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于志勇
《 人民日报 》（ 2014年06月22日 12 版）
图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东汉中后期。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两边缝缀的白色绢带各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织锦是五重平纹经锦，经密220根/厘米，纬密48根/厘米。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二
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汉晋时期绿洲城邦古国“精绝国”）一座高规格的王墓中，发现了一件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纹样的织锦（见图一）。据考证，这件织锦为射箭时的护臂（“射褠”），年代在东汉中后期，即公元1世纪末—2世纪末。织锦色彩绚烂，纹样诡秘神奇，所载文字激扬，为国内外高度关注，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从材质上看，“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系用汉代最高规格和纺织工艺水平的华丽织锦为面料裁剪缝制而成。边缘缝缀白色绢缘，两边各缝缀有三条长系带（有残断）。出土时，它和弓箭、箭箙、刀鞘等放在一起，昭示着墓葬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祥瑞观念盛行，凤凰、麒麟、白虎、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五星、吉祥云纹、甘露、白鹿等重要的大瑞、圣瑞的祥瑞符号，直接影响并应用到了汉锦纹样的程序化设计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为云气动物纹图样，并有吉祥语文字。云气纹是文献所称的“景云”“卿云”“庆云”；动物纹自右至左，依次是可以与文献中记述对应的“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花草纹样，为文献所称的“芝草”“嘉禾”；多个圆形的圈点纹样，是五星的图案。图案和配色设计以五色见出，真实地显示出五种色彩的经线配色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所对应的五种颜色——白、青、黑、赤、黄的密切关系。文字、星纹和祥云纹以及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纹样的和谐组合，具有强烈的道德属性，是古代帝王宣扬“瑞应德化”“瑞应有道”观念的典型实物。
引人注目的吉祥语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实是古代天文星占的占辞。在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对历法和天象拥有着绝对的解释权，星占和历法是由皇家史官专门掌管。织锦能够使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占辞，表明它是由皇家织造，而且织锦幅宽符合汉代二尺二寸的规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占辞，最早见诸现在已亡佚的战国时期大占星家石申的著述，现存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相同内容也见于《汉书》《晋书》等文献。五星，在现代天文学之中指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它们在中国史籍之中，分别被称为辰星、荧惑、岁星、太白、镇星。史籍中，五大行星中两颗以上行星聚会在一起，吉凶占验有许多占辞；五星聚合一处天象出现的概率甚少，在很小的视域空间出现的概率更为罕见，自然其星占学意义就极其重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孙蕃昌；亡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百姓离去，被满四方。”（《汉书·天文志》）
同一墓葬里，出土了一件与“五星”锦图案风格完全相同的织锦制品（见图二）——织有“讨南羌”小篆文字，织锦文字因此可读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文字作为祥瑞吉语出现在织锦上，可能与《史记》中记载的“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史事密切相关。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吉祥语文字的创制，应当是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记汉宣帝派兵讨南羌时“五星聚会”的史事关系密切。
汉代西域都护设立后，开启了西域历史文明的新纪元。中原王朝对西域实施了有效的管辖和治理，使者往来、朝贡、丝路贸易、移民、求法等活动，使中原和西域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密切。殷实且强大的汉王朝，主导着当时经济文化的主要潮流。商贸交流频繁，使语言文字的相互学习和掌握变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正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政治和经济商贸领域的交往，丝绸之路的通畅和繁荣，应主要依靠文字，并以汉语为官方语言来实现。楼兰、鄯善、精绝居民，特别是王公贵族、商贾等，不仅对奢华汉锦十分推崇，对织锦及其纹样、文字内涵的认识，也具有相当的水准。
“五星”织锦，是汉王朝时期成熟、精湛的丝绸制作技艺的绝佳反映，小小织锦透射出古人的智慧情采光芒，逾千年而益新。“五星”织锦的发现，也揭示出一个重要史实：古代西域历史悠久，文化形态多样，文化因素多元；中原内地文化对西域历史文化的影响，时间久、范围广、规模大、程度深，对西域古代文明发展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更是西域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愿“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吉祥祺瑞，激扬图文，开启历史新篇章，激励大家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做出新贡献。
（图片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