚医生”一起去，又被史大力拦住。
“我看小师傅是城里人，不懂农村的规矩。叫你喝茶你就踏踏实实坐这儿喝茶，出了这种事，你们甭露面儿。等会儿我去跟小凤的爹妈谈谈。不会有麻烦的。这种事儿，民不举，官不究。办个‘私了’，大家清净。” 史大力的这些话，又把我带回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代。史大力、史桂香这班学生高小毕业了，多数到公社的中学去走读，史大力属于“村高干”子弟，所以进了县城里条件最好的中学，而且住校。只有小凤没升学，原因好几层，重男轻女是表面现象，史边香、史桂香这些女孩子也照样上中学嘛。家里缺少劳动力，需要小凤下田干活挣工分儿，是直接原因，这些年“年终决算”，小凤爹妈挣的工分还不够全家的口粮钱呢，也就是说，起早贪黑苦干一年，然而，小凤爹妈正当壮年，天天出工，怎么就养活不了这五口之家呢？ 社员劳动挣工分儿，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经济问题。说它简单，社员人人心知肚明；说它复杂，你若不跟社员一起干活儿，不计工分，就算精通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永远弄不明白。人民公社化以后，村民不再叫做男人女人，而统称劳动力，又分为壮劳力和半劳力，扶犁耕地，提耧下种，推小车送粪，扛口袋上囤，这些重活儿，由壮劳力承担，出工一天计十分（满分）；间苗锄草，浇水撒肥，掰棒子摘棉花，由半劳力来干，一天计五分。您还别不服气，就说上囤吧，一百多斤重的长条粮食口袋，扛着走跳板，上到囤沿，侧楞肩膀往里一倒……我这三十郎当岁的下放干部，铆足劲儿也只能扛它三趟五趟，您能连续扛半天儿吗？最不起眼的推小车送粪，我也试过几回。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实现了“滚珠轴承化”，也叫“车子化”，指的就是用这种独轮小推车代替肩挑背扛，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那么，独轮小车好推吗？俗话说，“推车不用教，全靠屁股摇”，哈，若是腰劲儿腿劲儿跟不上，您怎么摇屁股也得翻车，肯定比今天的歌星“扭扭屁股地赚钱”难一百倍。我们“老许老刘老赵都知道”当众翻车有损国家干部形象，只能忍气吞声跟着半劳力去干那些挣五分的轻活儿。真是按劳分配，合情合理呀。然而，仔细观察，这里也有甜活苦活之分。先说计分，队里有计工员，你出工一天，计十分或五分，雨雪天气，或冬闲季节用不了那么多劳力时，你没出工就不计工分。这也是理所当然。不过，例外的事情颇多。村里的各项“专摊专业”，诸如电工、机手、会计、治保员、赤脚医生、饲养员、马车把式、村办小学的教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每天恒计十分，这就是甜活儿。像史莲香这样的大队支书兼革委会主任，更不在话下了。关键在于什么人能进“专摊专业”――毋须调查，基本上都是村干部的子女和亲属，包括“招工、参军、入党、提干、保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等等好事美差，都得在干部们的利益之间“摆平”，史莲香在她爹的关照下深得此道，才当得好这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的“第一把手”。而她自己，也是在“吐故纳新”的号召下，“突击入党”之后又被“摆平”到当前这个岗位上的。也许别的村，并不都像史各庄这样编织关系网吧。那么苦活呢？“扒炕、脱坯、拔麦子、轰鸡”是公认的“四大累”：农家的土炕五六年就要扒掉重搭一次，因为那烟熏火燎的炕坯捣碎了就是上好的土肥，你不扒，生产队长也要催你扒，一铺炕土还田，给你计一百“辛苦分”，但是干这扒炕的活儿，必然弄得灰头土脸浑身脏，一累也。重新搭炕，挖土、推土、和泥、脱坯，二累也。