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名前定: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 ——兼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内容提要】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科举束缚天下英俊，使之归于一途，使举国沉溺于时文，使士子除科名外，对其他则“集体冷漠”;科举制度的严密和完善，使任何哪一个人都无法直接决定士子的命运，于是，“科名前定论”产生了，科名主于“神”，甚至连考题都主于“神”;在此前提下，士子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乞神、求巫、乞“先师”;这种科名前定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宋人志怪小说的创作。
【关键词】 宋代; 科举制度; 社会心态; 志怪小说
在宋代竞争得近乎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士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心态如何? 这无疑是个值得关注、也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社会心态”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且不同时期的社会心态不尽相同，情况极为复杂，而科举带给每个士子的际遇和感受又千差万别，甚至悬若天壤，欲进行考察，只能从形形色色的“心态”中寻找共同点。于是我们发现，在极重“科名”的宋代，由“科名至上”衍生出的“科名前定论”，是宋代科举制度下社会心态的凝结点。一个无论是“金榜题名”者、还是“名落孙山”者，甚至是与科举毫无干系的人都要接受或不得不接受这个理念，即便是时过境迁，也还会津津乐道。故本文从“科名前定论”切入，研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而由于反映社会心态的材料多来源于笔记和志怪小说，因而略及“前定论”对宋人志怪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
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心态，是由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命运决定的。刘壎《答友人论时文书》曰: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光明远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霾於卑近而不获超卓於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於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 虽有明籍之材，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於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 ［1］ （卷11）
刘壎是由宋入元的士人，他的这段话，可谓是对有宋科举制度的深刻反省。习时文，取科名，然后入官治民，虽然一生“皇皇焉”，“不识高明之境”，但却心甘情愿，不仅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得到社会价值观的普遍认同。南宋人项安世曾作《拟对学士院试策》，论科举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略曰:“科举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兴国以来，科名日重，实用日轻，以至于今。二百余年，举天下之人才一限于科目之内，入是科者，虽 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虽周公、孔子必弃之。习之既久，上不以为疑，下不以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则上蓄缩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复论矣。” ［2］ （4之43） 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决定士人的命运，原因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仕进之途。也就是说，“科名”成为官场的唯一“准入证”，“含金量”极高。在唐代，先是明经科，后是进士科，虽也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但有此科名者不过是做“美官”，成“清流”，而入仕门径却不少，不像宋代这样“出是科”者就“必弃之”。科举决定士人命运的严酷事实，给社会心态带来强烈的冲击。
首先，如上引刘壎所说，“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同样的话，早在北宋就有人说过，如孙觉在熙宁元年（1068）六月所作《上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中就曾写道:“今有道德之士，不由科举，则无以进仕于朝廷。是使天下之才，皆汨没于雕虫篆刻之技，弃置于章句括帖之学也。”由宋入元的赵孟 也说过:“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已。” ［3］ （卷6《第一山人文集序》） 这种“科名”至上的后果，是使科举始终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和
公众关注的焦点。有些宣称“绝意科举”或所谓“隐士”，也是在经历了多次下第痛苦之后，才不得已而放弃的，并非天生高尚或有“隐德”。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有效方式;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宋代科举制度也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相对公正，可它的唯一性指向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也为有识者所共嗟，如刘壎所感叹的:“可哀也!”
二是举国沉溺于时文。欧阳修曰:“是时（按:指仁宗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 ［4］ （卷73《记旧本韩文后》） 宋元之际，舒岳祥回顾两宋时文盛而诗歌衰时，说:“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从之列，举子盖鄙之也。” ［5］ （卷12《跋王矩孙诗》） 前引刘 《答友人论时文书》，曾说“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他又在《隐居通议》卷21写道:“宋初承唐习，文多偶俪，谓之昆体。至欧阳公出，以韩为宗，力振古学，……然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 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者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 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既然“科名”重于一切，而要猎取科名，又必须靠“时文”，那么士子全力投入到时文的学习和写作，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是士子除“科名”之外，对其他则是“集体冷漠”，甚至“爱文而不爱国”。身历亡国之痛的刘 在《答友人论时文书》中感慨良深地写道:“《南唐书》载:金陵被围，亡在旦夕，后主犹命伍乔于围城中放进士孙确等三十八人及第。史臣反覆哀痛，谓其不识事势，每读使人殆无以为怀。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 ，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工力，一萃於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 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 ［1］ （卷11） 科举制度对士人乃至全社会人格的扭曲，真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洪迈《容斋四笔》卷8《得意失意诗》记曰:“旧传有诗四句夸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好事者续以失意四句曰:‘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此二诗，可喜可悲之状极矣。”金榜题名，举子下第，成了人们公认的大喜大悲的两个极端。当人们还在咀嚼或喜或悲的滋味时，三年一个周期的贡举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悲喜剧重又拉开帷幕。这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整个被扭曲了的人格，就是科举制度下宋人社会心态形成的背景，也是“科名前定论”产生的土壤。
二、“科名前定论”
那么到底这些悲喜剧是谁导演的? 是知举官? 科举制度看起来是那么严密和完善，并不是哪位考官说了算，何况上有“御试”。是皇帝? 皇帝只不过是“御试”的挂名“主考”，阅卷、定等都是由御试班子集体决定的，何况谁敢将矛头上指? 在这里，任何理性的解答似乎很难消除人们的迷惘。于是，人们只有另求答案。柳子文在元 间任考官时，曾作《未试即事杂诗》二首，第一首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徒劳争墨榜，须信有朱衣。万事前期定，升沉不尔违。” ［5］ （《同文馆唱和诗》卷3） 他所说的“朱衣吏”，代表的是“神”。 ① 王安国曾在《举士》一文中，指出“有道德者往往耻于求举”，但同时又说:“贫者又多困于不售。夫不售者，古以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升黜者反咨嗟叹息，以为彼有所制，而吾亦无如之何。”什么叫“有所制”?据他说，那就是“有司不得行其志而归之于”。原来，是“神”与“命”在冥冥中主宰着士子的前程，是悲喜剧的幕后总导演。
“神”与“命”决定一切，宋人归纳为“科名前定”。上引柳子文诗，有自注道:“朱衣吏事，见《登科前定录》。”《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登科定分录》七卷，张君房撰。《宋史·艺文志》小说类作《科名分定录》七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作《科名前定录》一卷。《麈史》卷中亦作《科名定分录》七卷。《郡斋读书志》卷9著录元符中无名氏《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引其序云:“己卯岁（元符二年，1099），得张君房所志唐朝科场故事，今续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于李长宁云。” ① 由此可知，《科名前定录》（或作《科名定分录》）七卷，虽记唐人事，却是宋人著作，后又有人补入“本朝科名定分事”，重纂为《唐宋科名分定录》三卷。按:张君房，安陆（今属湖北）人，真宗景德二年（1005）进士，官至著作佐郎，曾编《道藏》、《云笈七签》等书。他是位笃信道教的官僚。从上述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科名前定”，虽社会上早有此说， ② 但把它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著书公开宣扬，始作俑者则是张君房。
无论是《登科前定录》或《唐宋科名分定录》，都已久佚，我们无从获见收在两书中的包括前述“朱衣吏”在内的全部故事，但两书之外的同类作品，却仍在不断地创作，至今还大量保存在宋人文献（主要是小说、笔记）之中。考察这些“科名前定”故事，大约可分两大类。 小编编辑http://caoxuantang.com/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