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石刻的源流与现状
屹立于中国东方的泰山，参穹灵秀，形势巍然，在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不断渗透和渲染下，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缩影。其山体之博大，景象之雄伟，精神之崇高，历史之悠久，文化之灿烂，内涵之丰富，在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历来是至高无上的。特别是自秦汉至唐宋，随着帝王封禅告祭仪式的不断举行，文人墨客接踵而至，群众性的游山朝拜活动越来越盛，为泰山留下了丰富的石刻资料，令泰山锦上添花。这些石刻资料，是泰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内外广大游客真正认识泰山、全面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窗口，也是广大有志研究泰山的科学工作者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科学而又准确地把这些石刻资料提供给广大读者，是泰山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泰山石刻的发展
在泰山及周围，今存自秦以来各代石刻逾6000处。石刻内容十分丰富，充分反映了石刻的发生、发展、兴衰及演变的过程。
泰山石刻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秦汉时期的泰山石刻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建立时期，是中国历史进人大一统国家的第一阶段，前后延续达441年，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业已出现并成为文明形式之一的石刻文字，亦随之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其演变特点是：石刻受到了帝王的重视；石刻的形制渐趋统一固定；数量逐渐增多，文字、内容由简而繁；其书法由小篆体逐步过渡到汉隶。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秦始皇在位期间先后五次出巡，在全国各地立石7处，除《碣石刻石》外，其余6处刻石的形制皆为碣。今仅存《琅琊刻石》86字和《泰山刻石》10残字，其余皆在唐以前消亡。
《泰山刻石》，为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
始皇立石的形制，依据宋刘跂《秦篆谱序》、董逌《广川书跋》和清毕沅《山左金石志》等记载可知，属于碣的形制，与岱顶《无字碑》的行貌相似。其高约八九尺，似方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宽约二尺余，文字环刻于四周。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始皇所立石的形制开始趋向统一。但与后来的刻辞碑相比，还不够严格正规，故古人仍称石碣为“刻石”。
与商周时期的石刻文字相比，秦代刻石的字数显著增多，其内容也由简单的记事，变为浩繁的记事兼歌功颂德。依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录刻石铭文和宋刘跂《秦篆谱序》等记载可知，《泰山刻石》的刻辞为韵文，每3句为一韵，6句为一段，形成6段、12韵、36句、144字的格式。其内容主要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德。其余6处秦刻石亦如此。
但与完备的石刻文体相比还很不完善。始皇刻辞有铭(韵文)无序(散文)，二世诏书有序而无铭，且皆无撰书者署名。就书体而言，仅见篆体一种。
西汉的石刻文字，仍属初步发展时期。
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西汉元封元年(前11O)三月，汉武帝欲封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郊祀志》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只言“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而对立石的文字内容，《史记》、《汉书》皆缺载。直到东汉初平元年至兴平元年(190—194)间，应劭任泰山郡太守，撰《风俗通义》，才首次著录汉武帝在泰山立石的铭文：“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凡刻45字。
从上述记载可知，汉武帝立石的形制仍为不定型的“刻石”，高为二丈一尺(约合4.9米)，故司马迁及应劭等皆称其为“石”，而不称“碑”。但此石下落不明，其具体形貌及其他部位的尺寸无法详考。此石是立在泰山极顶玉皇顶武帝封禅坛前附近。其刻石文仅有序而无铭，其书体已无从查考。
东汉皇朝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封建皇朝，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比前代有较大的进步，石刻文字在前代的基础上亦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制的石刻，成为以后历代石刻文化的典范，对后世的石刻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石刻的主要特点是数量剧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体表现是，在前代已有刻石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形制比较定型的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一系列新形式的石刻，形成了刻石、碑刻、摩崖、画像石、造像等石刻同时并行的繁盛局面，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