三夏大忙，龙口夺粮，半夜就起来拔麦子，腰酸腿疼，三累也。这第四累是新鲜事物，因为鸡蛋是农户的零花钱，鸡屁股就是社员的银行，所以家家养鸡，一只打鸣的大公鸡率领十多只母鸡，保持一夫多妻制，但苦于缺少饲料，只好把鸡们放出去“自己解决伙食问题”――鸡们吃了蚂蚱、蝈蝈、蛐蛐、虫剌虫剌蛄，自然是好事，摄取丰富的蛋白质，多下蛋，又消灭害虫嘛；然而鸡们也刨食农田的种籽，造成缺苗断垅，粮食减产，危害甚大。因此就需要派专人轰鸣，只准它吃虫子，吃草籽，不让它刨粮食种籽。小凤就被派来轰鸡，拿根竹竿，拴块红布，围着村子东南西北的几十块粮田来回跑，全村二百户，养鸡三千只，轰了这边轰那边，每天跑步百十里，尤其是春播玉米、秋播小麦之后，尚未出苗的关键时期，小凤的奔跑速度必须加快，在马拉松长跑当中增加许多百米冲刺，才能打退鸡群的猖狂进攻。哈，与鸡斗争，其乐无穷，只可惜她无缘参加奥运会，否则又多一个“王军霞”。 小凤辍学轰鸡挣工分儿，应了今天一句时髦的话：别无选择。此中还有隐情。这个思想早熟的女孩子绕着村庄跑得满头大汗，撞见了我在水渠边改畦口浇麦苗，突兀地问了一句，“记工分儿的办法以后会改变吗？” 我没听懂她的意思，自然没有回答。叫她在水渠洗洗脸，才听到第二句，“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说完又跑着轰鸡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爷爷奶奶，老地主分子，每天扫街道，掏厕所，挑屎尿，都属于劳动改造，赎罪，不计工分儿。她的父母，新地主分子，不跟随社员群众一起下田劳动，专门从事起猪圈、积肥、捣粪之类的脏活儿，按半劳力记工分儿。看来这就是小凤必须辍学和梦想改变记工分办法的原因了。 三 小凤的顶头上司，是史大力的前任民兵连长，绰号二狗子的粗暴之人。他为什么管轰鸡呢？因为他主管全村的“敌我矛盾”，除了“黑五类”之外，还要“镇压”羊和鸡。二狗子向社员们宣布，“羊是敌我矛盾！它啃社会主义的桃树秧，你们就没见过羊上树？它会蹿高儿，矮树上的桃都被羊偷吃了。谁家再养羊，不准出自家院门，更不准上山放羊，让民兵逮住，一律镇压！”“镇压”的办法是把羊关进老母猪圈，老母猪护崽儿，嘴脏，一口就能把羊咬死。结果是谁家也不养羊了。二狗子还有“镇压”鸡的绝招儿，一经宣布，就遭到老支书的反对，由现任支书史莲香出面纠偏，改为派专人轰鸡。史莲香还训导过小凤，“你要懂得，鸡姓私！它刨社会主义的粮食种籽，是敌我矛盾！邻村是怎么处理的？播种前先用农药拌种，把刨吃种籽的鸡毒死！还有一招儿，派民兵拿剪子到各户把鸡的尖嘴饺掉，看它还偷不偷吃社会主义的粮食！我爹说啦，咱们村儿为了照顾社员有零花钱，把这项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才派你轰鸡，多跑点儿路，也是为你家的老地主分子赎罪！”由此可见，小凤干的不但是苦活儿累活儿，而且必须好好干，跑一天也才挣五分。 我们下放干部劳动一年之后，遵照上级决定，摇身一变就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与农村“一打三反”运动，访贫问苦，了解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积案，这才知道了小凤她爹的一些情况。他叫史玉东，解放那年十八岁，高中刚毕业，就参加工作，在区政府当文书。土改时定成份，他的父母划为地主，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而本人成份是学生，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并且与一位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女会计结了婚。为了表现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举行婚礼根本不请双方父母和亲威，婚后也不回村住。