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男，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人，1963年4月出生，1985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7月入伍，1992年12月入党，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军事学博士。现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技术7级。
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军队教育事业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作出了优异成绩，多次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员、青年教员成才标兵。他的事迹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刻苦钻研、与时俱进，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入学习者。方永刚几乎把业余时间全都用在刻苦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上，并及时把学习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先后主编了16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40多篇，荣获“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28个奖项，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军队重点理论研究课题7项。
1997年5月8日，一场车祸造成他的颈椎严重骨折。在做牵引治疗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看书学习。住院108天，他一连看了43 本书，并完成一部30万字的专著《亚大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
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步，他的学习就跟进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2003年7月，胡主席提出要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他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个消息后，连夜调整了第二天的讲课稿，让这一新思想第一时间进入了课堂，在学员中引起强烈反响。去年暑假，他放弃休息，编写了科学发展观教学读本，初步形成了党的创新理论教学体系，为党的创新理论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进入学员思想作出了贡献。去年10月份，他参加国防大学全军首届政治理论骨干研修班，正赶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期间，他带病连熬3个通宵撰写了1万多字的文章《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结业时，所做的《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军队政治理论人才建设》的发言，就军队如何招才、引才、用才、留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与会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二、追求真理、矢志不渝，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方永刚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是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他有机会上大学，参军入伍，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军队政治理论教员。他经常对别人讲，自已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直接受益者，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
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创新理论才能解决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和谐富裕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党的创新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正是靠着这种坚定的信仰，他一直把学习、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看作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当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当党中央提出新的思想理论观点，他都及时学习研究，很快就有论文发表或专著出版。 20多年来，他遇有理论困惑不动摇，碰到现实困难不回避，面对错误思潮敢斗争，在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坚决捍卫中，不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信赖。他始终认为，如果他的宣讲可以使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更坚定一点、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更深入一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充足一些，那么，研究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就是他人生的最大价值和全部意义！
三、不辱使命、甘愿奉献，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积极传播者。方永刚认真履行一名思想理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近6年来累计完成1000多课时的教学任务，年均超额完成200%的教学工作量，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被学院评为A等。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院教职员工和学员举办了200多场学术讲座。
1998年以来，方永刚作为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先后为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社区、企事业、干休所、学校等单位作辅导报告1000多场，从军队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北国的漠河边防到南疆的海防哨卡，都留下过他传播创新理论的足迹。1998年10月，他去长山要塞函授辅导，给部队讲课，从晚上9点一直讲到11点，掌声不断，许多家属都抱着孩子站在走廊里听他的报告。
