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
刘擎
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时代，会激发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富有创造力的理论家往往会挑战你的直觉与常识。比如，你碰巧读到这样的新观点：中国维系千百年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是一种先进的、优越的政治制度。你之所以有抵触情绪，可能恰恰是因为人云亦云，迷信“民主的乌托邦”，盲目断定“民主比集权进步”。类似的文章大多旁征博引，有理论有事实，尤其在“方法论”上特别具有启发，极大地激励自己的理论创新。比如，我正准备提出一个反潮流的新论：包办婚姻比自由恋爱更为优越。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包办婚姻作为一种风俗（制度性实践）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残酷的，怎么可能在一个伟大的文明传统中维系那么久远？由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本质。
首先，将“婚姻”等同于“情感”是一种概念错误。任何婚姻都不只是两个孤立男女之间的纯粹情感或性爱关系，而是一种“制度安排”，具有经济、社会（人口再生产）、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将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托付给“自由的爱情”，这不只是非理性的，简直是愚昧和疯狂。包办婚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机制来完成，受到家族权威与社群舆论的保护和制约，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其次，让我们来反思所谓“包办婚姻不幸论”。流行的观点认为，包办婚姻“压抑人性”，这种稳定关系以牺牲当事人的幸福为代价。但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里需要收集和引证资料，最好有统计数据），两者婚后的“幸福感指数”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区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办婚姻不幸论”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作家、文艺家和媒体人大多持有“亲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利用职权，在公共话语的传播中往往有意无意地“选择使用证据”——过度夸大包办婚姻的弊端。按照乔姆斯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共识”，简单地说，就是“洗脑”的结果。
再次，对包办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据一个荒谬的前提预设：在婚姻安排中，父母与子女是“敌对的”。但这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反自然的观点。虽然有少数父母将子女的婚姻作为筹码，来换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对子女具有最强烈无私的爱与关怀，为谋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献与牺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与子女的利益与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婚姻的对象是由父母包办决定，还是由子女自由选择。当两者发生分歧的时候，究竟哪一种判断更为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恋爱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绪左右，容易被冲昏头脑；而父母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静、正确的选择。那些反抗父母意见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恋人们，大多以悲剧告终，后悔莫及地感叹自己当初的任性。
最后，自由恋爱对于社会与道德的负面影响尤为值得关注。自由恋爱发端于西方，是启蒙时代宣扬个人主义和人性解放的结果。但是，两百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所谓“人性的解放”会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兽性的解放”。越来越自由随意的亲密，越来越放纵的（包括婚前与婚外的）性关系，瓦解了持久的忠诚、彼此的责任等美德，引发了普遍的价值混乱、道德堕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中国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体主义文化，自由恋爱在个人主义为本的西方都导致了社会危机，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应当破除对自由恋爱的迷信，返回包办婚姻的古老传统，重新获得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当然，这是一篇“戏仿”之作。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如果你觉得这个创新不够过瘾，我们还可以尝试更极端的题目（比如，论证“自杀比活着更有价值”）。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江湖骗子泛滥的时代。要免于被“理论”忽悠，我们不仅需要常识，而且要培养健全的思维品质，获得清醒的辨识力。这是一种公民的品质。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