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注《王安石诗》
A Study of Xia Jingguan’s Annotations in Wang Anshi’s Poems
吴淑钿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
提要：夏敬观选注《王安石诗》, 意在为诗人的历史形象翻案, 其中实寄託了他自己的时代观感。
本文分三层次讨论夏氏此书的选注意义：先以宋以来王安石历史评价的发展阶段为背景, 看夏氏于选注中寄寓的士人人格理想。其次由同光派赏识荆公诗角度及夏氏晚年所处时代与心境, 看他在选注中所投射的政治情怀。最后于近代的王安石讨论热潮中, 看夏氏表现的经世思想与时代精神。论文归结夏氏选注《王安石诗》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人格理想 政治情怀 经世思想
近代学者夏敬观（1875-1953）于1940年出版了商务印书馆《学生国学小丛书》系列的六种唐宋金诗选注,《王安石诗》是其中一种1。与其余诸本作比较, 夏氏几乎没有从诗学角度评价荆公诗, 选注目的俨然纯粹是为诗人的历史形象作翻案, 重在以诗知人和由人见史的知人论世作用。
王安石（1021-1086）是宋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与文学家。作为古代重要诗人, 王安石在宋诗发展史上是下启江西一派的北宋大家, 对宋诗典型的建立起着时代作用。作为思想家, 王安石的新学对宋代学术思想史有具开拓性的影响；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基础, 其后虽随变法的失败而衰落, 但对南宋后儒家思想的转向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政治家, 王安石固然是北宋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不仅是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 其中兴革本末更深具源远流长的历史意义。南宋以来, 王安石在文学上素享盛名, 但关于他的历史评价却有着非常极端的差异, 有以为祸国奸臣, 也有以为是伟大政治家。可以说, 中国历1 各本包括：《孟郊诗》、《陈与义诗》（上海1940年）《梅尧臣诗》、《王安石诗》、《杨诚斋诗》、《元好问诗》（长沙1940年）。详见吴淑钿《夏注梅尧臣诗的诗学意义》,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9年, 第49期, 页303, 注1。
史上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如王安石般聚讼纷纭, 越千年而生前身后的成败功过犹未论定。夏氏选注之诸本唐宋金诗, 刊于同年, 王安石诗是最早出版的一本, 可能与诗人的历史评价让读者最感兴趣有关1。
但夏氏选注王诗, 其中实寄託了自己的时代观感, 一方面通过对荆公于出处进退的品格上的德性体认, 表现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对荆公于新法施为上的事功肯定, 侧面反映他由时代鼎革走过来的社会思考。本文试从以下三方面论述《王安石诗》的选注意义：先以宋以来王安石历史评价的发展阶段为背景, 看夏氏于选注中寄寓的士人人格理想。其次由同光派赏识荆公诗角度及夏氏晚年所处时代与心境, 看他在选注中所投射的政治情怀。最后于近代的王安石讨论热潮中, 看夏氏于选注中表现的经世思想与时代精神。论文归结夏氏选注《王安石诗》的时代及文化底蕴。
一
夏氏选注《王安石诗》虽不作诗史观念之说明, 然从同光体诗学内涵考察, 仍沿“诗品出于人品”一路为主要切入点。夏氏所欲表现之人品, 是由诗言志的角度去知人论世, 通过体认诗人的德性高度, 还他一个历史的清誉, 其中寄寓了夏氏自己的士人人格理想。
夏氏于《王安石诗‧导言》开篇即明言选注目的：
“中国秦汉以来, 政治上新机, 只算王安石作宰相时, 萌芽过一次, 却被一1 陈谊《夏敬观年谱》附录四《夏敬观著述年表》：“《王安石诗》1940年1月初版, 6月再版。”黄山书社, 2007年, 页233。
班人摧残完结；不仅是攻击他的政策, 而且诬蔑到他的品行, 若不是他的诗文, 是千载不能磨灭的。靠着这一部诬谤的宋史, 纵然是就他所主张的政治, 明眼人也能辨别是非；但是有一部分的事实, 关系他的品行的, 无从证明。我现在编选他这本诗, 要将他所处的时代, 身受的困难, 及他生平的志意, 叙说出来, 使读他诗的人, 得着印证。”1
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治人物, 夏氏欲通过他的诗作, 为他辩诬, 故无可避免地, 文学诠释的意义是被落实到历史的氛围里。观乎夏氏对诗人的评价, 主要表现在道德和事功两方面的全面肯定。把夏氏的观点放在宋代以来王安石的历史评价中作考察, 可以看到他所欲“印证”的诗人品行, 虽说不上是独特创见, 但他刻意由道德与事功两层意义去集中建构诗人极纯粹的正面形象, 却鲜见于前代研究。当然, 夏氏所欲树立的, 乃诗人的艺术形象；而审视夏注王诗的研究底蕴, 其中表现了他对士人的理想人格追求。