一次，方永刚到北海舰队搞专题调研，潜艇某基地请他去讲军人使命与战斗精神。由于讲得好，驻青岛地区的部队接二连三地请他讲，不到一周连续讲了15场。为了把老百姓关心的下岗失业、三农问题、老工业
基地振兴问题讲透彻，他经常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深入到群众当中，与大家拉家常，把生活当课堂，让老百姓给自己出题目。
有一次，他到旅顺口区铁山镇给党员干部讲课，三个多小时的讲课结束后，一位8O多岁的老党员拉着他的手说：“你讲的都是咱老百姓想知道的，听你讲半天，我这辈子都没白活。”还有一次，一个镇请他围绕农村问题讲讲致富之策。他利用五一长假，跑了许多村镇，咨询了许多专家，围绕科技致富、科技兴农等问题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并提议通过小额贷款扶持农民上项。报告结束后，一位大嫂激动地说：“你把党的好政策讲到咱的心坎上，你把党的温暖送到咱这偏僻小山村。”
四、师德高尚、知行统一，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践行者。方永刚把本职岗位作为践行党的创新理论的平台，不知疲倦地为党工作。早在去年3月，他的病情就已露出了端倪，但是由于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做系统检查。当时学院正承担着海军基层政工班4 期1500名学员的培训任务，他主动请缨承担了开班的第一课《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对海军基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为了讲好这堂课，他精心准备，看了上百万字的资料，到基层部队进行调研，找老海军了解情况，向随舰出访的同志了解事例，十二易其稿，试讲了10多次。正式讲课时，不停地冒虚汗，四节课下来，内衣全都湿透了。课间，他不得不到休息室的沙发上躺一会。
在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的情况下，他一方面以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他表示：“不管癌症是中期是晚期，研究党的创新理论没有限期。我能舍弃我的生命，但不能舍弃我的事业；我不惧怕癌症，但害怕离开最钟爱的三尺讲台。只要不倒下，就要不停地学、不停地写、不停地讲，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创新理论。”
2007年1月15日上午，在术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化疗间隙，他坚持从医院回到学院为学员们上完他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1月22日，他带病给大连市地税局作了《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辅导报告。1月23目，他又躺在病床上完成对3名研究生的学期教学和毕业论文写作辅导任务。方永刚同志用忠诚和青春诠释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不懈追求。
方永刚同志语录：
1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是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和最大意义。
人生在世不在于寿命长短，关键是活得有意义，有质量，能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当成快乐的事情来做。 党的创新理论是发展的而不是僵化的，是变化的而不是教条的，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因此，教育的内容必须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变化，及时进行充实，这是讲授好党的创新理论课的根本所在。 能够动态跟踪和把握学员的思想脉搏，运用创新理论，不断解决学员提出的新问题，使教学做到有的放矢，这是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三进入”的关键所在。教学实践告诉我，只有理论联系实际，站在理论的高度，入情入理地分析，学员才感到“解渴”；只有教员常讲常新，学员才能常听常新。
何谓敬业精神？说到底就是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自己所从事的本职专业刻苦钻研和精益求精的崇高责任感。
要想把讲课内容留在人的脑里，必须走进人的心里；要想讲得很深刻，必须掌握住听课人的知识是什么。 言必信，行必果。决定下了的事就一定得办好。
激情从哪里来？激情从热爱中来。有了这种热爱，才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热爱这一事业，我就会有激情，我讲两分钟就进入情节。
我是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我对我讲的创新理论深信不疑。
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地奉献给党的理论教育事业。
从小经历的艰苦环境，培养了我不怕吃苦，敢于迎接挑战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性格，就像我的名字叫永刚一样。我的名字是自己起的，当时看了电影《平原游击队》，影片中赵永刚敢于战天斗地的英雄形象，给我很大鼓励，成为我的偶像，所以我把我的名字取为方永刚。
正像我的名字一样，我不惧怕困难，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从不服输，也从不知忧愁，从小养成了一种乐观向上、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性格。在我4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性格使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对我的帮助非常之大。现在，我深深感受到小时候的受苦是长大之后的一笔巨大财富。 2我没有研究过的领域，我坚决不讲
我觉得人要充满爱心，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不要觉得孤独，身边不缺少爱，关键我们要发现、要珍惜这种爱。
理论研究不是快餐，不是心血来潮，需要长期的积累、长期的观察、长期的思索和长期的研究，才能取得成果。
多年理论思维的养成，使我看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具有创新性理论研究素养人才的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紧紧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适应我军对理论研究的要求，是我们每个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出成果，我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为军队的发展做微薄贡献。
