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贫富差距
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地竟争氛围，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如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么，则有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地破坏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有了较大提高，到上个世纪末从总体上均衡来计算已达小康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过于拉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反复循环，犹如加力的一根时空旋转轴心。驱动着上千年的历史车轮搭乘着王朝更迭沿此轴心旋转，它是中国历史环绕兴亡周期律转圈的主要推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并且持续在高位运转。要想跳出过去历代王朝周期率的“漩涡”，必须十分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下面来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其主要成因：
一、当前贫富差距呈现代际固化迹象
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延续过去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之外，当前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开始呈现代际固化的迹象。
1、贫富差距形势严峻
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以上，远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测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
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家庭的实际收入差距是远大于上面统计数据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经济学者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得出：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
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
另据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报告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不断拉大距离的贫困人口的存在与增加，其经济动力后劲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然，最终会波及到每个人的起居安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财富畸形集中，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聚增，中国五千年王朝的兴衰史很好地映衬了这一普世规律。
2、过去的穷人太穷到现在富人太富、穷人照样还穷
十年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的问题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曾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的关键点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问题则变成了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还多达
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
富豪持有了国家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
3、贫富差距出现了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现象
追溯我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使其“流水不腐”。起到了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恢复高考制度后，也改变了过去以家庭出身为背景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重启了社会流动性，因而深得人心。
但在当前教育制度不完备、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是指上一代人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人，即富人的后代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依旧是穷人。
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
例如，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
又如，出身底层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十分艰辛。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以2008和2009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再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
二、贫富悬殊的主要成因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多重成因，但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三是腐败的成因；
1、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于经济改革来推动的。所谓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激活，或者是按哲学家所说的把“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对人的本能一种释放。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引入了多种所有制竟争的态势。根据当时情况辩证地看，这还是符合国情的。
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顺应了人的“逐利性”本能，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我国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缺位。因而，社会生产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样不拘一格地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做法，即把“蛋糕”先做起来。这实质上是在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缺位的这一课，其策略应该是对的。然而，这单一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和弊端。其中拉大贫富差距和滋生腐败土壤是
其最大的负作用，这也是因发展模式造成了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十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1989年中国人均GDP仅只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世界平均水平的
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实情，因而“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例如，1978－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又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
按发展规律来说，经济改革时应该同步启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变革有序地运行。但因多方面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改革起步时我国经济实力太弱，我们太注重经济改革了，而配套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没跟上，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改革是做“蛋糕”；社会改革是分“蛋糕”；政治改革则是重组分“蛋糕”的权力；只有三者齐备，才能构成一付完整地改革链条。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如何分“蛋糕”上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做法。它体现在社会财富的一、二、三次分配上：一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相应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三次分配则是注重社会责任。
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三个视角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体现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上。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得到比前者低得多的回报。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样在起