就道德层面说, 夏氏对王安石的道德修为给予极高评价。尽管王安石的历史形象非常复杂, 不同时期的、史家的和思想家的常有不同, 但夏氏体认的王氏人格表现, 无疑是实有所据。就史家言之。史家论王安石, 不离熙宁变法, 如夏氏所云, 元代所修的《宋史》, 偏录元祐实录之类的文章, 尽书王安石之过：“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 引用凶邪, 排摈忠直, 躁迫强戾, 使天下之人, 嚣然丧其乐生之心。”2假以流毒四海、祸乱天下的罪名。明清史家受程朱理学思想影响, 通过评王安石变法而宣扬崇道德黜功利的观念, 使变法成为明清理学的反面教材, 其中虽有折衷看法, 例如认为变法并非不善, 只用人不当, 或肯定其科举改革等, 1
2 夏敬观《王安石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年, 页1。以下凡引此注本只列页数, 不另作注。 《宋史‧王安石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但大体上明清史家对王氏及变法皆持否定态度。由思想家角度看王安石的历史评价, 刘成国在《荆公新学研究》中作了详细梳理2。王安石在熙宁之前已名重士林, 推行新法后则毁誉交加, 新旧党人对他的评价截然不同。元佑旧党的司马光和苏轼虽与之政见不合, 但对他的道德人品都予以很大的肯定：“进退之美, 雍容可观。”（苏轼《王安石赠太傅》）其后新党专政, 挟王安石以图私利, 引起旧党的不满和攻击, 遂将对新法的不满归咎于安石, 钦宗更将他与蔡京并列为祸国奸臣。至南宋, 朝野仍以王安石为使北宋沦亡之祸首, 一方面罪其破坏祖宗法度, 一方面责之败坏士风。但陆九渊于《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推崇王安石的道德人格和事功志向：“洁白之操, 寒于冰霜, 公之质也。”“道术必为孔孟, 勋绩必为伊周, 公之志也。”3朱熹亦肯定其人品道德及变革心志。然而朱陆俱认为政治施行必以道德修养为优先基础, 而新法由于用人只重事功, 本末倒置, 故不免失败。此外南宋虽有事功派, 叶适和陈亮等却只持改良主义, 指王安石“不知立国之本末者, 真不足与谋国也。”（《宋史‧儒林传‧陈亮传》）于是, 自宋理宗黜王安石从祀孔庙, 其误国误民的奸臣形象从此确立, 一直到明清。至清代, 王夫之犹称他“允为小人”4,总体否定他的变法。王士祯仍将北宋之亡, 系于其“奸”5,评曰：“后世之变法三人, 商鞅王莽与安石耳。商鞅变之而国富强, 莽、安石变之而天下大乱。”6然而另一方面, 清代因重考据之学, 康熙时李绂始用考证方法为王安石辩诬, 力辩苏洵的《辨奸论》非其所作, 发前人未发, 为全面客观评价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后蔡上翔又为他做了年谱考订。不过二人因对史料了解的限制, 为王氏辩诬而未有大建树7。到清末世变, 经世思想盛行, 熙宁变法的历史意义重新受到全面论辩与肯定, 梁启超（1873-1929）和邓广铭等学者的历史研究都给予11 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页228-237。另参孙光浩《王安石冤屈新论》,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2000年, 页142-161。
2 刘成国《荆公新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页252-274。
3 [宋]陸九淵《象山集》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4 [清]王夫之《宋论》卷六《神宗》, 台北九思出版社, 1977年, 页117。
5 [清]王士祯《古夫子亭杂录》卷二：“王安石之奸, 文富诸贤, 皆为所欺。”载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6 [清]王士祯《居易录》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7 《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页303-307。
他非常正面的评价；梁启超于《王荆公》痛陈：“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紏之者, 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宋史成于元人之手, 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 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1王安石的奸臣形象至此始得平反。
