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建
河北学刊 2009年12期
［中图分类号］K249、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4-0105-06
近三十年来，以八旗为中心的清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演进过程，笔者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注意力从中央转移到地方，又从地方下移至基层。第一阶段，学者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满族勃兴至清顺治初年的史事上，考证的重点多为上层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如对八旗汉军的研究、满蒙贵族联姻的研究、清初换旗事件、入关后的圈地等。第二阶段，研究重心逐渐向各八旗驻防点转移，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如定宜庄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即是个中翘楚，有关荆州、广州、杭州、成都、青州各满城的专题研究也不断深化，即使是僻处西北的宁夏、庄浪满城，也有学者撰写专文予以考证，十分可喜。更重要的是，学者们关心的不仅是制度，也开始探讨各驻防地旗人社会的演变。第三阶段，部分史家开始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采取田野调查等手段，对一些满族聚居区进行考察，运用家谱、方志等从前不为人所重视的史料，结合老人口述、日常风俗等材料，细致考察，追本溯源，完成对历史的重构。这三个阶段，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深入历史，使之更加丰满的过程。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无一篇论文对清代直隶，今之河北省境内的驻防旗人予以专题论述，至于对屯居旗人的论著更付之阙如。中国现有满族人口1068.23万，其中仅河北一省即达204万。若能对此一群体作深入研究，厘清头绪，无疑会将清史和满族史研究推向深入。
清代直隶的旗人群体，分驻防旗人和屯居旗人两个系统，而以屯居旗人为主。将其细分，又可区别为自关外移居的旗人与随着清初圈地、投充而进入旗下的新归附包衣人。笔者通过研究史料认为，居住的开放性和屯居旗人构成的复杂性两个特点，决定了直隶旗人社会的演进过程，较之京师及外省驻防更为特殊。当我们完成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再次阅读清史史料时，自基层社会产生的全新视角，恐怕会对这个帝国有着更深一层的认识。
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中的原始资料[1](P1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的清雍正朝满、汉文奏折，是本文的重要史料来源。而直隶各县的方志史料，构成了本文的基础。常建华对方志史料曾给予较高评价，认为只有把人物、事件、制度甚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中才能认识。从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2](P63)。研究这一特定群体，方志是必不可少的史料。在旗人曾经屯居过的各县，每部县志中都或多或少的留下了他们的历史印迹，将这些零散的史料搜集对比，放到大历史背景下考察，依稀可看到一个民族三百年间演进的背影。笔者在文中即运用方志史料，以顺天、保定二府为中心，探寻有清三百年间直隶旗人这一特殊群体产生发展的脉络，并试图与档案等史料相结合，揭示其中国家及社会的互动关系。
直隶旗人社会的形成与国家对这一社会的控制
