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1893—1969年），谱名学训，别号仲平，湖南长沙人。他与曾琦、李璜并称“曾、左、李”，是中国青年党的党魁，在变幻莫测的民国政坛上叱咜风云、显赫一时；他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著作丰硕，卓然成家；他是“书生略带名士派”，在访问延安的繁忙日程中还提出要去看望江青和丁玲。
世事变迁、白云苍狗，左舜生的身影已渐行渐远，他的三张面孔却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迹。
一、党 魁
左舜生于1914年，在其长兄的资助下入上海震旦大学，与曾琦、李璜分在同一宿舍，由此奠定了“曾、左、李”三人事业和生活的终生友谊。1919年初，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年10月，在王光祈出国留学后，他继任学会执行部主任，并主编《少年中国》月刊，负责联络散居于国内各地和国外的一百多位会友，安排会友的往来、通信、汇款、会务及著作出版等事。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历练，成为其一生政党活动的牛刀初试。
少年中国学会分裂后，曾琦、李璜等人于192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提倡并信服国家主义。1925年春，左舜生加入中国青年党，1935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与曾琦、李璜并称中国青年党三巨头。
左舜生对政治形势极为关注，并常在各大报刊发表时评，声名鹊起，逐渐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到1934年之交，蒋介石两次托人带话给左舜生，希望能与他面谈。1934年5月，蒋在杭州给他发电报，约他暑假到庐山见面。
为了应对与蒋介石的谈话，左舜生认为在抗日的大背景下，青年党必然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坚持三条原则：一、青年党信仰国家主义，爱国第一，主张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议会政治，这个基本立场，不容动摇。二、左本人是一个书局的编辑员，同时在大学教书，对实际政治无经验，也无兴趣，假定蒋先生要我担任什么纯政治性的工作，我只能婉谢，这是我的身份，必须保持。三、听说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也很多，如果我们真要走上与国民党合作的路子，我主张只能以整个国民党为对象，决不参加他们派系的角逐，以避免无谓的纠纷。他把自己的这个三原则概括为三句话，即团体不失立场、个人不失身份、不参加国民党内的派系角逐。这个观点也得到了曾琦的认可。
1934年7月，左舜生在庐山和蒋介石见面，先后会谈两次。蒋意犹未尽，请左随时通信。这是除了共产党之外，蒋与另一党派要员会晤的较早记录。左舜生对当时的蒋印象很好，认为蒋是“当前一位了不起的人物”。1938年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虽有抗日的言辞，更有加强专制的反动政策。当时，各团体多对此加以抨击。左舜生却以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于1938年4月21日致信蒋介石，表示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以极端之善意迎之”。此举被蒋赞许为“思深虑远，至切钦佩”。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成立了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构，并把各党派领袖和各界社会名流悉数网罗进来。左舜生自始至终参与其事，开大会时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休会时任驻会委员。他也积极参与、推动了抗战中期和后期的两次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参政会的这一经历使他认识到“民主政治在中国之实现，不仅确有可能，而且实实在在有其必要”。
▲少年中国学会摄于上海（左舜生：前排左二）
为了于国共两党外形成一种制衡力量，进而组建一具有较大规模的大党，青年党与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等于1941年3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黄炎培任主席，左舜生担任秘书长直至青年党退出民盟。这期间他长期主持民盟中央工作。民盟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左舜生之手。1945年7月，左舜生还以民盟代理主席身份与黄炎培、傅斯年等5名参议员一同访问延安。左舜生等人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多次会谈外，还与曾同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毛泽东、张闻天进行了单独会谈，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青年党由中间党派迅速转变为国民党政权的追随者。