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把它当成我的事业来做。每当我解决了一个问题、研究了一个问题后，我都会及时给我的学生讲，给我们部队的官兵讲。给地方的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讲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能够说服他们，并且能够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活得很有价值。我把我的研究成果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分享，在大家的欢呼声中我得到了快乐；在外面做报告时，在大家的掌声中我得到了快乐。虽然研究工作是辛苦的、枯燥的，但我在研究过程中体会最多的也是快乐。
我去讲课是代表党的声音、军队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所以我必须把握主旋律。人家请我去讲课，不是让我去散布歪理邪说，散布一家之言，以及让干部群众危言耸听，而是希望通过我的课去解决大家思想上的困惑和心理上的疑问，从而端正大家的思想认识。把握主旋律，是我这么多年讲课的一贯风格。
一门课、一个讲座你讲得成不成功，取决于你对这门课的研究准备程度，取决于在这个问题、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深度。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在外面做报告都是建立在我长期的积累基础之上的，我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和课题的课，我坚决不上，坚决不讲。讲课不是去糊弄人，不是去误人子弟，在你讲的问题上没有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没有对问题的深刻把握，就不要去讲。
3教员这个职业，想发财的干不了
对于金钱，我有一种观点：有钱的人春节时候吃豆角；没钱的人春节吃大白菜，五月份吃豆角，都是吃，五月份的豆角还是时令菜呢。
教学是我的本行，一到讲台上，一见到学生我就兴奋，经常大半夜的睡觉，早晨起来就上课，一到课堂上就精神，非常喜欢讲课后大家发自肺腑的那种掌声。
很多单位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我去讲课，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信任，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感，即使再累我也必须去讲。这时候我出去讲课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挣讲课费，而是理论工作者的一种责任感，我常常把自己比喻成共产党的牧师。
每一次讲课，都有每一次的收获和每一次的满足，当你经过精心准备，把理论研究的成果，把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介绍给大家时，针对他们的问题给予热心的解答，让他们满意，而他们给予我热烈掌声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对一个理论工作者最大的肯定。
上级对我的宣传，这是对我的肯定，但我并不会追求这些名利，我只是感到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是我的责任，作为一个理论教员，这是我的历史责任。
教员这个职业，想发财的干不了，能力不行的干不了。做人的思想工作，首先你要先比别人多走几步。理论研究是非常枯燥的，这样的工作，利益回报是很少的，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要甘于寂寞，甘做马克思主义的传道者。
我回老家时就是见啥人说啥话。路上遇到放牛放羊的，我也蹲下来，给他点根烟，问问收成怎么样，家里情况怎么样，家里老人孩子怎么样，等等。一下子就拉近了感情，他自觉不自觉的就会把他的想法和你说了。这时候你再讲什么道理啊，他很容易就接受了。
搞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工作，首先你自己要把它当成你终生的事业来做。要为信仰而工作，自己想做而去做就不觉得苦，而且板凳也能坐得住。
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无条件地献给党的理论教育事业，因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不尊重、不关心的话，不管他做学问还是做其他什么都没有用，都做不好，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
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宣传者，第一，你要信它；第二还要耐得住寂寞；第三还要沉得下身子，沉不下身子是不行的。有人曾提醒我讲课声音低些，我没法低，根本没意识到怎么控制。有没有话筒都无所谓，我立刻就进入情景了。
我个人的贡献是微薄的，如果说我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主旋律是什么？主旋律代表的是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的是人民的根本的文化利益，也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利益。作为理论工作者，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们传播的是党的声音，是人民的声音。 我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传教士”，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布道者”，我一向以此为自己的天职。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问题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如何让群众以更直接的方式，感同身受的方式，来接触到我们的理论，不要觉得理论是上边的，群众是下边的，我们从上边说到下边，来给你们传经布道了，你就得听。其实不是，我们的理论从哪儿来，我们的理论从群众的实践中来，是总结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出来的。所以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我们的理论要掌握群众，要指导实践，必须还原到群众的生活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感受。
4我不信宿命，但我信使命！
我不信宿命，但我信使命！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该对我的家庭、父母和子女有责任感，对单位同事、社会、国家，对我们党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什么叫“尽使命”？什么叫“职业道德”？就是你做的工作要对得起拿的工资，对得起纳税人的钱，不是说光做工作不拿钱就是做贡献了。
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你的成长离不开社会，在社会中充当各种角色，成长起来之后应该有责任感、使命感，所以我不信宿命，但我信使命！