清入关后五大弊政，为衣冠、圈地、投充、剃发、逃人[3]，而直隶罹圈地、投充之祸最烈。《满城县志略》称：“清代虐民之弊政，莫甚于入关旗族圈占民田。”[4]（卷6）《定兴县志》载：“顺治初圈占畿辅三百里内田庐为从龙人采地，又有投充旗下者。”[5]（卷20）《完县新志》载，清初，“由部遣官圈占完县民地，开除粮额，分给旗下官兵耕种。此外又有所谓七项旗租者。”[6]（卷9）故直隶屯居旗人群体的形成，是源自征服者推行的高压政策。作为特权阶层，旗人初至己属地亩上，极尽飞扬跋扈。清顺治二年(1645年），有揭贴记述：
据易州申山北村人魏志桢禀称，东兵入村，跳墙作践，将杂粮衣服抢掠净尽。……涞水民不聊生，遭东人买粮买草，掘地破仓，索酒索食，少不应心，鞭捶至极……以致父南子北，夫窜妻逃，处处惊慌，人人恐惧……（房山）强买短价，入村搜抢等情，与各州县同……房民汹汹，朝不保暮，纷纷逃窜[7](P72-75)。
同时，自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在采育里设镶白、正蓝二旗兵各五十名，是为设立畿辅驻防之始。考畿辅驻防各城，虽兵额不多，如保定省城，最多亦不过区区五百人[8]（上册，P751），但皆为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则不预其中。设置畿辅驻防的直接原因，《安次县志》中有一则史料：
陶弘才，字君实，绍兴人。……由三考出尉东安。……顺治五年秋大饥，贼刘东坡悍，有邪术，肆掠浑河左右。冬十月，围东安，民皆凶惧。时令在会城，贼攻城急，弘才……率军民三百余人突出西门，奋勇击贼……卒中妖术被执。贼见其义勇，欲降之。弘才厉声骂贼，夺刀刺贼不中，杀贼数人，遂自刭。贼怒，醢之，悬头于纛以示城中。民皆哭，塞门增堞，以死誓，年十六以上者争持瓦石，登城拒战，会令亦请兵至，贼遁，邑赖以宁。东安满兵驻防始于此[9]（卷5）。
由上述可知，京畿治安不靖是在东安设立满洲驻防的直接因素。此年前后，顺义、三河、良乡的八旗驻防也陆续建立。据县志记载，东安驻防最高官员系防守御，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设，清乾隆八年（1743年）为其修建专门衙署。下设防御两名，分别统带八旗满洲、蒙古兵，均与《八旗通志》相合[10](P618)。随着近年旧城改造，畿辅驻防的相关遗存已无实物可供查考，而因其机构的特殊性，官书中亦缺乏相关记载，唯方志中保留了相关资料。《固安县志》所附县城地图中，明确标注了驻防公署所在位置，此图亦被定宜庄收入《清代八旗驻防研究》。县志中记载：“每年大阅，即于南关西南隅隙地演习。其城守尉本营演武，在驻防公署后院。”[11]（卷2）这为研究畿辅驻防演武提供了资料。
清初，战事频仍，旗人多披甲当差，无暇照料自己名下地亩。《唐县志》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设满洲屯，但很快便将屯垦旗人抽走披甲[12]（卷11）。当清朝统治稳固后，旗人回到田庄，与民人杂处，形成互动，纠纷遂起。最常见者，便是因圈地引起的土地诉讼官司：
（宝坻）境中民鲜争讼，故罕讼师之害。惟与旗丁杂处，田土时有争执者，在有司平情以听之而已[7](P68)。
（乐亭）旗民杂处，庄田错互，案牍频繁，颇烦调济[7)(P72)。
（怀来）明神宗时，兵宪胡公思伸开惠民渠，灌田万顷。自圈拨令行，旗庄挑渠灌田，民不得与，构讼几二十年[7](P83)。
除了因土地引起的诉讼外，旗人好勇斗狠的性格也成为直隶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清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的谕旨中称：
近畿各府有八旗庄屯杂处其间，有司难于清查。且八旗罢黜之废员及不能上进之子弟，与多事不法之家人，往往潜在其中，结交游手好闲之辈，妄行生事，或好勇斗狠，或酗酒赌博，或与百姓争讼告讦，辗转不休，以致风俗日渐浇漓，难以整理[10](P1124)。
各庄屯旗人，不乏恃特殊身份作奸犯科者：
奸恶之徒，倚仗旗下身份，窝藏匪类，有司明知而莫敢深究[7](P82)。
旗人台六……图奸孟氏，以刀胁之，曰：从则生，不从则死。孟氏力拒不从，遂为台六所杀[9]（卷7）。
屯居旗人风俗日下，而驻防旗人因缺乏有力的监管约束，到清雍正年间时，也是一片营务废弛，兵弁散漫之象，各城驻兵“肆意肇事”[83（下册，P2151）。沧州驻防兵丁“颓废至极”，全不养马，将火炮满地乱丢[8]（上册，P1213）。清雍正五年（1727年），令各地驻防划一演习弹药用银，以示撙节，保定等地驻防公然抗命，“坚不肯减”，新任总督宜兆熊束手无策[13]（十册，P130）。
