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摘要：我们认为，影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40年代、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很多学者都对80年代以来的历程进行了探讨，本文则将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以前，对影视人类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进行简单阐释。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影视人类学；发展脉络 　　“影视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进入中国，是在1985年，当时担任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埃森・巴列克西教授应邀来我国访问，第一次将这个术语介绍到国内，1988年，于晓刚等的《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一文，让“影视人类学”这一学科名称首次公开出现在刊物上。此后，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应该译为“视觉人类学”，有的认为应该译为“影视民族学”，不过，大多数学者都接受并使用“影视人类学”这一名称。1995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成立，将这一学科名称固定了下来。 　　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定义，至今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大致来说，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建立在人类学和影视学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它运用人类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结合现代影视技术和表现方式，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记录和展示。 　　一、50年代以前 　　影视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较晚。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逐步开展，民族学的研究经验逐步丰富，这为影视人类学的诞生进行了学术思想准备。另外，由于之前照相、电影拍摄等技术已经被引进中国，那些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民族学研究者便开始尝试将电影拍摄手段应用于国内的民族学考察，从而开始了中国影视人类学的早期实践。 　　1926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北京，与我国学术界商议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经过反复磋商，中国学术界与斯文・赫定签署了双方共同组团考察中国西北的协议，由北京大学的徐旭生任中方团长，斯文・赫定任外方团长，中方10人，外方14人。这一考察活动从1927年5月持续到1935年2月，在此期间，他们的足迹遍布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区，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系统的、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察，收获颇丰。根据这次考察，斯文・赫定写成了《1927-1935年探险史》一书，考察团在沿途和考察点拍摄了大量人文景观、自然景观以及考察活动的照片和电影片，同时也有反映人类学内容的西北人民生活的风土人情片。 　　此次西北科学考察活动给中国学者们带来巨大启发，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丰富了中国学术界将电影手段应用于科学考察（包括用电影记录人类文化和活动）的认识，并为以后的学科发展积累了经验。 　　有了这一次考察的基础，从30年代起，我国民族学工作者开始将电影手段应用于民族学田野调查中。1933年5月，凌纯声等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前往湘西南考察苗、瑶等地考察当地民族的生活和社会状况，此次考察中，他们拍摄了一部关于苗族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电影，这是我国人类学者首次将影像手段应用于田野调查。1934年10月，凌纯声、勇士衡又赴云南河口、大理、丽江等地，进行了边疆民族生活和社会情形的田野考察。此外，1937年，南方的一些大学也开始有了系统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如杨成志等学者组织的对海南岛黎族、苗族的民族学调查和人类学影片的拍摄。其后直到40年代末，再不见有人类学电影拍摄。 　　当然，拍摄影视人类学片是一项耗资较大的事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局势动荡不安，战争致使国力空虚，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学者的科研事业，所以，在当时拍摄影视人类学片只是少数民族学家零星的行为。这一点也构成了从20年代末就已经萌芽的中国人类学片拍摄到50年代以前的20多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发展，而终为昙花一现的主要原因。 　　二、50年代――改革开放 　　经过四十年代时期的中断后，到五六十年代，影视人类学又开展起来。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面貌如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都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为了保护这些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国家有关部门组织了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调查，并接受了专家学者们的建议，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合作，于1958年完成《佤族》、《黎族》、《凉山彝族》等三部影片的摄制，新中国第一批人类学电影即告诞生，其后，《苦聪人》、《独龙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等影片也相继诞生，这一时期拍摄的人类学影片，奠定了我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的民族学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1961年，在《佤族》、《苦聪人》等片子陆续完成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文化部民族文化指导委员会相关领导联合主持了多次座谈会，对所拍影片进行讨论，总结1957年以来的拍摄工作。我们认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就是由此起步并发展起来的。另外，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还为后期的拍摄工作制定了较充分的准备方案，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许多计划都未能实施。 　　三、总结 　　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纪录片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如某些影片的礼仪活动、群众性活动的场景导演干预的痕迹比较明显；还有的影片解说词夹杂公式化、概念化的语言等。这与当时缺乏理论、实践经验，学科体系刚在起步阶段等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虽然这些影片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一时期的拍摄工作，是中国影视人类学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一，这些人类学片子抢救式地记录了一大批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化资料，《佤族》、《苦聪人》等影片，都是在民主改革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前期，对其社会原貌的真实记录；其二，这些人类学片还为以后的学术研究保存、积累了一大批可视的、生动的历史资料，很多都被应用于民俗学、社会学等的研究和教学；其三，这些人类学片为现实的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更好地做好民族工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依据；其四，这些人类学片为普及科学知识、民族知识和开展对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观众们通过对这些片子的观看，能学到不少的民族知识和民俗知识；其五，这些拍摄活动奠定了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的基础，为以后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积累了宝贵的影片资料，为以后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