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3日，《华盛顿邮报》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中国北京城内一片男子的哭声，很多男子反复摸着自己的辫子舍不得剪去。他们的领袖袁世凯下令所有的男子必须剪掉辫子，有的有钱人甚至剪辫子前拍照留念......
民国年间，剪清朝辫子成风，清华、北大学子更是剪辫子高手，许多人怀里揣着一把剪刀在街头窥探，发现哪个男人头上拖一根大辫子，几个青年学生便蜂拥而上，咔嚓咔嚓几下就将辫子剪下来，所谓“留头不留辫，留辫不留头”。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一袭不变的旧式长袍，头上一顶瓜皮小帽，脑袋后面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原有的信仰，毫无顾忌地行走于清华园，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
学生们因景仰他们的人品，没有人强迫他们剪去脑后那带有特定含义的辫子。
王国维上课从不迟到早退，上完课就走，风雨无阻。有回，王国维讲《尚书》时，当堂告诉学生：“这个地方我不懂。”可当讲到他研究有素的问题时，他则说：“我的研究成果是无可争议的。”这种有一说一、认真求实的态度很让学生们佩服。
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王国维，近代文化史上带有标志性的符号，著名的清华五导师之一。对词曲的研究有独到的造诣，著有影响巨大的《人间词话》，对古文字、古器物，以及殷商制度以及西北地理、蒙古史的考据，都有卓越的成就。
他还精通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堪称 一代国学巨擘。
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读书人，喜欢画画，能临摹钱叔美的作品，太平天国起义时，弃儒从商。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
王国维天资聪颖，亦不负父望，16岁就中了秀才，之后到杭州敷文书院进学准备应考。他在杭州以自己积攒的零用钱买了《汉书》的前四册，爱不释手，以究经史大义为乐，对八股时文不是特别上心。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尤其是“三境界”说，点醒了多少人：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1924年，清华学校欲“改办大学”，同时设立研究院。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筹建中的清华研究院院长，胡适推辞不就，推荐王国维，并建议曹校长，应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同时推荐了四位导师人选：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后因章太炎不就，而改聘陈寅恪（由吴宓推荐）。
据说，此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带着曹云祥亲自写的聘书去请王国维。在登门之前，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周密的对付办法，力争一举成功。
到了王国维住所后，吴宓进得厅堂，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礼，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请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国维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动，当场答应下来。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王国维“性复忧郁”，做事沉稳不喜张扬，才华横溢却从不恃才傲物。这和同时代的诸多放荡不羁的才子截然不同，他不喜与人交游，在清华时除了教书授课以外，他一般不主动去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人，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书房潜心研究学术。
但是如果有人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还是论辩，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不分名节尊卑，不分老幼贵贱，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次，在“历史学会”的茶话会上，有学生提议办刊物。王国维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刊物不必办，以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多读书，少写文章，即使写了，也不必发表”。
这样的建议和现在大家追捧的：出名要趁早，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两者观点对比，令人深思。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他的学生要做到“六不”：
1、不放言高论、
2、不攻击古人、
3、不议论他人短长、
4、不吹嘘、
5、不夸渊博、
6、不抄袭他人言论。
王国维的这“六不”在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曾想让王国维到北大教书。但王国维以清朝遗老以居，不能为民国做事，坚决不答应。蔡元培无奈之下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做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为北大教学生，名义上却不是北大教师。
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家庭成员多非正常死亡，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1907年7月，王国维的发妻莫氏因生产双胞胎女儿病危，王国维从北京回到家乡海宁，延请名医救治，十几天后，年仅34岁的发妻离开人世。
夫人莫氏扔下了三个男孩，最大的八岁，最小的才三岁。王国维把孩子们托给继母叶太夫人照料，暂时回到他供职的学部，但他始终打不起精神来。
从1905年开始至1908年，王国维的人生不断遭遇重大变故，父亲、妻子、继母相继去世。王国维不断地由北京返回家乡海宁参加葬礼，可见其生世之累，谋生之艰。
1908年在岳母即莫氏的亲生母亲莫太夫人的主持下，续娶22岁的潘丽正为继室。
这位潘氏夫人就像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一样，一辈子辛辛苦苦、任劳任怨，为丈夫操持家务、养育孩子，是标准的贤妻良母。
除了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外，潘氏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五个女儿(其中夭折两个)。王国维一生不问家务，家中事无巨细，全归潘氏料理。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到，潘氏在王家实在是个顶梁柱。有一次她害牙疼，疼得要命，可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发烧时，她的牙病竟“霍然而愈”!
王国维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的就是“示人以解脱之道”。但解脱是“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所以他说《红楼梦》里边，真正可以达到所谓解脱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惜春，一个是紫鹃，一个就是宝玉。
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或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北京颐和园门口，一辆人力车到此停下来。一位身材不高、面孔瘦小、脑后拖着辫子的老人下车后径直步行到昆明湖边。他来到排云殿西鱼藻轩前，徘徊流连，点燃一支纸烟，烟尽之后，从容地纵身跃入湖中。从投湖到被园役发现救起，只不过几分钟时间，然人已气绝。
昆明湖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人们纷纷猜测：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
6月3日下午，王国维以前清官服入殓，当晚送殡，清华研究院学生执素纸灯以随，直至清华园南二三里之刚果寺。停放既妥，即设祭。
中国人讲究的是跪天跪地跪父母，除此之外，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陈寅恪是一代国学宗师，35岁就名列清华四大国学导师的，而且其性格耿介孤傲，日常生活中更是秉持独立人格精神的。但是在王国维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其他人都是行三鞠躬礼，五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与著名教授吴宓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学生见状一个个跟着跪下去，用这种传统的国粹最高礼仪，表达自己对这位同仁的尊敬与哀悼。
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评议有殉清说、悲观厌世说、畏惧革命说、恐辱人格说、自亡其学术说，以及倡和日寡的罗振玉逼债说。
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说：
“先生为什么死，没有人知道，遗老们说是由于“主辱臣死”，青年们说是由于“国内政争势力的消长”，文学家说是由于“性情与学问环境相冲突”，某氏说是由于“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概念”，都不能说出个所以然。
一个人的死，是他自己的自由，Pling说:“自杀者，自然赋与的最高权利。”然而所谓社会者，却要问他为什么死，责他如何如何不应该死，生在连死都没有自由的世界里，那真的只有一条死路了。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有头脑的人，他既然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许多成绩，如今用自己的生命酬报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对不住人？世人实在大可怜，大浅俗了！?”
王国维死后，清华研究院的学生们提出，捐本年度奖学金五百元为其筑碑纪念，以志不忘。1929年，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纪念碑成，王国维生前最好的朋友之一、被王国维引为知己的陈寅恪撰写碑文:??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以如椽之笔，将王国维之死上升到“独立自由之意志”之彰显，而非“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进一步将王氏之精神抽象化，从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遂成为近世以来读书人心向神往之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