它从民盟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党派参加了1946年1月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宣布召开其一党包办的制宪“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这种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径坚决反对，拒不参加会议。左舜生却于11月16日以青年党宣传部长身份向国民党提出了本党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使该党完全成为国民党独裁、内战的御用工具。
1947年4月，青年党与国民党、民社党共同签订《国民政府改组后施政方针》，组成所谓三党联合政府。左舜生出任国民政府政务委员兼农林部长。他认为，农林水利事业是国家的基础和命脉，地位非常重要，同时，是一个纯技术部门，人员必然要有专门的学识、经验，易于人事安排。基于这两点，他愿意出任农林部长，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有所作为。
左舜生于1947年5月出任农林部长，至1949年3月因行政院总辞职离任，时间将近两年。任职期间，他深知自己的花瓶地位，对人事处理较为圆滑。他对部中原国民党籍的官员全部加以任用，而对青年党中想借机到农林部做官的人晓以用人不徇私情的道理。1948年，部中三位国民党籍的单位主管因舞弊被揭发，左舜生却加以掩盖，未加处理。
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农业上，力争有所成就。他制订全国性粮食增产和民生必需品的增产改进计划，开展土壤与肥料的研究、建立造林实验区和水产研究所。还到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左舜生的作为博得了蒋介石“立身无改儒素、爱国出乎至诚”的称誉。
1949年4月，左舜生携家人赴台湾，9月去香港定居。尽管退到台湾的中国青年党依然奉他为党魁，但左舜生不再涉足青年党的党务，其政治生涯基本结束。
二、学 者
左舜生治史受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较大。左舜生在求学时期就认真搜罗阅读过梁启超的著作，他称赞梁启超说：“梁任公为现代中国做启蒙运动最努力的一人，他治学重点关于史学的一面，更为我所私淑。”后来他回忆说：“在最近三十年去世的有名人物中，令我至今感念不忘，好像他们依然活着，而我对其骤然死去乃抱着莫大的遗憾，在我的前辈中，则以梁任公先生首屈一指。”章太炎的治学精神和治史态度对左舜生的影响匪浅。两人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章太炎建议左舜生看陈寿《三国志》中之裴松之注，说“此书简练谨严，如能同时细看裴注，则可悟古人运用史料之法”。对此，左舜生说：“余于此书曾翻阅三四遍，得先生之力为多也。”
左舜生毕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以重视中国近代史而著称，并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如《近代中英外交关系小史》、《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小史》、《辛亥革命小史》、《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及续编等。陈启天认为：“这几种书的出版，确立了先生终身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也引起了我国学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世人也认可“左舜生为近六十年来，注意研究中国近代史三五先驱之一，与李剑农、蒋廷黻齐名，而各有树立”的评价。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左舜生远离政治，选择在香港定居，以讲学为生，先后在新亚书院、珠海书院、清华书院、华侨书院等大专院校任教，主讲史学、中国近代史等课程。
▲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与民主人士考察团成员亲切聚谈（左起：傅斯年、毛泽东、章伯钧、冷遹、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朱德）。
左舜生对中国近现代史料至为娴熟，一方面他曾长期在中华书局做编辑，接触了许多史料，另一方面以左当年活跃在中国政坛，相识遍天下的丰富人生经历，近六十年来中国历史重大事件之发展变迁和历史人物的为人、学问、掌故，他或参与其事，或熟知内情，对史料了解甚多。阮毅成说：“左先生对史料的搜集很勤，分析很明，立论更是很公正。我常怀疑许多史料的正确性，尤其是若干史话，得之于辗转流传，未尽可靠，而左先生却常给我一些批判，说何者应该是真的，何者应该是假的。凡他所说，他皆有坚强的立论根据。我不得不推崇他的博识与他的能信其所信。”