清雍正朝致力于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在地方力行保甲，并推行族正、社仓等一系列改革。这一努力反映在旗务上，便是企图通过终结下五旗私属关系与整理旗人风俗等手段[14](P347-359)，控制旗人社会，达成稳固统治基础的目的。在目睹直隶旗人种种不堪之状后，清雍正帝决意通过体制约束之，以求一振颓势。对驻防旗人的管理，清雍正帝未设专门机构，而是派大臣前往稽察。如清雍正十年（1732年），皇帝发布上谕，称：
驻于京城周围小城满洲兵，俱由协领、章京等官员管束，并无总管大臣，故教习兵丁，稽查官员之例，俱为松散。于地方虽肆意肇事，亦无管束之人。理应交付就近所驻大臣兼管。倘距陵近，则交付陵寝大臣等管理；倘距天津近，则交付天津都统管理；倘无就近驻扎之大臣，则由京城专差一大臣督管，每年前往巡察一次[8]（下册，P2151）。
由于京畿驻防本系军队，有营规风纪约束，且距京师近，披甲人数有限，余丁亦有入京选拔护军的出路。一旦君威下临，官长严督，易收到效果。在约束相对松散的屯居旗人社会中，清雍正帝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清雍正八年（1730年），为了加强对屯居旗人的控制，将直隶有旗人庄屯的州县，按地理位置划为八路，“每路派官一员，到彼专管庄屯旗人一事”[10](P1126)。修成于清雍正九年（1731年）的《直隶完县志》，就设于本县的管理京南西路旗庄事务衙门有详细介绍：
雍正八年十二月，奉旨特设管理京南西路旗庄事务衙门，驻扎完县，官署在县治南，置专办两名、军健八名，官员廪给、专役工食俱在本县支领。境内在旗共有五十六村庄，并在城内共一千四百余户。城内拣放统辖乡长一名、分管屯目八名；四乡共放统辖乡长五名，分管屯目不等，共屯目八十三名[15]（卷5）。
常住完县的旗籍户口有一千四百余户，若以一户五人计算，竟达七千人之众，足以形成一个半封闭社会。这也应该是将衙门设于完县的主要原因。考其官员职能，包括清查户口、督练马步箭等[13]（第26册，P504），并自四乡拣选乡长、屯目负责宣讲《圣谕广训》，维持治安。层层管理，将皇权贯彻到基层。其组织形式脱胎于保甲制，但从宣讲《圣谕广训》来看，又带有乡约制的特点[16](P75-78)，则设立管理旗庄事务衙门之举是将保甲、乡约制度与旗制相结合，力图更有效地控制直隶旗人基层社会，特殊陛至为明显。
汉化与满化——直隶旗人社会的双重特征
美国历史学家伊夫林·罗斯基在《再观清朝》一文中提出的“汉化，还是满化”的观点曾在美国清史学界引起大讨论，并遭到资深学者何炳棣的反对[17]。前文所述，直隶地区旗人群体，分为驻防旗人、关外来屯居旗人与新归附包衣旗人三类，若从前两者三百年间风尚转变来看，汉化是明显的，经历了由汉军逐步过渡到满洲及蒙古的过程。由于同系一源，兼以统治汉人地区的需要，八旗汉军迅速趋同于汉文化。《庆都县志》载，辽东旗人夏敷九，“国朝初以省亲至邑，与多士游。乙酉，以本贯中式。丙戌再捷。入邑民籍。历官侍讲学士，卒于邸”[18]（卷6）。查其行状，曾将《三国志》译为满文，还参与纂修《太宗实录》，则其必精于满、汉文字。其人出于对汉文化的热爱竟主动出旗。这样一种看似极端的举动，在笔者看来包含着文化回归的意思。但其仕途似乎并未受到影响，其文采多次蒙清顺治帝嘉许，并“赐恩眷，荫一子”[18]（卷6），惜其英年早逝。
汉军旗人热衷以文学出仕。如直隶完县汉军大族李氏一门中，多人凭借贡、监生之途入仕。其中，李荫祖“性孝友笃学，十六入成均”[6]（卷6），于清顺治间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李庆祖“由正黄旗顺天府庠生受恩荫，除授江南高邮州知州”[6]（卷6），后出任湖广辰州府知府；李如橂“少采泮芹，至戊子岁廷对，拔特等”[6]（卷6），任陕西固原知州。其他如满城靳氏、涿州郭氏等汉军望族，亦多有凭科甲及学校出仕者。在汉文化耳濡目染下，直隶的八旗满洲、蒙古人亦渐趋此道，如安肃屯居旗人崔氏一门，曾祖崔成在清康熙朝为“满洲贡士”，曾孙崔英被保定府知府誉为“当是畿北第一人，不止冠安肃已”[19]（卷9）。屯居涿州的满洲人成勋为“道光元年举人，官光禄寺署丞”，其侄瑞恒、寿恒亦为清道光时举人；另一侄贵恒为“同治辛未进士，改庶吉士，后官至刑部尚书”[20]（卷3）。