夏氏承此清末以来王安石历史形象的全面平反期, 从文学角度作出体认。临川诗传世的一千六百余首中, 他只选编了201题 237首, 约七分一的篇幅, 通过《导言》、《年谱》与选诗三部分结构性地建构选注意义。比较他在《孟郊诗》与《梅尧臣诗》两注本中所寄寓的士人精神与道德理想, 王注中表现了更进一层的士人人格理想。他论孟郊, 重其真挚性行与抱道终穷, 论圣俞, 重其寒士精神与君子道德。但郊梅都是失意的士人。孟郊虽游于王公之门而笑傲自若, 他的处穷精神却是愤激怨怼的, 比起才华虽受赏识, 仍一生困顿清贫, 年近五十才做尚书都官员外郎的梅尧臣, 夏氏更欣赏后者的仁厚乐易。夏氏评荆公诗表现的道德理想与评郊梅不同, 是因为王安石的政治际遇与二人绝不相同。孟郊固然是始终不遇, 梅尧臣即受时人推重, 顶多只能做个都官, 王安石却是有宋一代名臣, 身列朝相, 参预国政, 曾经位极一时, 实现了古代士人最大的“志”, 而诗人面对仕途的起落变幻, 其历炼又非郊梅可比。比起郊梅注本, 夏氏于王注中作了相对多量的诠释性评说, 指导读者“印证”诗中道德人格的反映。可以说, 夏氏于评价荆公诗之中, 实渗透了他的完整士人人格体认：士必须具经邦济世之志, 志于道, 得遇于时, 抱道行道；知道之不可为, 则退而乐隐。
儒家主张在修身的基本道德准则下, 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担负态度是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隐：“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王安石自谓：“君子修身以俟命, 守道以任时, 贵贱祸福之来, 不能沮也。”(《推命对》)夏氏所肯定的, 正是他这一种任道精神。他在《导言》中说诗人“平生的抱负不1 梁启超《王荆公》, 台湾中华书局, 1966年, 页6。
同流俗”, 又有恢复国土的志愿, 仁宗时曾上书言事, 但没有效验, 遇神宗君臣同志, 遂奋发有为。(页2) 诗注云：“言恐负平生所学也。”（《中书即事》页111）“近臣, 天子左右之臣, 言当常以国之未治为忧也。”“苟食其禄, 即有责任, 虽杀身所不避也”。（《王章》页116）士人所志者, 是执道行于天下：“言道不行, 虽位居万乘之师, 与不遇等, 非贫富贵贱之谓也, 岂能枉其道以趣世哉。”（《臧仓》页
39）但一旦道之不行, 便不要留恋名禄：“言能行吾意, 则天下受其福, 不合则去。” (仝上注)“谓己所辛苦设施, 及平生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之意。知者绝罕, 正恐后世作史者无其识也。” (《读史》页97)元祐旧党肯定诗人的进退之美, 夏氏在注中一方面评说：“此诗当是罢相居江宁时所作, 清都比帝居, 安石诗意, 则谓在野为乐, 以答之也。”（《净因长老楼上玩月见怀有疑君魂梦清都之句》页83）“言此丹青与己之身, 随世间流转, 均无长存之理, 会须化为埃尘。”（《真赞》页109）体认其晚年生命境界。一方面则在选录荆公晚年退居江宁的诗作时, 如《定林院》、《秋风》、《北山》、《钟山即事》、《悟真院》、《江上》、《书湖阴先生壁》等篇, 几乎不落诠注, 直接让诗人心灵呈现, 让作品自己说话。夏氏着力表现王安石作为改造时世之志士, 其人格高尚处, 在志行经过验证, 不得其时之际, 则乐于隐退江湖, 合乎以道德修养为政治基础的传统儒家精神, 呈现了完整的士人人格。与郭沫若于40年代评王安石为伟大政治人物, 其义实同1。夏氏认为王安石乃不世之高才, 政治上的失败, 只败在不得其时, 实非其人之罪：“志士乃造时世之人, 不得其时, 成就者寡。其随时世为进退以成功名者, 皆中才也。”（《读唐书》页130） 1 郭沫若《历史人物》《王安石》写于1947年,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页175。
夏氏诠释荆公诗, 着墨最多的, 便在此“不得其时”。《导言》绝大篇幅都在叙说王安石在宋代士人风气中的艰困处境, 全文可分四层结构看。第一, 宋代理学讲义理轻事功, 谈事功的人, 不论好坏, 贬了一等, 王安石正属事功派。第二, 宋代士大夫并不了解三代的政治, 只是口头装门面而已, “安石要行三代的政治, 所以他们看得是迂阔。”第三, 宋代士大夫偷安苟且, 以喜事为非, 安静为是, 王安石从政治根本作改革, 和“偷安旦夕的同僚”大大相反。第四, 宋代士大夫最喜欢分党和自是, 王安石孤怀独抱, 如何能在这恶习中相处而不生瑕衅？《导言》上半篇备陈王安石于宋代士习中的恶劣处境后, 才就诗人人品作评点, 意在强调史书所载乃诬蔑之词。夏注行文, 就此多所抒发：
“此诗堂以喻君, 柱以喻臣, 言良木生于岩幽, 自有千秋, 不意见取以为堂柱, 乃困于卑湿之地, 而为百蚁所蛀, 虽受丹青之宠, 木朽难支, 而有镇压之虞矣。其下复托于客言, 云当为君除蚁, 蚁力虽小, 能生万蚍蜉, 而使垤高于础, 不除则为害益甚也。继又托于答客之言, 谓人生百年, 等于浮沤, 奚必若是。”（《日出堂上饮》页36）
“言世道崎岖不平, 所遇易生猜嫌, 即随分亦不能免也……言所遇之人, 皆胸有尘滓。”（《谢郏亶秘校见访于钟山之庐》页92）
“言此等陈迹, 乃草莽无知者所传, 是非不待辨而明, 乃纷纷流俗, 尚不之悟, 诗意似有寄託。首二句似指当时士大夫之学识太低, 第五六句似
言时代不同, 不当迷而不悟。”（《登大茅山顶》页95）