左舜生在大学讲授历史时，往往由于亲临其境而激情与理性并存。他的学生回忆，左先生授课，徐速有节，井井有条，而不用看讲义，尤于近代史一课，至为生动，每论人议事，皆如亲历其境，如数家珍。说到激动处，每每语调突变，声容俱动，白眉略蹙，手指作势，或“掩卷长叹”，或“抚胸长笑”。有时兴犹未尽，便在课后，约一二同学到附近茶社，“一杯在手，一根香烟，便继续他的谈话……”学生则如沐春风，心向往之。
左氏的史学观受其多年从政经历影响，并带有书生意气，形成对历史的感性认知是其学术特点。例如对于“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决不反对历史的回顾，但着眼在旧文化价值的重估，其精神是进取的，决不是保守的，其目的在提炼旧的在新的中间去找位置，绝不在歪曲或贬损新的在旧的中间去求附会。不只“中体西用”之说与“五四精神”不能相容，即“中国本位”之说，也与“五四精神”格格不入。
左舜生很重视对日本历史的研究。他对友人说：“我是一个对日本抱有深忧切虑的人，虽及我之身，难有切实贡献，总希望把我所能见到的告诉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如不能妥为应付，则在亚洲终为中国患者仍为日本。”基于这样的认识，左舜生很早就注意研究日本历史。上世纪二十年代写有《中日外交关系小史》一书外，还发表《二十一条交涉始末》、《最近五十四年间中日交涉大事年表》等文章，开其日本研究之先河。晚年又多次到日本实地考察，加深对日本的了解。
左舜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长达四十多年，出版了许多史学著作，有《中国现代名人轶事》《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国近代史四讲》《万竹楼随笔》《中国近代史话》初集二集、《文史史话及批评》《黄兴评传》等。未辑成册的有《宋教仁评传》《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思想与著作》。这其中《万竹楼随笔》曾四次印刷，畅销一时。
三、名 士
左舜生的同学、同党李璜评价左是“书生略带名士派”。
左舜生“一生好入名山游”。在上海生活时，每逢假日，他都要拉着好友去游上海附近的名山胜水，或去邓尉观海，或往嘉兴游湖，或跑到焦山吃鲥鱼，或游扬州瘦西湖平山堂。每次游览间或写些小诗，大都没有存稿，但有些清词丽句，如游扬州，写有“春尽江南又江北，我来犹见杜鹃红”。也写过一些新诗，其中《南京》一诗曾入选台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书，诗是这样写的：“南京，我要和你小别了！我和你两年多的恋爱，多谢你送给我许多自然的美，莫愁湖边的柳，复城桥上的月，古道的台城，暮色的钟山，柳啊！月啊！我愿你永远恋着你的湖，照着你的桥，我要和你小别了……”
晚年的左舜生喜欢三件事：买书、打麻将和认干女儿。
左舜生在香港生活清苦，曾经开过一家“荣康商店”，买卖杂货，维持生计。他还收藏有一些名人字画和珍本书籍，都视为珍宝。有一次，他拿出一套印刷精美的线装书《太白全集》，对朋友说：“假如有一天经济拮据，我也会忍痛割爱。”又指着墙上徐悲鸿的画作《奔马》说：“徐悲鸿的画作近年已不多见，人人视如珍宝。假如有人愿出港币五千元，我也出让了。你替我留意看有谁欣赏此画吧！”在生活困难时，他往往卖书为生。但当口袋中有钱时，经过书店，他却又欣然购进许多新书。
蜗居一隅，忧时愤俗；去国怀乡，穷途末路，左舜生心中的烦恼和感伤不言而喻。因此，他十分热衷方城之戏，藉此“忘掉一切”，麻醉自己。他住在九龙时，一旦牌瘾发作，居然肯渡海前去香港岛找人打牌。平时打牌，通宵达旦更是常事。加之年事已高，弄得他面黄肌瘦。有时过于投入，竟会耽误他写那些约稿文章。一些朋友好心劝他，他却说：“像是没听于右老说过吗？倘若人人把精力放在麻将上，天下也就太平了！”他依然乐此不疲。
左舜生的父亲左莘农是一位举人，当时小有名气，所谓“长沙左莘农，善化杨墨农”。据左舜生回忆，其父对男女生活“相当浪漫”，但左母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偶有小小暗斗，却从未扩大到不可收拾”。左舜生成名后，也继承了其父浪漫的基因。他喜欢女色，喜欢谈论女人，自己也直认不讳，自称“好色而不淫”，是发乎情止乎理的类型，并声言此乃名士应有之风流。1945年到延安访问，他竟然在百忙中向周恩来提出安排时间访问江青，适逢江青生病，他又提出去看望“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丁玲。而没有见到江青，更成为左舜生延安之行的“遗憾”。
定居香港后，左舜生更以认干女儿著称。左为表示此举无他，经常请一些朋友去他家参加认干女儿的仪式，并要干女儿拜其妻黄竹生为干妈。他所认的干女儿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不仅有中国女孩，还有外国姑娘。上世纪50年代，他奉蒋介石之命去日本搞“亲善”外交，每有闲暇，即去看望一个在东京的干女儿。
左舜生去世后，他手下的一些人把左认干女儿解释为“膝下寂寞”。当时，左有五子二女，除四子左宗明留在大陆外，其余均生活在港台，来往极其方便，膝下并不寂寞。其实，左认干女儿不过是其不可遏制的所谓名士风流罢了。
遥望故国家园，回首前尘往事，曾经的党魁、学者、名士左舜生晚年把自己的忧伤感慨都写进诗词中：“软水温山、丹枫白露，海舟点点神州路，谁言游子竟忘归？归帆总被秋风误。浊酒休停，闲愁休诉，欢娱共把颓颜驻。从头收拾好家居，思量未必他人错。”将至生命的终点，左舜生才感悟到自己一生的道路也许走错了。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