即使在邻近奉天的山海关旗人中，也出现了多名满洲进士和举人，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珂克僧额、清同治六年（1867年）进士祥瑞、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溥祥等[21]（卷3）。直隶满洲进士、举人多集中于晚清，与京旗相符，如镶黄旗满洲崇绮，原为正蓝旗蒙古，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成为状元。一个满族人在科甲中独占鳌头，与直隶出现众多满洲进士、举人的史料相印证，证明在入关两个世纪后，八旗满蒙人的汉化程度已相当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史家在“汉化”概念上的焦点集中于文学出仕，而忽略汉文化中武学部分对旗人的影响。笔者发现，清雍正时，放弃弓箭而改习汉仗成为屯居旗人的一个特点。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六月，镶红旗汉军左司掌关防参领王士仪上折，请督令直隶屯居旗人勤于练习弓矢：
窃奴才伏查在屯居住之旗人，俱有本身壮丁地亩，自行耕种，养赡家口。因此满洲、蒙古、汉军除在京居官、当差人员外，其余在屯居住者甚多。……但习射一事，八旗人等实为首务。奴才伏见八旗兵丁缺出，有将在屯闲散传唤来京挑补者，其人因在屯居住日久，只务耕种，多有汉仗好者竟不习射，难以补用。奴才恳请敕下稽查旗庄官员……将旗人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劝谕习射，令其奋志上进，不得怠惰自弃。于务农之暇分派各该管乡长、屯目督催学射，于一年之内，该旗庄官亲身赴各地方考验二次，拣选弓箭汉仗好者，注明册籍，咨送户部，转咨该旗存案以备。各佐领下遇有兵丁缺出，除在京壮丁挑补外，如不得汉仗弓箭好者，即于旗庄官咨送之壮丁，按册调赴来京拣补[13]。
折内所言屯居旗人长于汉仗而昧于弓箭之语，因其系汉军军官，必为所常见之事。则屯居旗人在清雍正后期，还经常有挑补披甲的机会。直隶民气强悍，民间习武之风盛行，所练多为拳脚枪棒，练习弓箭人较少，屯居旗人弃弓箭而习枪棒，应是在与民人的交往中受其影响所致，也是日常习俗汉化的表现，并最终成长出了吴鉴泉等武学宗师。
王锺翰指出，“国语骑射”政策因其允文允武的特点，成为满洲皇室竭力提倡维护的家法与国策[22]（第2册，P846-859）。但在旗民社会持续交流下，汉文化的巨大向心力终于将其慢慢消释。而作为“国家根本”的旗人，因过高的人口增长率，也令清朝统治者不堪负担，被迫采取强制手段，将部分旗人“出旗为民”。在笔者看来，这一措施似乎带有强制汉化的含义。在“出旗为民”的浪潮中，京旗和驻防八旗均不得免，远居乡村的屯居旗人也受到波及。《东安县志》载，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该县“八旗汉军改隶民籍人丁二十七丁”[23]（卷6）。《涞水县志》记载了两次出旗为民的史料，自清乾隆十一年至二十六年(1746-1761)，屯居旗人有一百三十八丁成为民人[24]（卷3）。从长远看，这一举措有利于民族融合，但在当时，使旗下人放弃其特殊身份而成为民人，恐怕会在小范围内引起波动。然在方志中尚未发现这一方面的记录。
不应忽视的是，清入关后，随圈地投充成为旗下一分子的包衣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迅速向旗人趋同，姑名之为“满化”。《雄县志》载：
一人投身数姓地，人免丁徭地免税。锦翎宝菔千金装，村社争夸羽林卫。东都探丸南乡曲，西邻杀牛北里醉。官兵旌旄数日至，挟弹乘骔不相避[7](P34)。
可见，投入旗下者每每以新身份为荣。由于战事方殷，这些新归附包衣人成为清朝可资利用的人力源泉，一批包衣人充入披甲，参与了清朝的统一战争[25]。其中不乏捐身者。如《八旗通志》中刘士英事：
刘士英，包衣正白旗人。世居直隶省河间府任丘县之小荣村。国初改隶旗籍，任陕西定边营守备。康熙十四年，从逆提督王辅臣遣伪将朱龙破定边，逼降不屈，偕其妻李氏、郭氏俱死之。恩赐骑都尉世职[10](P3895)。
