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报学史》有感
距戈公振先生离世已近80年，中国社会早已是沧海桑田，报纸也经历 一次又一次的变迁。如今，大多报纸与媒体或许再也无法如上个世纪20、30年代那般针砭时弊，一针见血。那曾抵过三千毛瑟枪的纸墨，终究怕也是折戟沉沙再无铿锵之势。
文言文以及丰富的史料，让我读起这本书来十分费劲，最终也没能完全弄懂一些话的真正含义，但已经足够领略其整体思想，觉得这本书无愧于新闻业“开山之作”这个称号。其中戈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将我国报业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在文中提出“我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一开始，对于“均”这个字眼很怀疑，觉得戈先生语气过于绝对化，存在过分自嘲的可能，仔细品读的话，越来越被他的观点说服，不禁为此叹息。
从报纸起源至十九世纪初，中国报业一直被官报独占，可是无论官报怎样发展，其所得而传录者无外“仅在习闻习见之事”，究其原因来说就是戈先生所说的 “专制之下，言禁必严，势也”。人们被压制在权力下，该说什么做什么都被限制在框框里面，又如何能进一步发展呢？对比下如今的社会，媒体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归于政府，没有自由的话，又谈什么客观真实信？也许对很多新闻人来说，自由远没有物质财富重要，他们都自称无奈，将责任归于社会。可也不能就这样安于现状，继续对大众说：对不起，这是政府要求的。我们需要等待，需要为争取自由努力，需要让政府放心把自由交到我们手上，让媒体取得经济独立与自由话语权。
“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戈公振先生在最后的总论中感慨道。读完这本书，报刊言论的自由对我国的报业发展是否有关键作用，大家可想而知。这句话，正是我们从戈先生的呐喊中提炼出来的。面对当今新闻业现状，我们需要的虽不止这些，但其前提“言论自由”必不可少。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并一直这样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