“言仕于朝, 日与小人相处, 无切磋之益, 高语易招祸衅, 惟以鄙辞强颜相酬, 始意在避祸患, 久之自觉日近偷薄, 而欲致君尧舜, 则一齐众楚, 知不可能, 念身将退隐, 而淹留未决, 不悲道之难行, 而悲累我身修也…… 言违世特立之士为俗所恶, 苟有一疵, 并百善而掩之矣……宋沿唐制, 以诗赋取士, 元丰中, 安石始建议罢诗赋, 用经义, 议者多谓便, 苏轼独异议。”（《寓言》页43）
“言举朝争新法者, 欲尽毁其所设施, 何其急而不察也。”（《求全》页58）
“元祐初司马光召原（龚深甫）与语, 诋安石, 原反复辩论, 终不为变, 光曰, 王氏气习尚尔耶。”（《次韵酬龚深甫》页64）
“诗意以喻新法之行, 众议但求其近害, 而不知其有远功。”（《次韵和甫咏雪》页77）
“指初相时施行新法, 其效未见而举朝谤毁。”（《次韵张唐公马上》页80）
其云世道崎岖、小人无知、举朝谤毁、不知远功, 把王安石当时所处政治危机和新法失败的因由, 直接指向宋代“士习之坏”的背景中。《导言》又一再指出诗人在这样的处境中, 难以超越的无奈：“当时大臣的一般观念, 如何能容得安石呢？……安石这样的做品, 如何能做历史上所称许的人呢？”（页3）“以安石这样
一个孤怀独抱的人, 如何能在这样的恶习中, 相处不生瑕衅呢？”（页4）观乎夏氏对王安石政治处境的深重感慨, 系于个体的特立独行与社会的一般观念以至相沿恶习的悲剧性对垒, 故诗注中除了寄寓他对士人人格的理想追求外, 其实也投射了一份政治情怀于其中。
二
夏氏于荆公诗选注中所投射之政治情怀, 与他作为清末同光派成员的诗派体认, 及晚年所处时代及心境有关。同光诗人好荆公诗, 据曾克耑说, 是把他作为“被遗忘诗人”重新发掘出来的。《论同光体诗》云：
“《石遗室诗话》云：世之为荆公者, 苏戡提倡之也。其实在同光体中最出色当行者还是荆公。海藏曾说宋以来之为诗者虽不敢问杜, 学韩纵学不到, 也总要在王门走一遭。因为宋诗如东坡失之滑易, 黄诗又过于艰涩, 在滑涩中间找一条比较易走的路, 还是荆公。荆公古诗学韩, 七绝几于在唐绝句外自成一格, 古人所谓深入浅出, 惟荆公足以当之, 宜乎自海藏一提倡而学他的一天多似一天, 尤其是闽派诗, 简直可以说是荆公派。”1
自《沧浪诗话》别立荆公体, 南宋以来, 历代评王诗者, 已肯定其于开拓宋诗特质及宋诗发展史上的成就, 对王诗后期绝句于唐人后另开新路更予以重要的文学史地位。清代无论唐宋诗派, 论者皆视之甚高评价2。近代宋诗派以杜韩苏黄为学诗典范, 荆公诗是同光诗人学唐宋特别是学杜韩的一条学诗途径, 其中体现他们自宋人推本唐人诗法的由下而上的学诗路数。至于曾克耑所说的被遗忘诗人, 则应与荆公诗通行注本甚少有关。自宋代李壁注本后, 清嘉庆时虽有沈钦韩注本, 1 曾克耑《论同光体诗》, 载邝健行、吴淑钿《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诗词曲篇》,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 页12。
2 [元]方回称其“备众体, 精绝句。”（《送罗寿可诗序》）[明]胡应麟谓为“五七言绝, 当代共推。”（《诗薮》外编卷五）清代重宋诗者如翁方纲对荆公诗多所许可, 曰荆公诗较之郊梅, 高不可及, 在其思笔刻苦, 能自敷愉中出。又称他能炼用古语入妙。（《石洲诗话》卷三）重唐诗者则视之评价尤高, 如吴乔以其能令人寻绎于语言之外, 许为“宋人第一”。（《围炉诗话》卷五）
沈注之前一直只藏于嘉兴钱氏, 至1927年才由刘承干付梓1。而稍长于夏氏的严复（1853-1921）亦欣赏荆公诗是“具有政治见解的政治家的诗”2, 著有《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 但严氏评点序文虽写于辛亥1911年, 其书却由曾克耑珍藏, 至1964年才交黎玉玺出版3。故由宋及清, 长期以来, 直至清末, 荆公诗只李注一种刊行于世4。陈衍故云：“自海藏提倡荆公诗, 李壁注本, 为之腾价。”5再看同光诗人倡行荆公诗, 若由郑孝胥（1860-1938）开始推广, 则当是光绪年间的事。陈衍《海藏楼诗序》云：“君诗始治大谢, 浸淫柳州„„乙酉亟称东野„„己丑、庚寅, 案上手钞本有晚唐韩偓、吴融、唐彦谦, 北宋梅圣俞、王荆公诸家, 君诗
6已一变再变, 为姚合体, 为北宋, 服膺荆公。”己丑、庚寅是光绪15、16年（1889、
1890）。观乎同光诗人之好荆公诗者, 他们和郑孝胥一样, 多是后来转喜的。如冒鹤亭：“初喜苏陆, 近则沉酣于昌黎、荆公。”7陈宝琛“后喜临川”。林旭“渐浸淫蝉蜕于昌黎临川间”。陈曾寿“取格于昌黎东坡半山”。沈曾植“晚年出入杜韩
8梅王苏黄, 不名一家。”周树模“上溯遗山与半山”。不专主一家, 固是同光风格；
格；他们往往后来或晚年才转喜临川, 除了因清末王安石受史家重新评价, 光绪间才被“再发掘”出来予以重视之外, 是否还有其它欣赏心理？陈衍说：“荆公退处, 而名作以多, 类抚景感时, 藉抒悒悒之抱。”9汪辟疆评郑孝胥则曰：“郑太夷始为大谢, 继为韦柳, 为孟郊, 为临川„„盖以负才未遇, 锐志功名, 晚节不终, 识者早已知之矣。”10郑孝胥光绪15年考取内阁中书, 此陈衍说他“服膺荆1
2 [清]沈钦韩《王荆公诗文沈氏注》, 香港中华书局, 1977年, “出版说明”, 页4。 曾克耑《论同光体诗》, 页12。
