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1024第八版 作者：李拯
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在梁启超看来，先秦时期可以看成是“中国之中国”这样一个阶段，诸侯之间的军事战争或文化交流，都不超过中国的范围；秦汉直到清朝，可以看成是“亚洲之中国”这样一个阶段，中国整合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在亚洲居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核心地位，并且建立起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天下体系；近代以来的历史，则是“世界之中国”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建立的“天下体系”遭遇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体系”，导致亚洲的朝贡体系和天下体系瓦解，中国被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
按照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下，“世界之中国”意味着一个一个原先的中央大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逐步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但是在今天，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时我们谈论“世界之中国”，已经不再是“让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负上四分之一的责任”，更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面呼吁东方的青年为“人类全体的幸福”振作起来。毛泽东也说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以占世界八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四分之一的贡献。这是因为中国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有人称之为“北京共识”，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无论叫它什么，中国现代化之路都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它表明一个后发国家想要实现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不只有西方国家曾走过的这一条路，还有其他的替代性选择，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和道路。而这种模式或道路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尊重本国的历史传统、根据本国的发展实际，在本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怎样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它的基点就是本国的历史、文化与国情。
这就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既是制度的贡献、道路的贡献，也是思想的贡献、文化的贡献。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汤因比曾这样期望：“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而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则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这些来自西方的大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从另外一个视角向我们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西方文化一般称之为“罪感文化”，他们认为人是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产物，生下来就有原罪，日本文化则被称为“耻感文化”。为了区别于这样两种文化，李泽厚把中国文化称之为“乐感文化”。梁漱溟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说“孔子的生活”“不外乎养得一种和乐恬静的心理”。我们从小学时候学习《论语》，这部在中国流传千载的典籍，开篇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以快乐来开篇，充满了积极、乐观、向上的正能量！而这种快乐是人类的普遍需求，所以，如果说“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拥有昨天，那么我们的“乐感文化”则将拥有人类的明天。
阿根廷著名文学家博尔赫斯曾引用这样一句话：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对新事物的认识无非是一种回忆。其实，无所谓过去、现在与未来，历史不是关于过去，而是关于现在和未来。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坐标系里，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就一定能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