人不一定要立太多志，但一个没有理想的人肯定是走不远的人。我真正理想的树立，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那以后的理想越来越坚定，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这么多年，我全心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这一生要做点事，要扎扎实实的做点事。而要做成一番事业，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要把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民族、国家发展的脉搏统一起来，与时俱进；二是要有恒心，做学问要能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
我写的东西都是经过我脑袋里消化后再吐出来的，不是抄袭来的！所以我认为，人要用恒心、真心来爱护自己的事业。
生活中充满挑战，但是阳光总在风雨之后，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情、好的身体来迎接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生活明亮起来，不仅要自己快乐，还要带动别人快乐。
选择这个职业我不后悔。我这个人喜欢挑战，在这个过程中觉得非常有趣味，每当自己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欢呼雀跃，非常高兴。第一，我喜欢挑战。理论研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第二，多年理论思维的养成，使我看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具有创新性理论研究素养人才的时代，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紧紧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适应我军对理论研究的要求，是我们每个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能够出成果，我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为军队的发展做微薄贡献。
我们要爱别人，要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亲人，要爱我们的同志，这种爱不是虚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大家也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我们。
5部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用“三个代表”来解析我们党史，这是新思路。不是说“三个代表”是从来就有的，但是我们党从成立以后，就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道路在前进，就一直在践行着“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不断壮大的重要结论。
有些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些问题说清楚不容易，把大家说通了更不容易，但是你不说肯定不行，也得有人去研究。
我觉得理论教学和理论科研是相通的，如果对于理论没有深入研究，在教学上也会不深不透。反之，如果你不针对军队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不针对基层和广大官兵关切的若干问题去搞理论研究，那是盲目的。
我们现在既要研究基础理论，更要进行应用理论研究，特别是怎么样把党的创新理论灌输到部队里去，怎么样用来解扣子，解答部队官兵存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这些年我重点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通过到基层部队和学员队中搞调研，和他们打成一片，在他们中摸清问题、研究问题又反馈到他们那里去，不断去讲，这样循环往复，不仅提高了我的理论针对性，也提高了我讲课的理论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部队培养了我，学院培养了我，通过这20多年的成长，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我一定要扎根部队，为军队政治理论建设作出贡献！因为我觉得部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我觉得人的这一生是很漫长的，但是真正能做事、做成事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只争朝夕，在有生之年多做点事，多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不管遇到什么困苦，一个字要“干”！ 干才出机会，干才出成绩，只有干，你才能不辜负领导、同事、战友、亲人对你的期望，他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只有用自己的工作来回报他们！
我觉得自己这次病得不是时候，一是我是带着课题回来的，有重要任务要完成；二是我还有230多个课时的课，那么多学员都在等着我，一直要等到学期末，真是不幸！
以赤诚之心信仰党的理论
2006年11月8日，对一向乐观的方永刚来说是不幸的一天。这一天，他被确诊为结肠癌。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祸，方永刚依然乐观豁达：“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自己 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名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燃烧„„”
作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教学、研究和传播工作，在他心中，这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能够做到在理论困惑面前不动摇，在现实困难面前不回避。我们不禁要问，方永刚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钻研党的理论？他的信仰为什么始终没发生动摇？
追逐真理的情怀源自“感恩”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这里土地十分贫瘠，童年时期的方永刚正赶上十年浩劫，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开始一天天好转。恰是少年的方永刚深深感受到党的政策带给广大农民以及自己的好处，在他的心底萌生着永远跟党走的信念。1981年，方永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刚刚到达上海，接站的老师看到他的行李只有一床旧被褥，立即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校领导非常重视，给他发了救济被、救济金，并给了每月23.5元的甲等助学金。有了这些救助，方永刚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生活四年，从来自同学、老师及组织的每一丝关怀、每一丝温暖中，方永刚深切体会到党的恩情。