3 章斗航《影印侯官严氏评点故书三种后记》, 载《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 台北, 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出版, 1998年, 页712。
4 巩本栋在《论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中指出李注经反复修订, 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见《文学遗产》2009年第一期, 页76。
5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 载《陈衍诗论合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年, 页514。 6 郑孝胥《海藏楼诗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年, 页2。
7 陈衍《胡汉民先生诗集叙》, 载《胡汉民先生诗集》, 台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78年, 页1-2。
8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 載《汪辟疆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页331、337、342、344、345。
9 《石遗室诗话》卷14, 载《陈衍诗论合集》, 页194。
10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 載《汪辟疆文集》, 页300。另参同书页330。
公”之时, 其后他曾受张之洞倚重, 参与洋务, 誉望甚隆, 可见他喜荆公诗之时, 正当“锐志功名”, 欣赏的当是王安石的政治抱负, 而非抒悒悒之抱于其退处名作中1。无论如何, 如陈衍所谓, 同光诗人在荆公诗中欲抒政治上的悒抱, 则是荆公晚年的作品, 让他们产生复杂的体认心情, 既感退隐山川之乐, 亦感不得其时或大志不遂之憾。陈衍又说胡汉民“读韩诗王诗各数十首, 大抵就依故实, 而抒胸臆, 寓识解；于读王尤多索隐表微之论。”2可见寄寓甚深。夏氏在《陈叔通常惺惺室诗序》中自述欣赏王安石诗的诗学底蕴在“理”“学”“识”：
“君言性情独称陶渊明, 言学理, 独称王介甫, 夫陶全其天, 王用所学……用所学者, 理发而文见……贵王之理, 贵其识也。世尽诋其施行新法, 而不知其学识高出当代流辈, 余生平亦笃好渊明、介甫之诗, 且曾厘订詹太和荆公年谱……张芸叟谓介甫诗, 如空中有声, 相中有色, 欲有倚着, 曾不可得, 宁为少性灵者乎。”3
于宋诗本色外, 复不失性灵, 遂就唐宋一体之同光诗观论王诗, 予以极高评价, 夏氏此语其实亦是所见同光派肯定荆公诗最鲜明的注脚。
夏氏所赏识的荆公诗品, 自同光诗论说, 是体现了他对诗人学问性情高境的认取。夏氏为人方直4, 自1924年苏浙构兵, 便弃官移居上海, 筑室康家桥, 将著著书以终老。《传略》说他“晚年潜心佛学, 益澹泊明志, 著述愈勤。”“既遭会时1
2 参考《郑孝胥日记》, 中华书局, 1993年。 《石遗室诗话》卷二, 载《陈衍诗论合集》, 页514。
3 夏敬观《忍古楼文》, 上海图书馆藏钞本。
4 《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15辑《夏敬观先生传略》：“是以人敬其方直, 亦复乐其温温可亲。”台北, 国史馆, 1988年, 页289。
艰, 遂退而专力著述。”自谓“学问乃终身之事”1。在感世事之不可为而退官的心境下注荆公诗, 陈衍所谓“抚景感时”在所不免。观乎他选注荆公诗, 感慨特重的是诗人于“士习”、“ 恶习”中的处境, 可见于其时诸家论熙宁变法的现代意义的风气中, 乃欲从文学表现的角度有所侧重。同光诗人固有晚节不保的如郑孝胥曾出任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2；也有迂陋不通的、丑诋顽固的、胸襟狭隘的3。夏氏之论, 恐与所见同派时人风习有关, 就贵重荆公诗之理、学、识言之, 其中不无人才问题的感喟, 可说他在选注中, 投射了自己的政治情怀。
三
《王安石诗》中夏氏除对荆公道德人品推崇备至外, 也大力肯定他在事功上于新法改革的社会意义, 这方面主要见于夏注年谱, 其中透现了他的经世思想和时代精神。《传略》载夏氏之言曰：“学以致用, 服官与求学未尝相悖。”4《导言》又云：“道学家的宗旨只须讲义理, 不许讲事功；说到为家国理财则概以言利二字抹杀之, 不问青红皂白。”（页2）他认为王安石的理财策略即使放诸近代中国仍具积极意义。
近代中国维新, 自经世到启蒙, 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鸦片战争前后, 士人觉醒必须谋求改革以挽衰世, 传统社会思潮由汉宋之学走向经世致用, 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忧世知识分子高举通经致用之说, 反对空言性理, 留意典章制度与治乱得失, 主张通过实务改革以开拓时代新出路。经世派思潮认为, 改革需要人才, 人才受到压抑与社会风气败坏, 则是由士习的衰恶形成, 而传统学术思想1 《中国近代学人象传‧夏敬观先生传略》,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4年, 页144。