一九六二年以后，“阶级斗争天天讲”，政策越来越左，待到“四清”运动，史玉东夫妇的顶头上司犯有经济错误，成了“四不清干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手下的文书和会计也成了“被包庇重用的坏人”。怎么坏法？顶头上司“多吃多占”，地主家庭出身的女会计必然给他报销过钱粮，知情不举，等于拉革命干部下水，定性为坏分子。至于史玉东，“土改”时划成份，他报的生日是阳历，还差一个月不满十八岁，就没划地主分子；现在一查，农民的生日都是阴历呀，如此算来，当时他已经年满十八周岁，而且念高中期间的寒暑假都回家，想必帮着老地主计算过剥削账，催过租，那就直接参加了剥削活动，所以重新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与他老婆一起开除公职，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为此，团支书史莲香又念了好几遍顺口溜：“亲不亲，阶级分，打断骨头连着筋！”妙在相当准确，史玉东夫妻与地主家庭断绝关系十五年，结果还是“连着筋！”，又一个跟头折回老家，这个三世同堂的五口之家，拥有三名地主和一名坏分子，只剩下小凤这个“可教育好的子女”了。
四 小凤白天与鸡斗争，夜晚还常常在睡梦中惊醒，被迫与人斗争。 君不知，“文革”时期的史各庄村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震慑下，人人自危，谁偷集体俩玉米仨桃儿，也难逃一场批斗大会，若有前科，还将打入另册。因此杜绝了一切小偷小摸，桃子掉在山坡上也没人敢捡，呈现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平世界。我们在村里住久了才知道，其实只有“五类分子”的家庭夜不准插门，不准养狗，以便值夜民兵随时进门察看敌情。这也是二狗子制定的“土政策”，没人敢反对。老支书反对“镇压”母鸡，因为他自己家里就养着许多下蛋鸡，需要保护；至于“黑五类”，他家里没有，本应严管嘛，何必出面反对呢。 二狗子是解放前的孤儿，夜晚睡在关帝庙的草堆里，白天挨家挨户要饭吃，常干偷鸡摸狗的勾当，被捉住了就挨顿打，史玉东也打过他。孰料此人在土改时成为“勇敢分子”，斗争地主特积极，分了房子又分田，却依然好吃懒做，合作化时又带头把田地耕牛入了社，自己当“专业民兵”，白天睡觉，夜间巡逻，护青，看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抓住过不少偷桃掰棒子的社员，召开批判大会，搞得人人怕他，俨然史各庄一霸。“天无二日”也罢“一山不容二虎”也罢，二狗子的霸道行为威胁到了老支书的权力，必须“摆平”。村干部们都知道二狗子向来不地道，不是正经庄稼人，就进一步团结在史莲香周围，利用调整大队革委会领导班子的机会，推举高中毕业回村务农的史大力接任民兵连长，夺了二狗子的权。但是老支书也不敢彻底得罪恶人，狗急跳墙呀，这种“勇敢分子”逼急了啥事都敢干，所以需要进一步“摆平”。史莲香知道二狗子最怕当普通社员下田劳动，所以仍然给他保留“专业民兵”的差事，“以恶制恶”，震�“五类分子”。二狗子也不傻，明知斗不过老支书、史莲香、史大力一家“村高干”，不敢鸡蛋撞石头，那就柿子挑软的捏，对“五类分子”加倍耍威风――夜间察看敌情，打着明晃晃的手电筒，命令“软柿子”们面壁跪墙根儿，“不准乱说乱动”，再挑那细皮嫩肉的脱衣搜身，小凤便成了他的玩物和报复对象。谁叫她爹史玉东当年打过二狗子呢。 女大十八变，小凤已经长成很漂亮的大姑娘了，就在心里筑起了一道最后的防线。她不敢拒绝二狗子搜身，知道这是民兵的权力，我没偷东西，你能搜出什么来？不让搜，反而成了做贼心虚。爷爷奶奶和爹妈都在堂屋里面壁跪墙根儿，只有她被堵在里脱衣搜身。她知道爹妈心里在流血，为了不再进一步刺伤老辈儿的心，她咬紧牙关不出声，脱小褂，让你打着电筒看，忍受着脏手在胸前摸捏。