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钩事件背后的权力失控
类别：时事评论 作者：肖雪慧 原创 浏览量：357
发布时间：2009-10-23
版次：AA31 版名：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知道分子之肖雪慧专栏
倒钩事件一个多月了，是非曲直，公众看得很明白。事主张军耐不住路边“腹痛者”央求而让其上车，停车时突然被“腹痛者”拔下车钥匙，七八个身穿制服者一拥而上将他拖出车外，卡住脖子，欲打电话报警，手机被抢……这等情景，任何人都会认为是遭遇抢劫了，事实上这也是张军的第一反应。然而，如匪行状的一拨人却是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他们扣了车，抛下一句：交钱取车！在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张军被迫按那里预定的格式条款写下：“我放弃陈述、申辩”的声明，交了10000元罚款、200元停车费——— 扣了人家的车，罚了款，还收停车费！
张军签字、交钱、取车之前，还有两个重要情节：先是向闵行交通执法大队投诉，对方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他胃痛关你什么事？”张军不服，接下来到建交委要车。在交通科万科长嘴里，用诈术诱车主上钩的“钓钩”成了“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配合执法”。
这个事件集中暴露了权力失控、沦陷的现状。栽赃、陷害、抢劫、谋财，都是刑事犯罪。这样的行径在执法的名义下进行，而且给诈术行骗冠以“正义”美名，是对执法与犯罪、正义与非正义界限的颠覆。颠覆出自公权机构，对道德、法律、人性良知、公序良俗、正常人际关系的破坏、瓦解，非个人劣行所能及。实际上，这样的公权机构每示范一次，后果都会在全社会立刻显现出来，不断逆向示范，恶劣后果也不断叠加。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个部门顶着公众的谴责而不收手。习惯性的权力傲慢和嚣张当然是原因之一；司法无底线也使这种“执法”有恃无恐——— 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以制造证据、陷民入罪的不法手段扣押私车、索要钱财，不断官司缠身再自然不过，却很不寻常地从未败诉过。除此之外，部门私利这个驱动力是其不肯罢手的最直接原因。
据《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披露，该大队两年来有如下“战绩”：“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有人计算过：逮一辆车罚一万，两年逾5000万的罚没款，意味着平均每天抓70辆车以上。
一旦执法有罚款指标、罚款金额跟部门私利挂钩，“执法”行为成为对法的颠覆就不可避免。不可遏止的罚款冲动下，行政部门自己制定规则、执行规则，还随时变更规则，变着法子算计民众。以下现象，城市人肯定不陌生：一是交通标识经常变更，诱人犯错，一“错”就罚。我就亲眼目睹过马路旁排一长串等待罚单的车，这些车的车主全都因为没注意到不能直接右转的临时规定而中招。那是年底的一天，是变更交通标识最频繁的时节。二是凡开车人容易出错的地方，多半有警察(或协警什么的)守候。
这中间，行政部门制定规矩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行政部门本来就呈权力失控状态，制定规则被一些部门演绎成自我授予了合法与非法、黑与白的冠名权，无异于找到一条最方便的寻租途径。以倒钩现象堂而皇之上演的所谓打击“黑车”，本身就是权力寻租的表现。“黑”车很大程度是政府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逼出来的，管制的背后有着隐秘而强大的“部门利益”。政府高价出售出租车的营运权给特定公司，事实上就在抬高出租车运行成本的同时，制造了一个跟政府机构结成利益同盟关系的行业垄断者。开出租这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以实现小康的行业，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勉强养家糊口的工作，而且不时因超时驾驶、疲劳驾驶发生过劳死。交不起或者不愿交这么高费用但又要靠开出租解决一家生计的人，就成了“非法营运”。
如此管制加垄断，抬高了出租行业入行成本，损害了出租司机和消费者的利益，还制造出一大批“黑车”。有这些“黑车”随时供有关部门打击、罚款已经不够，涉嫌公力抢劫、公力构陷的倒钩“执法”就应运而生。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私家车的人都可能成为被钓的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执法”还是公权对私域的肆意侵入。对车主来说，汽车是私产，车内是私域，无论作为私产还是私人领地，要不要跟人拼车，或者有人想搭车，搭不搭，搭了人要不要对方分担路程的汽油费，车主有自主权。利用钓钩拦截私车，跟侵入私人卧室，查年轻夫妇有没有看黄碟，有相同的逻辑和性质。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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