2 参考陈谊《夏敬观年谱》, 可见夏氏一生与郑孝胥过从甚密。
3 参曾克耑《论同光体诗》说同光诗人对同派的态度, 载《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诗词曲篇》, 页18-19。
4 《夏敬观先生传略》, 页144。
与科举制度则是造成士习之恶的原因1。经世派的改革虽因不敌保守势力而终失败, 及后的同光洋务运动其实仍是经世思潮的接续实践。由渐知西学到讲求西学, 清末社会在外来文化冲击下, 于政局动荡中一边学习西方的军事、商务与教育, 一边接受西方的价值思维影响, 走向世界。1898年严复出版译作《天演论》, 与梁启超的《清议报》及《新民丛报》议论文字为维新思潮奠定理论基石；在严梁的带动下, 新启蒙思潮勃兴。严复早在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上的《救亡决论》便指出中国传统文化非切用于挽救国家贫弱, 他开宗明义即说：“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2变法则必废八股, 因八股使天下无人才。严氏是中国近代对西方社会了解甚深的人, 他系统地思考变法, 变法的方案, 主要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认为不培养人才, 变法不可为3。梁启超也说：“天下识时之士, 日日论变法。”4梁所谓变法, 是指由对西方经验的认识而作的整体变迁。大抵当时的有识之士, 都能认知社会变革之必然。他们面对现实, 观照历史, 于是重新思考到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意义上来。严梁都不约而同地同时书写王安石, 但两者向度有不同。严复评点荆公诗虽至1964年才出版, 但由书前的《宋史》王安石本传后批“辛亥七月廿八夜识”, 则其书当写于1911年前后5。他评王安石变法, 认为问题不在法之本身：“且以余观之, 新法之害, 必不如攻者所言之甚也, 果如攻者言, 则他日绍述之议必无从起。”而在于人的问题：“嗟夫, 民生而有妬忌之性, 故权与名皆为众矢之的, 而苟且习惯本不易袪, 故俗之变, 常在乱亡之余, 贞元之际。”严复批评王安石的大蔽者二：“一不知政之宜于一郡一州者, 不必宜于天下, 犹之今日之法, 只宜于甲国者, 不必宜于乙国也。一不知人之攻我而立异者, 不必皆奸人, 而其助我而和同者, 亦不必皆吾利。微论吾所重者非也, 就令而是, 1 李双璧《由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92年, 页59。 2 见《严复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页552。
3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2年, 页641-651。
4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 其下有句云：“虽欲变之, 孰从而变之？”见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页147。
5 章斗航《后记》说是由曾克耑藏评点本, 交黎玉玺出版, 载《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 页712。
而智量相殊, 吾之所及知及见者, 彼有不及知不及见也。”1这与他主张改革不能骤进和必须治本即改善人民素质的变革思想特点有关。至于梁启超1908年写的《王荆公》, 则考王安石变法, 多与西方政治有相发明处：“甚矣！知人论世之不易易也。以余所见, 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 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 其气节嶽然若万仞之壁, 其学术集九流之粹, 其文字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 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 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 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以下求完人, 惟公庶足以当之矣。”2从而揭示熙宁变法之历时性意义。蔡崇禧在《论梁启超的〈王荆公〉》说：“虽然梁启超撰写王荆公是为了服务政治„„梁氏透过丰硕的资料去塑造王安石的形象, 并以比较比附之法去发表他对当世政治经济军事等意见。”3透过书写王安石, 指出当前变法之合理性。故严复评荆公变法之败, 在其未能盱衡大局和未能培养人才, 观点配合他的时代改革思想。梁启超考订荆公生平, 则意在塑造伟人模范, 达历史资鉴作用。前者说的是变法要把握时机, 后者则为荆公辩诬, 藉表达社会迁变的必要性4。向度不同, 求变之用心则一。