但她坚决抗拒狗爪子伸向裤腰带，那就大喊大叫，跟他拚命，绝不顺从。一次，跪墙根儿的史玉东忍无可忍，跑过来解救女儿，当场被民兵打了个半死，躺在炕上吐血，连那半劳力的工分儿也挣不来了。 小凤跑步轰鸡整六年，不再拖欠队里的口粮钱，现在由于父亲被打伤，这个不当欠款户的愿望也泡汤了。二狗子的报复行为还在继续……小凤心里出现一种固执的幻觉，觉得自己身上脏，是狗爪子弄脏的，就跳到村口的池塘里去洗，洗了身子洗衣裳，再把衣裳挂在树上晾。村里的光棍儿们大饱眼福，先是躲在树后偷看“黄色电影”，还嫌不过瘾，索性围过来看“特写镜头”。更有坏心眼的摘走小凤挂在树上的衣裳，害得她光着身子满村追。 “凤丫头疯啦！”有人报告民兵连长史大力。 他到池塘边看了一趟，大白天的，小凤果然在那里光着身子晾衣裳。 小凤好赖也是自己从小的同学呀，史大力于心不忍。甭调查，作孽的肯定是二狗子，我就不能把他这“专业民兵”撤了？没承想，跟姐姐一商量，反而挨了一顿呲儿，“你想犯立场错误呀？”史莲香又用她的顺口溜“亲不亲，阶级分”教育史大力，“你的屁股不能坐到地富一边！”老支书这次也发了脾气，大骂儿子，“混账！你就没看过《白毛女》？二狗子跟黄世仁是敌对阶级。你要同情地主子女就是忘本！咱家可是祖祖辈辈的贫雇农，苦大仇深，你小子念了几年中学就全忘了？记住：当民兵连长，犯啥错误也不能犯立场错误！” 在家庭教育也是阶级教育的挽救下，史大力站稳了立场，对二狗子的劣迹不闻不问。小凤继续跑步轰鸡，所不同的，是她经常光着膀子跑来跑去。一来自己晾在树上的衣裳被坏心眼儿的光棍偷了两件，爹妈绝对没有钱和布票给她做新衣；二来也是向二狗子示威：你不是深更半夜要我脱衣搜身吗？我一不偷二不抢，怕什么？现在让父老乡亲都看看，我史小凤清清白白！ 五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新世纪之初，一则电视新闻促使我又回到史各庄采访，因为他们不但向首都提供“放心鸡肉”，还出口优质的“平谷大桃”，都属于绿色食品。鸡肉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唉，市场搞活之后，赚昧心钱的邪招儿忒多，鸡饲料里加激素，往鸡肉里打针注水……史各庄养鸡场就公开承诺，保证他们提供的肉鸡和鸡肉全部合格。他们的桃园与鸡场联营，施鸡粪，不用化肥农药，每个桃都用纸袋套起来，可以长到四百克，一对儿大桃售二百元，摆到王府井的绿色食品店里，老外还抢不到手呢，只能惊叹中国人真有钱！这种大桃常用飞机运往国外。 我当然要去采访，因为史各庄养鸡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史小凤！ 如今从北京去平谷有新修的快速公路，一路上大都是新车，也看不见吉普车了。我却忘不了那辆“轧死”小凤的吉普车…… 三十车前，民兵连长史大力把我拉进大队部“喝茶”的当儿，派“赤脚医生”史桂香去处理小凤的后事。不久，史桂香回来报告，“小凤没死。躺在吉普车里又缓过气儿来啦。我给她检查，她没伤筋动骨。真奇怪，让汽车这么一撞一惊，她反倒清醒了，知道害臊，不肯下车。我借了件褂子来给她穿上，搀回家去啦。给她开了三天工伤假条，照常记工分儿。不管咋说，小凤还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嘛，死过一回的人了，也很不容易呀。” 三十年前，那是个多事之秋。我打算破格到地主家去看看小凤，还是被史大力拦住，“臭老九的本性真难改造呀。说过几遍啦，人死了都由兄弟我来处理！现在更没您的事儿啦，还往里掺和个啥呢？”我还是要去，正在争执，电话铃响了起来，上级通知“出了天大的事儿！”要我立即返回单位听传达。此后迅速粉碎“四人帮”，一个时代结束了。 再次来到史各庄村口时，许多往事一股脑儿涌上心头……咳，过去的事情永远过去了。今天采访史小凤，只谈新鲜事儿。 责任编辑齐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