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属性
--读《遥远的救世主》有感 人从根本上只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得回答生命价值的问题，让心有个安住、让灵魂有个归宿。支配人的价值取舍行为的那个东西就是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只要是个人，就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就逃不出“文化属性”的范畴。
正是这个“文化属性”让丁元英从欲望沉浮的名利场来到古城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他是一个现实得不能再现实、却又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矛盾体。他意识到私募基金不是打仗，是屠杀；中国的股市是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尽管愚昧是智者的一种社会资源，可是利用这种资源掠取的好处越多，心里就越不是个滋味，巧取豪夺日进斗金的时候，丁元英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急流勇退，把他的股东们晾在了一边，他是不会为别人而活的，更不会理会别人的脸色。
作品开篇，通过肖雅文与芮小丹的谈话已经定义了丁元英的基本属性：是魔、是鬼都可以，就是不是人。这里雅文所说的“人”，是指凡夫俗子平庸的人，而鬼和魔是有法术和道行的；“认识这个人就是开了一扇窗户，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让你思考、觉悟，这已经够了。”对丁元英的与众不同作了进一步的渲染；“其它还有很多，比如机会、帮助，我不确定。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可能不重要，但我知道这个人很重要。”如何解读雅文这个精英白领的话，恐怕要看我们自身水平了。“和他做朋友？不可能。认识、熟人、够得上说话，这就已经不错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不是人的人”，原来竟是一种高度褒扬，甚至是高山仰止般的崇拜，凡人是戴不起这顶桂冠的，非丁元英莫属。至此，丁元英的规格已经摆在了那里，我不得不欣赏雅文的自知之明了。
作品中，无论是关于私募、音响、音乐、王庙村的神话，还是他与芮小丹的爱情、以及参禅悟道、圣经神学，等等，统统是对“文化属性”这个提法的铺陈，一切都是围绕“文化属性”这个核心主题而展开的。丁元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总有一种自卑感，老是格格不入，就想找个地儿一个人呆着，没有主义，也没观念冲突，相互之间谁都不妨碍。丁元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皇恩浩大的文化，是皇天在上的文化，是救主、救恩的文化。它的实用是以皇天在上为先决条件。
中国为什么穷？穷就穷在幼稚的思维，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渗透到民族骨子里的价值判断体系，太可怕了。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从骨子里就是弱势文化属性，怎么可能去承载强势文化的政治、经济？衡量一种文化属性不是看它积淀的时间长短，而是看它与客观规律的距离远近。五千年的文化是光辉、是灿烂，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传统和习俗得过过客观规律的筛子。
以“不可思议”为例：不可思议一词不是众生道里的对神秘事物的描述，而是如是、本来、就是如此，容不得你思议。也是一种告戒、提示，是告诉你不可以思议，由不得你思议。从数学逻辑上说，一加一等于二，容得了你思议吗？不容，这就告诉你了，一加一等于二是规律，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认识、遵循，不可思议。”
丁元英在古城安顿下来，“不该作为的不作为就是作为，能活个明白就不错了。”他不停地在思索的圈子里晃悠----有文化和有什么样的文化是两个概念。我们这个民族总是以有文化自居，却忘了问一句：是有什么文化？是真理真相的文化还是弱势文化？是符合事物规律的文化还是违背事物规律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到底一句话：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什么是客观规律？归根到底也是一句话：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它是活的。
透视社会依次有三个层面：技术、制度和文化。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一种命运归根到底都是那种文化属性的产物。强势文化造就强者，弱势文化造就弱者，这是规律，也可以理解为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什么是强势文化？什么又是弱势文化？丁元英认为：“强势文化就是遵循事物规律的文化，弱势文化就是依赖强者的道德期望破格获取的文化，也是期望救主的文化。强势文化在武学上被称为“秘笈”，而弱势文化由于易学、易懂、易用，成了流行品种。以上对于文化属性的深刻解读，必定具备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亦非丁元英莫属。
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
则僵死，承则光大。于是，王庙村的扶贫大戏拉开了大幕。
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救主的文化唯救主可说，救主不是人，是道，得救不是破了戒的狼吞虎咽，是觉悟。格律诗的扶贫是不治之治，说扶说救都是虚妄，赖着痞性胡说，充其量也是个现代版的灰姑娘，跟乐圣化点缘而已。丁元英不过是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天是什么？天是神，是上帝，是创造万物者，是全能全知者，是遍在不可见者„„一句话，天是道，是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
翻开历史看看，哪一行哪一页能找到救世主救世的记录？没有，从来就没有，从来都是救人的被救了，被救的救了人。如果一定要讲救世主的话，那么符合和代表客观规律的文化就是救世主。具体到王庙村，就是认准市场，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做别人做不到的成本和质量。这个，就是王庙村的救世主。扶贫的本质在一个扶字，如果你根本就没打算自己站起来，老天爷来了都没用。扶贫扶什么？扶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观念！它既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授人以渔（鱼），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一招杀富济贫引出了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丁元英，疼的却是传统观念。这就是丁元英拉扯“扶贫”大旗的高妙之处。当有识之士骂他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和韩楚风谒拜的智玄大师给了他们四个字：大爱不爱。又言：“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
丁元英对于佛教佛法有独树一帜的认识：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丁元英是个明白人”韩楚风如是评价“元英不是个执著出人头地的人，有口饭吃就知足，喜欢清静，习惯一个人呆着”并借用了尼采的话：“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在他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在我看来，是把丁元英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归置。
作品通篇分次第解析了三个层面的文化特点：
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代表人物：王庙村的农民们、王明阳、音乐烧友）
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代表人物：丁元英）
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代表人物：芮小丹）
中国的文化属性是沉积了几千年的问题，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一次讨论就可以有所觉悟。得救之道是一个久远的话题，格律诗所引发的有关法律、道德和文化属性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延续，人们今天讨论，将来还会因为别的事件继续讨论下去。
文化产业、文学、影视是扒拉灵魂的艺术，文学、影视的创作若能破解更高思维空间的文化密码，那么它的功效就是启迪人的觉悟震撼人的灵魂，这就是众生所需，就是功德、市场、名利，精神拯救的暴利与毒品麻醉的暴利完全等值，而且不必像贩毒那样耍花招，没有心理成本和法律风险。这是作品高度立意、深度挖掘的主旨，更是作者在文学创作领域的突破和更高思维空间的大跨度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