步的一次分配上就显得很不公平。其中失地农民和因改制下岗的工人就是典型的城乡两类代表人物，其原因虽有政策不完备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腐败造成的。大量的失地农民是因为“村主任”侵吞他们的土地补偿款而沦为赤贫的，下岗的改制职工则是“厂长”、“经理”强占了改制企业的资产才使他们一贫如洗的。
由于注重效率，西方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如德国为0.50，美国为0.49），但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最终的基尼系数（如德国降低至0.29，美国降低至0.38）。相比之下，中国最终的基尼系数在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居高不下。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能笼统地责怪政府不作为，或者简单得出“二次分配无用”、“还是初次分配是关键”的结论。问题的要点在于，单一过分强调增长发展模式是导致初次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导得出，在这一发展模式驱使下，政府建立在此平台上的二次分配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其次，慈善事业是救助贫困群体的有效机制，被称之为第三次分配机制。比如，美国70%以上的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85%的捐款来自普通公众，平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而我国慈善发展水平较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2005－2012年，中国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03%、0.05%、0.08%、0.34%、0.10%、0.26%、0.18%和0.16%；而2010－2012年美国慈善捐款占GDP比例均在2.1%左右。“中国GDP约为美国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美国人均捐赠更是中国
人均捐赠的上百倍。特别是中国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美国富豪相比，更有天地般的差距。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对贫富差距产生的“逆向调节”作用。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本应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社保制度不完善，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体并没有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来，导致二次分配出现了“逆向调节”现象。由于社会保障强制性不足，截止于2013年底，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则更低，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20%和31%。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嫌贫爱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双轨制，更加大了二次分配“逆向调节”的力度。比如，中央企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年金市场，通过补充保险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从2005年开始，中央连续多年给企业离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在双轨制没有废除的情况下，仅凭“车水杯薪”，是无法有效地缓解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社保水平之间差距的。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富豪不是来源于技术创新。政府在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等的垄断地位，拥有决定权力的人与想获得资源的人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交易模式，这是富豪产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且极大的拉大贫富差距：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富豪所在的行业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主。2013年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约有263名内地富豪上榜，其中
75名富豪以房地产为主业。在过去14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房地产业一直名列榜首，只有2012年被制造业超越。胡润预测，房地产业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主要来源。而相比之下，美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投资、通讯媒体科技和零售，德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通讯媒体科技、零售和食品饮料，瑞士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制造业、矿产和零售，法国富豪最多的两个行业是奢侈品和食品饮料。美国的富豪财富积累大多是基于创新领域，比如，盖茨与微软公司、乔布斯与苹果公司等等。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虽不是当代中国特例，古已有之。比如，百年前的晋商以茶业和金融业为主、浙商以盐业为主，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但是，巨额财富积累并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特许经营和获得垄断地位。曾有历史学者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众多的“红顶商人”也就应运而生。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会带来三个严重的后果。第一，缺乏创新。既然巨额财富积累的核心是权力资本接成连襟所致，甚至是利益输送所获。即权力赋予准入机会和垄断地位，进而获得巨额财富，那这些财富要么用于个人奢糜享乐，要么用于利益输送，决不会用于技术创新。这也是中国两千年来特别是最近六百年来缺乏创新激励的根本原因。第二，给腐败留下了生长的土壤。第三，这种财富积累方式必然容易出现“仇富仇官”现象。美国有像盖茨这样的超级富豪，但是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仇富心态，那
是因为美国的超级富豪是通过技术创新来累积财富。两千年的历史教训，现在必须引起足够地警醒。
还有一大重要因素出自非理性增长的房地产行业里。过去十多年中国房价上涨幅度惊人。1998年房改之后，绝大多数年份里各类房屋销售价格涨幅都明显高于CPI涨幅，并且二者差距在2001年之后大幅提高。全国一线城市房价涨幅更大，比如北京和上海2001－2012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2.1%和12.9%。中国当前的高房价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需求方面的原因。
高房价是拉大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推手。房地产市场虽然收益高，但主要是富人群体参与多，而穷人群体参与很少，富人家庭的房产占财产的比重比穷人家庭高得多，而且富人家庭的住房面积更大，因此房价上升进一步扩大了富人和穷人间的贫富差距。
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2007年的数据表明，财产持有最高10%的家庭资产中，房产占到了46%，而财产持有最低10%的家庭基本不持有住房资产。由于投资房产所需要的资金远高于其他投资品种，因此房产是一种只适宜富裕人群的防通胀投资工具。购买住房可以使用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但即使是通过银行贷款途径筹集资金，高额的首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产保值增值收益严重偏向于富人。
同时，地区间房价上涨幅度不同，发达地区房价上涨比落后地区更快，导致地区间财富差距扩大。城乡间房价形成机制不同，
城市房价持续上涨扩大了城乡间财富差距。由于部分单位还有福利分房，高房价又导致财富再分配加大流向这部分人群。
3、腐败的成因
这方面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原铁道部长刘志军案发后，其它的资产不说，光追缴的房产就有370多套。又如，与周永康“大老虎”相联的“贪腐王国”还未披露的贪腐资产不知是多大的天文数字。再如，成千上万的“苍蝇”更是搜刮了难以计数的民旨民膏。这无疑使本处在财富分配末端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
总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到了很严峻的地步了，已成为接下来我们的反腐与全面深化改革要十分认真面对的首要问题。反腐、改革的力度与深度，决定了贫富差距缩小的程度，更能检测民心聚拢的气度。在一个和谐有希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绝对不能允许贫富悬殊两级分化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因为它不仅有悖于尊重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普世价值观，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理念走共同富裕道路之原委水火不相容。所以，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个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并日益缩小“三大差别”的公正社会将展现在国人面前，这是人民众望所归的愿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这一与时俱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