按：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值三藩势盛之际，王辅臣又在陕西发难，形势并不明朗。刘士英担任绿营守备一职，只是一下级军官，却对清朝至死不渝，其包衣旗人身份应是主要原因，可见满化之深。入关后，汉军即多有至绿营充任军官者，并逐渐扩大至八旗满洲、蒙古，在直隶、山西、陕西沿边一带，绿营武官中存在大量旗缺[26](P401)。这其中既有对汉人的防范心理，也和清朝与厄鲁特蒙古间的战争有关。这些旗籍军官至绿营任职，会给这支以汉人组成的军事力量带来何种变化，会否令其编制、战术乃至战略文化层面上发生某种程度的满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直隶旗籍妇女的性格转变
定宜庄指出，在乾隆朝，经过长期汉化，加之皇帝对儒学的提倡，旗人对妇女贞操的态度急剧趋同汉族社会[27]。方志中的史料，与此结论相吻合。
旗人妇女有如男子，大胆泼辣，有魄力。《太祖武皇帝实录》载，后金太祖天命十年（1625年）六月，明军夜袭耀州城南荞麦冲官屯，“时屯中未及准备，有青加奴妻先执刀，与那代、卖土二人妻，内竖车辕，为首登墙，截杀其兵，敌人遂坠墙惊走”[28](P383)。身为女子，于众人手足无措时毫无畏惧，敢于临阵对敌，其勇气可见一斑。入关之初，这种性格仍未泯灭：
祖文明，汉军镶黄旗人，官福建布政使，以守墓流寓于涿。妻修氏，先文明卒，文明为志其行略：事姑孝谨，居家勤俭。其最难者，文明获咎，下诏狱，既无至亲密友之助，终鲜兄弟族党之援。氏沥血陈情，冀邀宥救，匍匐上控于高庄；于密云；于海子南红门，皆未蒙上闻，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在徐家庄叩阍，得蒙矜宥，释放获安，覆载而归[20]（卷3）。
文中所提高庄、密云、南苑大红门、徐家庄，皆系清康熙帝出巡驻跸之所，为救夫出狱，其以柔弱之身苦苦追随銮驾，试图求得皇帝宽宥，此等心计、魄力和坚强意志，令人叹服。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胆有魄力的鲜明个性渐渐被“矢志守节”的桎梏磨灭。各县县志中所录旗人妇女守节者，集中于乾嘉之后，且汉军籍占绝大部分，确定系满洲者仅一名，载于《良乡县志》：
卜氏，在城驻防防守尉堆楼之女，道光二年，夫患骨疾……
六年，夫故，氏无所出，矢志守节。二十七年，本管详请旌表[29]（卷5）。
良乡驻防系正红旗满洲，则此女为满洲人，守节二十一年。尚有许多守节的旗人孀妇，求旌表而不可得。如《涞水县志》载寡妇杨氏，孀居时二十一岁，无子，贫寒无以为生，替别人做针线活糊口，如此窘迫，仍坚持守节，四十三岁死，未得到任何表彰[24]（卷7）。
作为汉化副产品，夫死守节这一源于封建礼教的社会行为准则无疑令旗人妇女的身心遭受了戕害。随着汉化的逐步深入，早期旗人妇女坚毅果敢的精神逐步萎缩，到了晚清，即便是旗妇中最强者如孝钦太后，亦常在近侍面前抱怨要以女流承担重任[30](P16)。而在旗民交流频繁，且汉文化根深蒂固的直隶地区，这一副作用则更为显著。
晚清：国家控制力下降后的直隶旗人社会
直隶旗人与其他省份的旗人不同，驻防八旗军及其眷属没有类似满城的单独居住区域，与民人社会来往更密切，屯居旗人和民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更小。清道光以降，国力日趋衰微，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逐渐松懈，旗民交流也愈发频繁。由于旗人的特殊地位，往往扮演了国家与社会间沟通的桥梁。
旗人较为尊重知识分子，“俗原以文人为贵”[1](P336)，随着科甲之风渐起，县志中常能见到旗人支持地方教育事业的记录，一是出地或出资兴建学校，如《涞水县志》载，旗人金可仕捐地五十四亩，以充书院经费之来源[24]（卷2）。《固安县志》载，清咸丰五年（1855年），旗人程万福与同村生员主持将倾圮佛寺改为义学，原属禅院的香火地“为学中公费”[1]（卷4）。新城县旗人邢永怡，于清光绪末年将禁赌所得充作学校经费等[31]（卷12）。可见晚清时直隶旗人对教育的重视。另一种方式是在乡里讲学，普及教育。如：
郭准，字榘亭，汉军镶黄旗人，直隶巡抚、祀名宦郭世隆之孙也。屡上乡闱不第，而学业日粹，尤善平原书法。设教于涿，从游甚盛，谭成业、成信兄弟同榜举于乡，其高足也。子兆元，嘉庆辛未进士，江西知县[20]（卷3）。
