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读书记

　　我家的书店　　一个问题，它是不是问题要看是问谁，比如你小时候读的书是哪里来的？这对我女儿来说就不是问题，是学校图书馆，是我自己家的。她可能还会抱怨说没出生的时候爸爸就给她准备好了一屋子的书。不要问书是哪里来的，而是书早就在那儿等着她了。但若是问我，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了。我读的书是哪里来的？是父亲的课本和我的课本？是同学间串来串去的面目可疑的“坏书”？也可能是钻到“文攻武卫”指挥部偷出来的被查抄的禁书，还可能是躺在废品收购站的废纸堆上读到的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里永远会有不断收购来的破书、旧书。可以看，但不可以拿，今天你恋恋不舍地放下的，明天就可能成了纸浆。　　应该还有从书店里买到的看到的书。　　我对书店的记忆非常迟，应该已经到了七十年代，那时我都是中学生了，我生活的小镇上才有了第一家书店。在此之前，如果说到书店，那就是指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但因为年龄小，路途远，交通不方便，是难得到县城一趟的，所以印象模糊得很。何况，到书店买书是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家来了一位客人，父亲高兴地向我们介绍，那是他上师范时的同学，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们立时对他尊敬得了不得，我们多么想看书啊，而他居然在新华书店工作！那天，父亲和他的老同学推杯换盏，临别时，父亲的同学用微醺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哦，喜欢看书？很好嘛。到我店里去，有得你看的，不要钱！”他姓陈，我们喊他陈叔叔。　　说是书店，其实并没有店面，也不挂牌子，只是租了一处民房，业务主要不在零售，而是批发。我现在想起来了，当年农村和乡镇的图书销售是由供销系统承担的。就是在供销社，还有比较大的供销社的代销点的营业柜台里辟出一块来卖书。它们的书由新华书店提供，陈叔叔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为我们那个区几个公社的供销社批发图书。所以，严格地说，他那儿应该不是书店，而是图书批发点。每隔一段时间，县新华书店就会给批发点发来书单，工作人员根据本地区图书需求与销售情况勾出所需要图书。不几天，书就来了，工作人员依照底单一堆一堆地分好，再过几天，各地供销社就会来人将书提走。陈叔叔是这个批发点的负责人，我好像也没看见过有其他的人。陈叔叔会在书单来的时候喊我过去，问我喜欢看当中的哪些书，我就根据书名想象一番点上几本，一般他不会说什么，要不就夸我几句“上进”“有眼光”，但也有的时候会犹豫地问我是不是真的要看其中的某几本书，是不是看得懂，说那些书“很深”，进了，你不买可能就卖不出去。我非常感激陈叔叔，因为他在我们镇上工作的时候我父亲还在乡下，但我一有空就跑到那儿去，他从不嫌烦。那真是个小型图书馆，比我们镇上文化站的图书还要多，还要新。我有时在那里一呆就是半天，把我喜欢的书挑到一边，慢慢地读，真的可以说是坐拥书城。即使我上了大学，见识了真正的新华书店和图书馆，还是觉得那个批发点好，我会写信或打电话把我想看或想买但买不到的书告诉我父亲，请陈叔叔帮忙。而一放假，我首先去的地方就是那儿。在我心目中，它早就成了我家的书店。　　后来，批发点撤消了，陈叔叔也调走了。　　但我与书店的故事还在继续。　　字帖和春联　　在写作圈子内，我也算是个会写几笔毛笔字的人。遇到文学活动，如要留个言，写幅字什么的，大家都会推说，让汪政写，让汪政写。我自然要再三谦虚，但最后总还是写了。其实，人家不叫你写，你也会去写的，写字的人，手痒，看到笔墨纸砚就熬不住。　　我的字写得怎么样，不知道，但有人说“你是有童子功的”，这个我不反对。我从小就喜欢写字，从小字就写得好，从小学到大学，写的字一直受老师的表扬。记得我上大学后，中文系的主任有一次问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录取你？”我自然不知道，他很得意地说：“我们看了你的考卷，你的字好！”　　小时候怎么写字怎么练字的已经说不上来了。那时写字并不像现在受热捧，还考级。写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不被当作艺术的，“书法”在那个时代属于被遗忘或废黜的词语。字写得好的好处除了春节有人请你写春联，大概也就是出板报，写标语和抄写大字报了。我自小体弱，父母亲特别是父亲让我在书画上用点功，说下乡了好去办板报，那样就不用下田，还可以挣工分。　　我当然没有那么多长远的考虑，但就是喜欢。见到好的字，不管这字写在哪里，印在何处，都喜欢，都会边看边在手心里描。在我少年时代不多的书中，有几本是我最喜爱的，有空就拿出来翻看，一是《芥子园画谱》，不全，我也记不得几本了，一是丰子恺题签的一套学生习字帖，也不全，大概都是我父亲上学时用过的，破旧不堪，缺页少张，上面沾满了墨渍。我小时候不爱说话，也不是太喜欢串门，好像一个人的时候非常多。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书拿出来，在父亲为我们钉的小桌子旁边坐下，拿个小碟子，倒上墨汁，开始画画写字，经常不知不觉中就到了黄昏。我家的后墙开着一扇不大的窗户，对过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的院子就挨着我们家，里面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树冠高大，浓荫蔽日。写累了，我就盯着石榴树出神，万籁俱静，耳朵里是两个老人显得非常遥远的时高时低的说话声。　　儿时最大的乐趣之一是看春联。我们镇上字写得好的人不少，最著名的当然是书法家仲贞子先生，他是我们镇上的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仲先生毕业于上海美专，诗书画印皆精。我们很幸运，他竟然是我们中学的美术老师，教我们写字画画。记得有许多孩子买不起字帖，仲老师就在这些学生大字簿每一页的第一行用朱笔写上正楷，让他们照着写。另一个字写得好的是南货店的一个营业员，他姓什么我已经忘了。店里卖纸，什么颜色的都有。人们去买纸都是有事的，要么是过年过节，要么就是有红白事，都要在纸上写字。我经过南货店，几乎每次都会看见这个营业员在为别人写字。不知道这是不是过去开店的规矩，卖纸的就得帮人家写字，但这样做起码生意会好一点。到了过年，这两位先生就要忙着给镇上的人家写春联。我母亲在邮电所工作，住的是邮电所的公房，邮电所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办公加上住家，二十几间房总是有的，邮电所的所长每年都要请仲老师写春联，从大门一直写到每户人家，红红的一片。整个小镇，除了有几户家里有读书人自己写以外，都是他们俩写的。大年初一，我必定把我们那个小镇东西南北走一遍，大街小巷，每户人家，就是为了去读他们的春联。现在想来，每年的正月，就是他们的书法双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