上世纪三十年代, 王安石成为政治改革的讨论热点, 柯昌颐、柯敦伯、熊公哲等分别撰写荆公评传5。孟森说：“柯昌颐为荆公传记一巨帙, 尊荆公甚至, 得风气之所趋„„冥冥之中, 亦为积毁之荆公吐气, 蔡杨两年谱亦于近年盛行, 皆表章荆公之应运而兴者也。”6可见“表章荆公”乃其时风气。诸书皆就荆公生平平及变法内容从历史角度纵论成败得失, 对熙宁新法的理财策略, 则多沿梁启超说法, 比附当前经济设施而显其效绩；如青苖法拟之银行, 保甲法拟之警察等。1 《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 页23。
2 梁启超《王荆公‧叙论》, 台湾中华书局, 1966年, 页1。
3 《人文中国学报》第十期, 页310。
4 蔡崇禧说若结合撰写时代背景探研王荆公, 不难发现梁氏的政治思想在书中实较经济思想有更深刻的反映。见《人文中国学报》第十期, 页315。
5 柯敦伯《王安石》,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熊公哲《王安石政略》(1935年),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年。柯昌颐《王安石评传》,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年。
6孟森《王安石评传‧序》, 载《王安石评传》页1。
其中熊公哲不同意只由今昔比附看荆公新法之本质与价值, 他认为要体察荆公新法之意义, 必须由对其人的了解着手：“近时如梁任公柯昌颐诸家, 裒然成帙, 殆无余蕴„„若因同情新法, 诸凡议之者, 辄不问其人为何如, 附之者亦不问其人为何如, 苟逞词辩, 私衷固有弗敢安者。又其法与近世欧西学说, 如所谓社会主义, 其理诚或有可相发, 然模象古哲, 而辄被以近日西人冠服, 其庸有肖乎。”又指出“介甫文学在宋代实占重要地位, 吾人欲讨研其政治, 更不可不读其书。”1故于书后附录王安石文十四篇, 以原始资料证其变法“无虑数千百事, 皆运以精思, 本之典籍。”欲达知人论世之目的2。观乎夏氏于1940年选注的《王安石诗》, 实承此讨论热潮, 沿时代思路为王安石辩诬, 不同的是梁氏与熊氏主以诗文辅史, 夏氏则欲由诗见人。较之文章, 诗歌更能透入作者的心灵, 按同光派的观点, 是由诗品知其人品之所以然。故夏氏说荆公之事功, 同时也在说“人”。 夏注于年谱”熙宁五年壬子”及以下各条所陈熙宁变法具体理财设施, 皆与诸家之说大同而更强调其当前经世价值, 如保甲法“犹今之征兵制”（页16）,青苖法“类今欧洲之农业银行”（页15）, 市易法与青苖法同“是一种抵押借债之银行, 皆前古所未有也”, （页17）方田均税法“即今日所欲行之经界法也”（页18）, 免行钱“类于今之营业税”等（页18）。“熙宁七年甲寅”一条更总评王安石所立诸法：“颇近今日之社会政治；次第施行, 程序极谨, 而先后频遭抨击, 赖君相相得, 百折不回, 中国革新政治, 将于熙宁见之矣。”（页17）可见夏氏虽怀抱传统士人精神, 但另一方面他受启蒙思潮影响, 能面对时代的变迁, 与同光旧派文人如郑孝胥等虽有交往而绝不相同, 《民国人物小传》说他：“以嬗递至正, 首去发辫, 不以遗老自居。”3年谱中他对王安石新法措施多所维护, 并指出其中深具普1 《王安石政略》, 页2、页189。
2 《王安石政略‧后序》页2。梁启超《王荆公》末二章“荆公之文学”亦列举了荆公诗文。页194-217。
3 刘绍唐编《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1年, 页120。
遍性的社会改革意义, 便是其人时代精神的表现。
再由夏氏师承看他选注《王安石诗》的意义。夏氏十八岁从晚清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治经学, 自谓“顾生平粗识问学途径, 莫非先生授之”。1皮氏喜治今文经学, 与梁启超曾有密切的学术交往, 并积极参与戊戌变法2。但皮与康梁之变法思想具根本差异, 他反对康梁尽变西法, 主张渐变及参照本国历史经验, 革除晚清弊政, 才是变法之道3。皮氏倾重历史, 强调以史经世, 1874年他写《王
4安石论》, 虽称许王安石能锐意变革, 但“厥志虽盛, 负才实疏”, “陈义甚高, 责效多谬”, 只知敛财, 不能对症下药, 变革积弊, 篇末甚至大叹：“安石负宋, 宋何负于安石乎！”5概言之, 夏氏与其师对王安石变法的思考虽异而同着眼于法。皮氏认为善变而取法于古, 革古弊法, 才可以强中国。夏氏于年谱中极力表现的, 除了荆公的道德人格外, 详言新法各项设施及其用心, 重在肯定其治法精神。《导言》云：“在帝制下的贤士大夫, 只是在君主个人面前尽责, 但要他所事的这个君主, 安份守己, 便是太平。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注重的全在这一点, 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说到治法, 那便是要不得的。安石的政治见解, 全注重在治法。”（页2）年谱“熙宁三年庚戍”一条下又云：“元祐诸君, 攻此尤力, 攻其奉行者之未善可也, 并其法攻之, 可谓无识。”（页15）治法精神也是夏氏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见解；中国历史皆以人治为本, 以荆公之有德, 得遇神宗之有志, 尚因士习之坏而失败求去, 以至几成千古罪人, 可见士人无识之祸。可以说, 夏氏较皮氏的古今通变思维有更彻底的时代认识, 而这当然与他及见清朝灭亡有关, 他1