郭准门下受教者既有其子孙，也有乡党，不分满汉畛域。他本人虽科场失利，却将文化传承于乡间，培养出了一批人才。
由于投身科甲需要财力支持，随着清朝式微，一些旗人虽有意仕进，无奈家境贫寒，被迫从事其他职业。因晚清纲纪松弛，不复昔日束缚之严，一些人从岐黄之术，治病救人，直隶名医边成章即是其中之佼佼者：
边成章，字裴然，世居浒洲村，满洲镶红旗人也。幼嗜读，以家道式微，去而业医，岐黄之书无不尽读……人有秘方，虽千百里必求得而后已，由是其业日精……成章一生，活人甚多，所治疑难症不胜书，临症不计贫富。……卒于光绪六年，年七十有五[31]（卷12）。
身为满人而精通中医若此，亦可看出晚清时旗人汉化之彻底，而医人不论贫富，依稀可见早期满族淳朴之风。县志记载，其四子各精一科，但只有二子边宝善承继衣钵，成为民国初年直隶有名的内科医生，其余皆系生员。边成章因家贫未能走科考荣身之路，这或许可视为是对自己遗憾的一种补偿。若的确如此，则晚清时，直隶旗人对科甲荣身之路的重视，可想而知。
在晚清旗人中还出现了专为人排除纠纷的鲁仲连式人物，如前文提及的邢永怡：
邢永怡，字慰轩，镶红旗籍文庠生，世居孔家码头。性慷爽，喜任侠，乡邻有争，挺身赴救，虽危险不避。光绪二十六年，沙口甄家码头拳民与黄家庄、板家窝拳民共掳幼童十余人，将行屠戮，急求解于永怡。时方卧病，急赴黄家庄，拳民数十人追至，鸣枪示威，毙一人；伤一人。永怡急下车，枪弹洞穿其衣及马腹，百方劝解，卒获保全而归。其济老怜贫，倾囊不惜，虽家无隔宿粮不计也。时里中赌风甚盛，多外来土棍，里人畏其强暴，莫敢谁何。永怡鸣金禁赌，未几，西院起火，数顷豆秸俱为灰烬，时光绪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也。永怡卒不为动，禁赌愈力，后又禁获保定驻防练军之赌，罚其演戏，不畏强御如此。光绪末年，以历年犯赌罚款充学校经费，中小学因以成立，至今赖之。民国二十一年卒，年七十六[31]（卷12）。
其人若系普通庠生，应无如此能力。由于保定驻防系两红旗，邢永怡隶镶红旗，又禁练军赌，很可能与省府大员或京中要人有联系。其事迹皆见于晚清，民国后则无相关记载，应系特殊身份消失的缘故。清光绪末年，国运已衰，国家已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又逢庚子国乱，八国联军入侵，直隶法纪荡然，值此乱世之际，保全首领尚属不易，而其人凭借特殊身份，本着人溺己溺的精神扶危救困，部分担负了国家机构之职能。其眼中仅有乡邻，不分旗民，也足资证明直隶旗民之间关系的相对和睦。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部分省份的驻防旗人被杀害，而直隶风平浪静，除地近京师外，旗民间交流密切，关系较为和睦，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结语
直隶地方的旗人社会，是在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占土地和建立驻防等国家行为而形成的，带有制度化和军事化等特点。其中，圈地、投充等掠夺性政策严重损害了汉族民众的利益，也为日后旗民社会间的交流竖立了一堵高墙。
然而，畿辅驻防并不像其他省份驻防那样筑墙自固，加深旗民之间的隔阂与疏离感，便于驻防旗人与民人交流。而屯居旗人的管理相对松散，其中又不乏汉军旗人与新归附的包衣旗人，与民人社会的互动更加频繁。综观史料，在满汉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下，旗民社会间经历了一个冲突—磨合—融合的历史过程；旗人社会内部也有汉化与满化两种趋势产生，但最终趋同于汉化。
近三百年间的旗民社会交流，令旗人对直隶具有了地域归属感，也使民人化解了历史心结，认同了旗人的存在，从而奇迹般的使这片清初利益冲突最剧的土地，在民族革命时成为宁谧之乡。探询个中缘由，直隶民情淳朴及古风尚存的社会风气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收稿日期］2009-05-10
作者介绍：张建(1980-)，男，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清史、社会史。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