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第一次会面
1940年3月下旬,当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来到重庆的时候,长期战斗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了。陈嘉庚在重庆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和邓颖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陈嘉庚率慰问团来到成都时,蒋介石以兼四川省主席的身份设宴招待。席间蒋问陈视察成都后计划去哪里,陈答:“兰州、青海、宁夏、西安。”
蒋又问:“西安之后还去哪里?”
陈干脆明说:“如果交通方便,也想去延安。”
蒋立即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信弃义”,还说,“周恩来不日可到重庆,看此来有何结局。”
为什么蒋介石提到共产党、周恩来会如此悻悻然?陈嘉庚想要解开心中这个谜,他去延安的决心更大了。
1940年5月25日下午,陈嘉庚一行来到古城西安。先行到达的慰问团一分团团长潘国渠告诉他:朱德将军亲自来约请慰问团今天到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用午饭,被陕西省府派来接待的寿家骏以另有约会为借口加以阻止,朱将军又改约下午3点在办事处见面。还说周恩来由延安返重庆路过西安,想同慰问团见见面,慰问团欣然答应,到了时候,寿家骏又找借口将慰间团所用车辆调走,使慰问团因无交通工具而失约。陈嘉庚听到潘国渠讲述的情况,认为很对不住朱德和周恩来的盛情,第二天亲自到七贤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致歉,但朱德已回延安,周恩来则已去重庆,失之交臂,陈嘉庚深感惋惜。
5月31日,陈嘉庚一行终于来到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见到了像普通士兵一样平易近人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并和他们多次倾心交谈。他还见到了不少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南洋华侨、福建同乡及集美、厦大两校校友。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抗日士气高昂,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与重庆的黑暗、沉闷和腐败成鲜明的对比。延安八日的所见所闻,使陈嘉庚了解了共产党、八路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延安之行成为他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点。
7月17日,陈嘉庚回到重庆。7月20日,陈嘉庚的秘书李铁民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询问陈先生近日有无时间,说周恩来准备第二天登门拜访。陈嘉庚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他把第二天原定的活动改日安排,21日早饭过后,就站在门口等候。当周恩来出现在嘉陵宾馆门前时,陈嘉庚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急忙迎上前去,两人握手互相问候。而后,陈嘉庚请周恩来和随同前来的人员一同进房间里细谈。因为陈嘉庚不会讲普通话,秘书李铁民为他充当翻译,他们互相讲述了各自由重庆到延安又从延安回到重庆的经过。周恩来向陈嘉庚重申了共产党的三大主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说:“国共合作,这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有人要阻止我们在西安会面,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重庆会面了吗?”
接着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国内抗战的胜利形势,指出了团结抗日的光明前途并对海外侨胞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周恩来侃侃而谈,陈嘉庚屏息静听。面前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使陈嘉庚深为折服。之后,陈嘉庚向周恩来介绍了东南亚侨胞支持国内抗战的情况,表达了华侨的愿望:“我们这次回国慰问也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竭诚合作,共赴国难,带领全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周恩来对陈嘉庚和海外侨胞所作的贡献十分赞许。促膝长谈,不觉已到中午,周恩来还有其他安排,来不及吃午饭,就同陈嘉庚和其他在场的慰问团成员一一握手告别。
在正义的斗争中结为知己
1941年1月上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周恩来满腔悲愤地在重庆《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陈嘉庚在新加坡听到消息,立即代表海外华侨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中共中央对陈嘉庚等人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极为赞佩,指示廖承志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3人的名义,向陈嘉庚、柳亚子、张一�等致电表示敬佩。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在东南亚各地迅速推进。1942年1月英军决定放弃新加坡。2月2日,陈嘉庚被迫离开新加坡避难印尼爪哇等地。1945年10月6日,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新加坡500个华人社团联合举行了欢迎会。11月8日,重庆10个社团发起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500多知名人士到会,毛泽东送来题词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和王若飞联名写了祝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艰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达成“双十协定”,海内外人士对中国的前途大多抱乐观态度。陈嘉庚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看出蒋对和平毫无诚意,所以,香港《华商报》请他题词时他写道:“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捣。”无情的事实证明了陈嘉庚不是杞人忧天。“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到处进攻解放区,冲突不断。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央代表团来到南京,为停止内战,与国民党继续谈判。陈嘉庚为身在虎穴的周恩来担心,拍电报陈述自己对国共谈判的看法,并请周恩来警惕国民党的阴谋暗算。周恩来很佩服陈对时局认识的深刻,对这位华侨老人的关心十分感动,于1946年7月30日亲自致信陈嘉庚:“陈嘉庚先生道鉴:惠电奉悉。卓见深情,感佩无已。对阴谋暗算,自当如嘱慎防,请释虞念。周恩来叩。”
1946年底,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胡愈之担任报社社长。报纸宗旨是团结华侨,促进中国内战早日停止,实现祖国的和平民主。这时夏衍在国内受特务注意,周恩来派他到香港,先向方方、林平转告中央关于南方统战、宣传、文化工作的意见,而后到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领袖转达中共中央的关怀,通报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中央将采取的方针政策。夏衍出发之前,周恩来对他说:“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创办了《南侨日报》,胡愈老担任社长,忙得不可开交,陈先生对你以前主编桂林版《救亡日报》 印象很好,你去帮助他加强这个‘民主堡垒’吧!”