时至今天，方永刚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的一句话，那是在送别儿子到上海读书时说的：“这辈子不要忘了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你的今天。”父亲朴实的话语一直印刻在方永刚心中，他常说：“是党的好政
我们要爱别人，要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亲人，要爱我们的同志，这种爱不是虚的，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大家也无时无刻不在爱着我们。
5部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用“三个代表”来解析我们党史，这是新思路。不是说“三个代表”是从来就有的，但是我们党从成立以后，就沿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道路在前进，就一直在践行着“三个代表”，这是我们党不断壮大的重要结论。
有些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这些问题说清楚不容易，把大家说通了更不容易，但是你不说肯定不行，也得有人去研究。
我觉得理论教学和理论科研是相通的，如果对于理论没有深入研究，在教学上也会不深不透。反之，如果你不针对军队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不针对基层和广大官兵关切的若干问题去搞理论研究，那是盲目的。
我们现在既要研究基础理论，更要进行应用理论研究，特别是怎么样把党的创新理论灌输到部队里去，怎么样用来解扣子，解答部队官兵存在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这些年我重点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
通过到基层部队和学员队中搞调研，和他们打成一片，在他们中摸清问题、研究问题又反馈到他们那里去，不断去讲，这样循环往复，不仅提高了我的理论针对性，也提高了我讲课的理论水平，我认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部队培养了我，学院培养了我，通过这20多年的成长，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我一定要扎根部队，为军队政治理论建设作出贡献！因为我觉得部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
我觉得人的这一生是很漫长的，但是真正能做事、做成事的时间是很短的。所以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只争朝夕，在有生之年多做点事，多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不管遇到什么困苦，一个字要“干”！ 干才出机会，干才出成绩，只有干，你才能不辜负领导、同事、战友、亲人对你的期望，他们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只有用自己的工作来回报他们！
我觉得自己这次病得不是时候，一是我是带着课题回来的，有重要任务要完成；二是我还有230多个课时的课，那么多学员都在等着我，一直要等到学期末，真是不幸！
以赤诚之心信仰党的理论
2006年11月8日，对一向乐观的方永刚来说是不幸的一天。这一天，他被确诊为结肠癌。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祸，方永刚依然乐观豁达：“如果有一天我的生命之钟停摆了，我愿意把它定格在自己 的岗位上，永远保持一名思想理论战线英勇战士的冲锋姿态，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燃烧„„”
作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方永刚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教学、研究和传播工作，在他心中，这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多年来，方永刚一直能够做到在理论困惑面前不动摇，在现实困难面前不回避。我们不禁要问，方永刚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钻研党的理论？他的信仰为什么始终没发生动摇？
追逐真理的情怀源自“感恩”
1963年4月，方永刚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由于水土流失严重，这里土地十分贫瘠，童年时期的方永刚正赶上十年浩劫，一家人的生活十分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大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生活开始一天天好转。恰是少年的方永刚深深感受到党的政策带给广大农民以及自己的好处，在他的心底萌生着永远跟党走的信念。1981年，方永刚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刚刚到达上海，接站的老师看到他的行李只有一床旧被褥，立即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校领导非常重视，给他发了救济被、救济金，并给了每月23.5元的甲等助学金。有了这些救助，方永刚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生活四年，从来自同学、老师及组织的每一丝关怀、每一丝温暖中，方永刚深切体会到党的恩情。
时至今天，方永刚仍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的一句话，那是在送别儿子到上海读书时说的：“这辈子不要忘了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你的今天。”父亲朴实的话语一直印刻在方永刚心中，他常说：“是党的好政
策使广大农民走上富裕道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这个农村孩子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参军入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军队政治理论教员。所以，我的忠诚源自我的人生经历，源自农民朴实的品质，源自对党感恩的真挚情怀。”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学的学习生活，使思想正处于成型阶段的方永刚坚定了思想、信念。从贫困山沟来到初泛改革潮的大上海，方永刚兴奋极了，他眼界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大学里，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书籍，方永刚感觉掉进了知识的海洋，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方永刚是出了名的“书痴”，他拼命地汲取“养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研究历史更替的过程中，他反复地琢磨这样一个问题———从1840年以后，中国积贫积弱，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传进来，没有救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想从物质方面、产业方面去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上改变中国的命运，没有成功；而马克思一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就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为什么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浩劫？邓小平同志复出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带领中国人民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使人民的生活越过越好，这个问题又说明了什么„„