2 《善化皮鹿门先生年谱序》, 载《忍古楼文》。 刘钰《皮锡瑞学术交往考》,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页37。
3 吴仰湘《皮锡瑞之史论其政治思想》,《求索》2001年第1期, 页112。
4《师伏堂骈文二种》第二种卷三,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v1567, 页364。
5 吴仰湘说皮氏直到晚年依然坚持这一变法思路。见氏着《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 岳麓书社, 2002年, 页83。
在《杨旡恙诗序》说：“吾曹去古远矣, 耳目所接, 万事万物, 古无有也。昔之行役, 疲道途, 淹岁月, 今则奔车千里, 朝发夕至。”1说到底, 夏氏的经世思想与时代关怀的底蕴, 系于人才与识见的问题上。
总观夏注《王安石诗》, 表现近代社会经历世变, 知识分子由传统走出去的一种时代观感, 眷恋旧价值, 但不拒绝新世界。王安石变法的翻案热潮是清末以来人们鉴古知今, 思考新世界的历史平台。夏氏沿此风气, 用文学的感情, 在选注中欲表现王安石其人, 诠释他在道德与事功两方面的成就, 其中有他缅怀传统文化精神, 向往士人人格高境的一面, 也有他意识现代社会, 经世思想与时代接轨的一面；又作为同光诗人, 在对荆公诗的体认中, 实投射了他于晚年所处时代与心境的政治情怀。比较孟郊诗和梅尧臣诗的选注, 他在《王安石诗》中极力推崇诗人的完整人格形象, 除了同样表现维护古代文化价值的苦心外, 更多了一层面向新世界的政治见解。因此, 同是翻案, 他与严复与梁启超等论调的求变本质有所不同；严梁在上世纪之初力陈变法的必然与合理性, 夏氏则在40年代, 于时代应对中, 关于人才问题的思考上, 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一份深沉的感慨。
（完）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 第3期, 页20-28。
(英文提要需要时用)
Abstract
Xia Jingguan stresses his aim to re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images of poets in his Wang Anshi’s Poems, on which his own thoughts of the epoch are pinn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elected annotations on three levels. First, against 1 《忍古楼文》。
the backdrop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historical appraisals of Wang Anshi since the Song Dynasty, it examines Xia’s ideal of scholar personality embodied in his selected annotations. Second, in the light of Tongguang School’s recognitions of Wang Anshi’s poems, and Xia’s era and state of mind in his later years, it investigates his political feelings projected in the selected annotations. Last, in the midst of the wave of discussing Wang Anshi in modern times, it explores Xia’s thought of statecraft and spirit of the age. In short, this paper endeavors to sum up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Xia’s Wang Anshi’s Poems.
Keywords
Personality ideal, political feelings, statecraft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