夏衍来到新加坡后,担任了主笔,协助胡愈之工作,给陈嘉庚以有力的支持。直到1949年初,夏衍、胡愈之先后离开新加坡回国,报纸由洪丝丝接手。由于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在促进华侨的爱国大团结,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宣传祖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作用,中共中央给予《南侨日报》很高的荣誉。毛泽东和周恩来均为该报创刊3周年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侨民利益服务”;周恩来的题词是:“为宣扬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而奋斗,为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为新中国的昌盛各尽其力
1949年6月4日,气候温暖,鲜花盛开。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下,陈嘉庚与庄明理、王雨亭等华侨民主人士终于来到北京。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到火车站欢迎。
6月7日,周恩来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陈嘉庚并准备陪他去见毛泽东主席。一见面周恩来就说:“嘉庚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当年在西安,国民党不让我们见面,后来我们在重庆还是见到了,不过那时候有特务盯梢。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
陈嘉庚说:“不要让毛主席久等,我们还是早点儿去吧!”
周恩来便驱车陪同陈嘉庚前往香山,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畅谈中外局势,直至深夜。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陈嘉庚在会上代表华侨致辞。22日,陈嘉庚离京,前往东北内蒙古等地参观考察,历时两个多月。这次旅行,他得出了“从东北看全中国,国家建设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结论。8月30日他回到北京,兴奋地向周恩来谈了观感。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报告时谈到:“……陈嘉庚先生这次到东北参观,同时也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回来后说现在内蒙古的汉蒙两族合作得很好,犹如兄弟一样,这消息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民族政策的成功。”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为确定国旗、国歌、纪年等问题请来陈嘉庚、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田汉、徐悲鸿、梁思成、马思聪、贺绿汀等18人开会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
9月21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隆重开幕,陈嘉庚代表华侨在会上讲话,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常委,后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而后他又到全国各地和家乡福建参观,2月15日回到新加坡,发表了《新中国观感》,帮助华侨了解新中国。
1950年5月21日,陈嘉庚把新加坡的事务作了交代,飞回北京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周恩来作为政务院总理热情挽留陈嘉庚定居北京,陈却惦记着遭受美蒋飞机轰炸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需要尽快修复,婉言谢绝周总理的好意。9月5日回到集美定居。
回国定居之后,陈嘉庚几次到全国各地参观和视察。每到一地,看到好的地方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写报告给总理,建议推广好的经验,改正不好的地方。对陈嘉庚的报告,周总理总是认真对待、细心处理,常常亲自执笔回复。应推广学习的马上指示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应纠正的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纠正。
为了保证集美学校的办学经费,陈嘉庚于1943年10月1日在永安创建了集友银行,抗战胜利后移往厦门。1947年增设香港集友银行,由他的次子陈厥祥任经理。1950年在上海设集友银行分行,所有股息和红利全部捐作集美学校经费。1950年8月,陈嘉庚对正在筹设集友银行上海分行的邱方坤说:“我这次在北京开会,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不懂政治,不会做政府的工作,不能有所贡献。总理说,今后我们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外汇资金,他希望我号召华侨多寄侨汇,帮助祖国建设,这就是最好的贡献。我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做,号召华侨多寄侨汇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能够尽力做到的。但要号召别人多寄侨汇,先要从自己做起。我正好打算修复集美学校的校舍和扩建厦门大学的规模,需要很多资金,这主要靠向海外亲友筹集,争取侨汇既有利学校建设,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一举两得。”