探索，使方永刚对政治理论的兴趣一点点被激发，他通读历史的同时，更喜欢从理论高度思考中国的命运，思考科学理论在推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一般的同学对理论不感兴趣，说理论是灰色的，但在方永刚眼里，理论却是非常鲜活的。四年间，他认真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第一个学期他在完成自己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读了84本中国小说，以弥补自己文学知识的不足。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我热爱党的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最初源于一种‘感恩情怀’。我是在党的理论哺育下成长、成才的，我是党的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受益者，我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对党的理论越来越热爱，最终成为坚定的信仰者。”面对记者采访，方永刚不止一次这样说。 在方永刚的家里，记者看到一本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这是方永刚最珍爱的一本书，书的四周已经被磨破，厚厚的封面中间手指抓握的地方即将被磨穿，泛黄的纸张上处处写满已褪色的笔记。透过这本书，方永刚对党的理论的忠诚信仰跃然纸上。他将朴实的报恩情感与行动，升华为忠诚事业的责任和信念。 导师说：“这是一块好‘钢’”
大学毕业后，方永刚来到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当上一名历史教员。有了大学四年的丰富积累，方永刚对理论研究有了自己的见解，他喜欢理论，喜欢关注现实问题。不久后，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进行理论研究、教学。
“一个小伙子，又是历史专业的，怎么会对枯燥而深奥的理论研究感兴趣？”起初，领导对他半信半疑。但方永刚说：“我能走到今天，所有一切都是党给的、这个时代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的理论研究与教育事业。”很快，人们对方永刚的顾虑被他的工作成绩打消了。方永刚参与的教研室编写的《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书，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参与邓小平理论研究，他撰写的章节，教授们评价说“很有深度”。
“方永刚紧跟时代发展的脚步学习理论。他的劲头就像一团火，燃烧起来无法熄灭。”如今已退休的舰艇学院副院长崔常发这样评价。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的世界变局，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世界格局的动荡不安，也曾让方永刚迷茫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清晰地回答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其中“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以及“三个是否有利于”等著名论断，拨开了包括方永刚在内许多人心头的理论迷雾，让他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也让他真切感觉到党的理论成果的巨大魅力。 但对于方永刚来说，面对生活的压力，他的思想也曾一度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1995年，由于种种原因，方永刚向组织提出了转业的想法。“为什么要转业？”院长问他。“我非常喜欢部队，非常喜欢我的事业、我的学生，但是由于家庭原因，我希望组织上考虑我转业。”院长从部队的发展、部队的需要、个人的发展等方面找他谈话：“小方，你是研究党的理论方面的人才，如果你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以后一定大有作为。”组织的诚心挽留和对事业的追求让方永刚选择了留下。“如果组织上让我走，我就走；如果组织上不
让我走，我还要我这张办公桌，我就属于这张办公桌。”他说到做到，排除杂念，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研究和传播工作。
方永刚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变过程，是他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这种转变也奠定了他对自己职业的坚定与执着。多年来，无论是大型企业高薪聘请他当“顾问”，还是知名厂家重金许诺给“位子”，方永刚都婉言谢绝，毫不动摇地坚守在三尺讲台。即便是生病住院，他也没有停止对党的理论的研究。1997年5月8日下午，方永刚骑自行车在马路上与一辆出租车发生碰撞，脖子磕到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医生诊断为颈椎严重骨折，破裂的骨头差一根韭菜叶宽的距离就戳到主神经上，一旦戳断，命就没了。住院时，医生在他头部做牵引，用小钻头在脑袋上钻了两个眼，下了两个钩，吊起16磅的秤砣，整整吊了108天。这期间，他头部和脖子不能动弹，加上天气热，头上、身上全是痱子，尽管这样，仍然坚持学习。他让爱人把书拿到病房来，用手举着书看，从一开始举3分钟手就发酸，不得不休息，到后来能一口气举3个小时手也不哆嗦。就这样，在住院期间，他总共看了43本书，还完成了一本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
2004年，攻读博士的方永刚要准备论文，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他感到：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先进军事文化如何界定和建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当他把想法告诉自己的导师黄金声时，德高望重的导师提醒方永刚：“这是一个很有价值但很少有人涉猎的课题，如果把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风险性很大。”几个月后，当方永刚将14万字的学术论文《推进中国先进军事文化的战略思考》呈给导师时，黄金声教授连连称赞。老教授逢人便讲：“小方的意志品质是一流的，是块好‘钢’。”导师的话让方永刚想起当年小学老师的一句评价。记得小学开学第一天，老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带着童音回答：“我叫方永刚！”老师随口问起这名字是谁起的，方永刚答道：“我自己起的，我是照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那个赵永刚起的。”老师打量着这个孩子，连说三个“好”，“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是一块好‘钢’”。