1950年11月上海集友银行开业,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和照顾下,外汇业务开展顺利,收益增加,陈嘉庚感到欣慰。1954年集友银行存款偏多,放款偏少,外汇业务下降,以致造成略有亏损。陈嘉庚知道后很着急,于1954年12月13日写信给周总理,1955年2月6日又致电催复,不久即接到周总理复电:“厦门、上海集友银行事,仍继续经营,业务上由国家银行帮助,多分配一部分侨汇与放贷业务,保证集友银行有利可图,不使亏损,多余人员可安置在国家银行。”
陈嘉庚读了电文激动不已。从此,集友沪夏两行在国家银行的领导和进一步照顾下,业务蒸蒸日上,年年得利,集美学校的办学经费得到了保证。1958年集美遭到台风袭击,学校80%的校舍受损。陈嘉庚察看了校园,痛心不已。当他正在为修复校舍的事情忧心忡忡的时候,突然接到总理电报,对集美学校遭灾表示慰问,告诉陈嘉庚,国务院已决定拨专款80万元修复校舍。又一次使老人感动不已。
早在1950年赴京参加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时陈嘉庚就提出:福建全省无铁路、交通落后状况亟待解决。这一问题受到了国家重视,但因进行抗美援朝,一时无法着手。后来陈嘉庚一再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要求尽快修建福建铁路。中央曾派王震、彭德怀等先后到厦门实地考察,华东区领导人陈毅也大力支持,周总理为铁路选线等问题多次与陈嘉庚交换意见。1954年春,陈嘉庚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又催问此事,毛泽东、周恩来当面告诉他,已经作出决定,即将动工兴建。鹰厦铁路在全体筑路大军的努力下提前一年竣工,1956年顺利通车,对后来福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5年1月下旬,国民党飞机轰炸福州,烧毁店堂住宅4000多间,陈嘉庚闻讯立即发电报给周总理,要求规划重建福州市。周总理采纳了他提出的废木屋建新式街巷的建议,支持和指导在废墟上重建福州新市区。
最衷心的崇敬和最诚挚的关怀
周总理除了对陈嘉庚办学事业积极支持和对他所提建设方面的意见极为重视外,对于陈嘉庚本人也在生活上、政治上给予特别的关怀、爱护和尊重。
1952年,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毛泽东主席在电报上批示:“周总理: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布置,再次请陈嘉庚来京定居。全身心投入厦大、集美两校建设的陈嘉庚再次婉言谢绝了周恩来的好意。周总理便指示福建省和厦门市地方政府绝对保证陈老的安全,并派驻军协助。
1952年,陈嘉庚每天都要到集美学校工地和厦大工地督促检查。当时集美海堤尚未修筑,来去厦大都是坐小木船,既不安全又不方便。周总理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给陈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辆小轿车,陈嘉庚一直不要。直到1957年,经过多次劝说,他才收下了小轿车。
1954年9月,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厦门岛,陈嘉庚正在北京参加人大会议,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着急,担心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又遭轰炸。9月9日一早他就请庄明理打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要求当天尽早见到周总理,最迟下午5时开会前要见到。在会议期间十分忙碌的周总理挤出时间跟陈老谈了话,他很理解陈嘉庚的焦急心情,耐心地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炮打金门的决策和国民党飞机轰炸厦门的情况。听了周总理的解释和情况说明,陈嘉庚表示理解,表示放心,表示了对共产党的信赖。
1958年,陈嘉庚患右眼眉头间上皮癌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周恩来到医院探望了陈嘉庚。在周总理的安排下,1959年陈嘉庚转往北京治疗和休养。周总理为他选择了圆恩寺一座四合院,清静幽雅,宽敞明亮,很适合养病。陈嘉庚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两年。长期推心置腹的交往,陈嘉庚对周恩来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崇敬之情经常溢于言表。他常说总理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不论内才、外才都很高,是世界罕见的。
早在1949年召开全国政协筹委会时,陈嘉庚就称赞总理的报告内容丰富、生动、全面,说:“特别是华侨政策和民族政策,有些问题我们想说但不懂得怎么说,总理说的比我们想的还深刻明了。”还不胜钦佩地说,“总理连续作了几场报告,声音依然是那么洪亮,总理的精力,确是少有。”
1953年2月的一天,周总理探望陈嘉庚时,陈嘉庚向他反映关于在福建修建铁路、发展工业、当时的形势及集美学校的一些具体问题,周总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表态和说明,陈嘉庚非常满意。事后他对很多人说:“总理确实伟大、谦虚,我没有次序地什么都讲,他不插话,耐心地等我讲完,我一共讲了多少问题连自己也记不得,还是总理最后替我扼要地归纳成几个问题,并作了明确的答复。”
有一天夜晚,周总理突然来访陈嘉庚,问候了生活起居后,又匆匆离去。陈嘉庚看到总理终日操劳国事还这样牵挂自己的病,心中又感动又不忍,他在会客室默坐良久,而后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总理日理万机,那么忙还来相探,只顾别人,不顾自己,永不疲倦地工作、谈话,夜以继日,真是天生的‘人’,天生的‘总理’啊!”
党和政府也非常尊重陈嘉庚。中央政府召开的重要会议,都及时来电邀请陈嘉庚参加,周总理在百忙中有时还亲自发电报邀请。如1956 年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和刘少奇专门致电陈嘉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拟于6月15日前举行,此次会议中心议题为国家财政的预算和决算,高级农业合作化章程,请即来京出席会议。”
陈嘉庚对党和人民政府也是以诚相见,他对祖国的安全和社会兴利除弊的问题,都积极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看到自己的平生抱负和爱国主张逐项变成了现实,感到无限的欣慰。
陈嘉庚生性耿直,他认为不对的事,就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大跃进”年代里,有人向陈嘉庚讲天津一亩地产14万斤稻谷的“奇迹”,陈嘉庚听后生气地说:“那是假话,我不爱听!”
大炼钢铁时,陈嘉庚听家乡群众反映,有人把好的铁床、铁锅砸坏后拿去炼铁。他立即交代秘书去调查,然后写信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还有些政策他一时不理解,只要周总理向他解释清楚,他就心悦诚服,真心拥护党的决定。
1961年3月陈嘉庚因脑溢血病危,周恩来、彭真等先后到陈老在北京圆恩寺的寓所探视,指示在场医护人员采取一切措施抢救和细心护理,并慰问了远程归来随侍在侧的陈嘉庚八子陈国怀及孙儿联辉。总理关切地询问陈嘉庚身边的同志:“嘉老病前有什么交代吗?”
庄明理这时向总理汇报了脑溢血前陈嘉庚先生跟他谈的几件事:一、死后希望运回集美安葬。二、人总要死,死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国民党过去做尽坏事,现在逃到台湾去了,还在捣乱,我们应当尽早解放台湾,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三、集美学校一定要继续办下去。香港集友银行是集美学校校产,每年都有股息和红利。厦门、上海两所集友银行也是校产,它们赚钱不多,只要不亏本就可以,学校要继续办下去。
周总理听完庄明理的汇报,立即指示:第一,应按嘉老意愿办理。第二,解放台湾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嘉老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他的爱国精神给广大华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嘉老如果醒来,请告诉他,台湾回归祖国一定要实现。请他放心。第三,集美学校一定照嘉老的意见继续办下去,一定要把它办得更好,请他放心。
陈嘉庚弥留的日子里,有一段时间病情比较稳定,虽然不能言语,但神志比较清醒,庄明理把总理的指示告诉了他,他现出宽慰的表情。1961年6月23日,陈嘉庚病情突然恶化。周总理闻讯前来探望,只见他双目紧闭,不能说话,已失去知觉。周总理立即邀集负责为陈嘉庚治疗的日坛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等医务人员及先生的亲友在前厅会客室谈话,嘱咐医生全力抢救。
陈嘉庚去世后,周恩来亲自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对丧事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他看到陈嘉庚的面部因癌症的侵蚀有些地方变形,就请来了整容专家马燕龙精心整容。周总理与朱德委员长两人亲自为嘉庚先生执绋起灵,由中山纪念堂移灵北京车站,再由火车专列送回厦门集美安葬。由于送殡的人太多,殡仪车行动缓慢,延误了到达车站的时间,周总理还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只好中途下车,和陈毅一起走到陈嘉庚的次子厥祥夫妇的车边,告诉他们,本想送灵枢到火车站,但因为要会见外宾,时间快到了,只好先告辞了。两位国家领导人诚恳的态度和对陈嘉庚高度的尊敬,使陈氏家族不能忘怀。
陈嘉庚生前曾打算盖一所房子供海外归来的子孙居住,但因“集美故乡规划未完成,不能先私后公”,一直未能动工。周恩来对这位开华侨兴学先河却自奉甚俭的爱国老人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决不让老人留下这个遗憾,他要实现嘉老的遗愿。在他的指示下,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于1962年修建了一座归来堂,供海外赤子归来居住。归来堂坐落在陈嘉庚安息之地鳌园的斜对面,如今已成为厦门集美旅游区的重要景观。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