“我对党的理论深信不疑”
“我是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我对党的理论深信不疑。”“我一直把党的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理论当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这是方永刚的激情告白。 孔子讲：人无信不立。这些年，方永刚研究宣传党的理论，根本一点就是坚信党的理论是科学的真理。 搞理论研究工作枯燥无味吗？方永刚的回答是否定的。从事理论工作二十多年来，他深深感到，党的理论是对人民群众生动实践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本身就带有生动实践的“基因”。他进行党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好的理论，能催生好的政策，好的政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他之所以成为党的理论的坚定信仰者，是因为党的理论深深吸引了他，使他折服。二十多年来，学习、研究、宣传党的理论，使方永刚深深体会到：在当代中国，只有党的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才是解决我们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是指引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之路、人民过上富裕和谐生活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是实现中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真理。
“我一直把党的理论当成自己的灵魂，把传播党的理论当成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生命的激情、生活的乐趣都在于此。每当我走上三尺讲台，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耐心解答广大学员、基层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关心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看到我的辛勤劳动换来了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和舒心微笑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都会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神圣感、幸福感和成就感，体味到与真理同行的快慰与满足。”方永刚自豪地说。
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党的领导人每一次重要讲话，中央发布的每一个重要文件，方永刚都及时学习和研究，尽快理解和掌握；只要有新的政治理论书籍出版，他都在最短的时间内买到手，以最快的速度消化和吸收；凡是能参加的重大理论研讨活动，他都争取参加，并从中捕捉理论的火花。
“作为一名政治理论教员，就必须在总结历史规律中时时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及时理解、把握党的理论。”1999年是建国5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80周年。世纪之交，很多问题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去解读。2000年，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又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改革开放的影响，如何认识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总政将这一课题交给方永刚和学院副院长崔常发、教研室主任徐明善。他们3个人一个暑假没有休息，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圆满完成了课题研究。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党的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学习就跟进一步，研究就深化一步。2003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一消息后，方永刚连夜调整第二天的讲课稿，让这一新思想第一时间进课堂。“我觉得，科学发展观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用来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的真理，指明了我们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道路，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
2006年10月，正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当时，方永刚正在国防大学理论骨干研修班学习，他敏锐思考长征精神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的丰富时代内涵。之后，他连熬3个通宵，撰写出6000多字的《论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一文，经国防大学教授黄宏修改后全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随后不久，由他担任副主编的79万字的《亲历长征》一书也出版了。 二十多年来，方永刚在完成政治理论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了十余项政治理论研究课题，出版了16部政治理论专著，在国家和军队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我甘愿奉献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与千千万万个理论工作者一道，让党的理论的真理之花遍地开放，让党的理论的真理之光照亮和温暖千家万户。”这是方永刚心里最朴素、最强烈的愿望。 记者聂乔 杜在桂 雪婴 田收
隐瞒病情坚持传播理论 三尺讲台背后的巨人
1963年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1985年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同年参军入伍到海军政治学院（现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员，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国防大学军事学博士，现为大连舰艇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学科带头人、政治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辽宁省国防教育讲师团成员、沈阳军区联勤部客座教授、大连市讲师团成员等。
2007年1月21日，结肠癌术后第70天，术后化疗二期与三期之间，站在大连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讲台上的方永刚一边讲课，一边不停地用白毛巾擦着汗。一条毛巾被湿透了，很快又换上一条。
一个半小时后，原定的课程时间还未到，底下的人正听到兴头上，方永刚却站了起来，“对不起大家，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我很内疚，身体实在是不允许，我生病了，正在插管„„”前排有人看到了方永刚衣服里露出的插管一角。台下一片短暂的死寂过后，是振聋发聩的掌声。
隐瞒病情坚持传播理论
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的教授方永刚，在2006年他44岁的时候得知自己患上了晚期腺性高分化性结肠癌。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三尺讲台。
还是2007年1月21日的那堂课。大连市地税局第三稽查局机关党办的副主任杨万杰还记得，2006年12月底单位准备请方永刚给党员们上党课时，并不知道此刻的方永刚刚刚做完手术，正躺在解放军210医院的病床上。
“讲课„„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不能讲很长时间啊„„”方永刚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没有说出自己身体的实情。
“方教授，还是请您抽空给我们讲这课吧！我们单位的同志都说，就想听您讲课！”不知情的杨万杰恳请着。方永刚还是答应了。
1月21日，当他按照自己的习惯，还是提前了近半个小时来到了讲课的会场。已经熟悉方永刚习惯的工作人员照例在讲台上给他准备了一条白毛巾。最近半年来，工作人员注意到，方教授每次讲课，即便是在秋冬的寒冷季节，也总是挥汗如雨。那天方永刚讲课的题目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依旧是旁征博引，依旧是妙语连珠，直到出现开头时的那一幕。杨万杰后来才知道，为了上这堂课，他不仅瞒过了妻子，更欺骗了主治大夫。
实现诺言演绎军人精神
这不是手术后方永刚的唯一一堂课。这也只不过是方永刚2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的小小一堂。“我就是爱上课，站在那就来劲儿！只要站在讲台前5分钟，我就觉得整个课堂都是我的，就充满了激情。”方永刚说，对于讲台的热爱，是支撑他如此勇敢的重要精神支柱。
2007年1月15日，为了实现自己入院前“你们放假前我一定回来给你们上课”的承诺，他拖着术后化疗期间羸弱的身体，还是笔直地站在了学校的讲台上。每次讲课前给学员们敬的那个礼，这次也没有被忽略，依旧那么标准有力。开始时，他的声音还显得有些微弱和嘶哑，毕竟，那是被癌症和化疗折磨到了晚期的躯体啊！可不过5分钟以后，他就恢复了自己一如往昔的大嗓门，几乎不用麦克风，也能让阶梯教室里的每一个学员听得耳朵发震了。
穷孩子学成大学教授
熟悉方永刚的人，都知道他的最爱是萝卜。1963年4月，他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从小顶着“富农”帽子的他，家境贫寒，但却也因此培养出了不怕吃苦、敢于迎接挑战和改变自己命运的性格。就像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永刚”一样，他从不怕困难。愣是在一盏煤油灯下考上了高中、考上了复旦大学。
1985年，大学毕业后的方永刚一偿自己多年的夙愿，参军入伍，成为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的一名教员。那以后他说，从一个“富农子弟”到大学教授，他深知发生在自己以及众多同龄同类人身上的，正是时代和党的政策所带来的福音。那时，他就已经决定，用自己的一生去研究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了。
传播理论不分高下
2005年7月，仗着和舰艇学院是共建单位的关系，大连市中山区海军广场社区的党组书记战春梅壮着胆子去舰艇学院请方永刚教授给自己社区的老党员们做保持党员先进性的教育讲座。
让战春梅没想到的是，方永刚不仅满口答应下来，还非常认真地向她询问了社区和听课学员的基本情况，“既然都是老年人，那就讲讲和谐社区的建设吧！”方永刚认真地说。
讲课的日子到了，就在社区的活动室里，老党员们早早带着小板凳来了，结果发现方教授来得更早。这一堂课，方永刚和老人们深入浅出，把小家的和谐与大家的和谐结合起来，给老人们讲社会的和谐和个人的关系。那本是个能让人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但一堂党课讲下来，老人们却没有一个打瞌睡的，会后，还围着方永刚问这问那。
可以给社区里的大爷大妈们讲深入浅出的基本问题，更可以给全军政治理论骨干讲高深的政治理论，在方永刚看来，党的创新理念只有深浅之分，却无人群之分，任何人，只要传播方法得当，都能够深入地理解并应用。2006年11月，就在发现病情之前，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军队政治理论研修班上，最后出场的方永刚以精彩的演讲打动了全军的政治理论精英，“把政治理论说得和评书一样，任是谁都听得懂，都爱听！”是所有听过方永刚课的人的一致评价。
永葆乐观的精神
方永刚的病，让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为之扼腕叹息，然而他自己却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精神，坚定着自己的信念———“我一定会好！我还要讲课呢！”
不论是在大连的解放军210医院，还是现在北京的解放军301医院，方永刚的病房，总是那一层最热闹的一间。他总是和护士大夫们开开玩笑，再找各种机会给他们“上上课”，让人由衷感慨，他可真不像个病人！
这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1997年，出车祸脖子骨折的方永刚在病床上，吊着16磅重的秤砣，仰着头躺在病床上整整108天，除了天花板，不认识别的东西。那时他的情况已然危急，如不注意将有生命危险，但他却不当回事。不是只有眼睛能动吗？那就看书呗，仰面躺床上，一天举着看6个小时，这108天下来，竟看了43本书，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著作！
生病后，有朋友问他：“老方，你奋斗了这么久，最后得了结肠癌，后不后悔？”他却说：“一点都不后悔。我感到很幸运，上天对我不薄，让我把前三十年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时间都用在教学、科研和学术上。说实在的，我从没考虑过假如自己战胜不了癌症怎么办，因为我干什么都总是全力以赴。如果做事之前就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自己已经消耗了很多的精力，你就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做这件事，成功几率就非常小。” 无论是方永刚本人，还是熟悉他、喜爱他的学员们，都在期待那个他重返讲台时刻的到来；我们更坚信，经历了此番磨难的方永刚，必将在他的学术研究和事业上再创一番辉煌，成为党的创新理论工作更杰出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