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事毕，将升封。„„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这是一段关于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登封泰山及立碑的记载，可知当时已经有“刻辞碑”。光武帝在泰山所立之石为已经定型的刻辞碑，高为九尺(约合2.08米)，宽三尺五寸(约合80.9厘米)，厚一尺二寸(约合27.7厘米)。其碑有序无铭，凡刻687字，其字数明显多于前代任何一处石刻。其立碑地点记载亦很明确，系立于光武帝封禅坛以南约7米处。可惜，亦下落不明。
据记载，光武帝以后诸帝，多有刻碑之举。如和帝永元四年(92)有《袁安碑》，安帝元初四年(117)有《袁敞碑》，二碑文皆篆书，有穿。顺帝永建三年(128)有《王孝渊碑》，长方形；汉安三年(144)有《景君碑》，碑身为圭形，有穿。可见当时的刻辞碑已基本定型，但数量不多。
至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时期，宦官、外戚、豪族地主等生前权势显赫，豪华无比，死后厚葬，大修陵墓，豪华的墓碑和画像石等顿时大兴，一时丰碑林立，摩崖千尺，遍及全国。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已发现的东汉后期碑刻300多通，泰山现存的《衡方碑、《张
迁碑》即分别刻于东汉灵帝建宁无年（168）和灵帝中平三年(186)。汉画像石达3000多件，泰山现存东汉后期画像石60多件。
从现存东汉后期诸多刻辞碑可以看出，碑刻的形制、内容、铭文体例等至此已经基本定型，后世各代的碑刻，多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的。
就碑刻的形制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大都由碑身、碑首、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一般为长方形竖石，棱角规整，加工精细，有的还刻有纹饰，其下端皆置榫，以安装在碑座的卯眼中。碑首多为圆形或圭形，有的为螭首；大都有题额，有的额下有穿；题额有的为篆书，有的为隶书，有的阴刻，也有的为阳刻。如现存泰山《张迁碑》的题额为篆书阴刻，《衡方碑》的题额则为隶书阳刻。碑座多为方形，其上皆刻有卯眼，以与碑身下部的榫吻合；碑座已有龟趺者，如1982年在山东平度灰卜乡侯家村西山坡出土的《王舍人碑》，刻于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此碑即为螭首龟趺。
就碑文的内容而言，东汉后期的碑刻字数显著增加，大都在500字以上，多者千言以上，如《衡方碑》刻文23行，满行36字，凡刻815字，字径4厘米，隶书。碑文内容以歌功颂德者居多，亦有专为纪事者。其书体大都为隶书。篆书多见于碑额，其书法更为成熟。
就碑文的体例而言，东汉后期已经趋于完备。其标题大都以题额代替，标题之下为序文。序文之后为铭文，铭文多为四字一句的韵体文。铭文之后大多刻门生故吏衔名及捐资钱数，此举已成为当时风尚，是东汉后期门阀大族门生故吏遍天下的产物。
画像石是现存东汉后期石刻资料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石刻，其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些画像石刻有题记或题榜，其字数多少不一，少则几字或几十字，多则几百字。如1973年肥城大留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题书“此人马食大山仓”7字，隶书，今存岱庙西廊房。1960年在大汶口出土的东汉画像石，题榜有“此苟□父”、“孝子赵苟”、“此丁兰父”、“孝子丁兰父”、“此后母骊姬”、“此晋献公见骊姬”、“此献公前妇子”等7榜，凡刻34字，今存岱庙西廊房。这些题记、题榜文字。内容比较广泛，为研究汉代书法和有关历史事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泰山石刻
魏晋时期，是社会处于分裂的时期，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加之官府下令不得厚葬，屡申禁止立碑。使这一时期的石刻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歌功颂德的巨形墓碑骤然大减。
到目前为止，全国现存魏晋时期的大碑仅十余通。泰山现存魏晋时期的石刻，惟《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一例，刻于西晋泰始八年(272)，今存岱庙碑廊。
南北朝时期，社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此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碑禁尚严，各类石刻文字的发展仍处于低潮时期。故目前所能见到的南朝石刻及其拓本寥寥无几，且大都为墓志资料。
就数量而论，现存全国各地各种形制的北朝石刻，总数超过3000处。据以往辑录，泰山现存北朝石刻7处，其中墓志2处，造像记2处，佛教摩崖刻经3处。但据笔者实地考察确认，实际数量远不止这些。2001年以来，我相继考察得济南千佛山南黄石崖北魏、东魏
摩崖造像题记4处，济南平顶山北齐僧安道一大字摩崖石刻1处，平阴洪范镇洪范池东流泉北齐摩崖石刻1处，东平洪顶山多处落款为“僧安道一”的摩崖刻经18处。
就书体而论，篆、隶、楷、行各体俱备，有的同一处石刻兼有篆、隶、楷、行各种笔意，且笔法、刀法更加娴熟。享有盛名的“魏碑体”，即形成于北朝时期。
就形制而论，北朝时期的石刻几乎具备所有的石刻形制，尤以造像、墓志、碑刻、摩崖四种石刻数量最多，艺术造诣最高。其中佛教造像、墓志和佛教摩崖刻经，为北朝时期所首创，且一经行世，则极兴一时，遍布各地。
石窟造像，始于北朝初期，极盛于北魏孝文帝迁洛前后。据以往辑录，泰山现存北朝造像记2处，皆为石佛像的底座。一为东魏《王盖周等造像记》，刻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参与造像的平民百姓134人。另一处为北齐《比丘尼慧等造像记》，刻于北齐乾明元年(560)，参与造像的亦为众多百姓。
北朝时期，是墓志的成熟期，至此始有“墓志”之名称，形制也基本定型，并迅速发展，遍及各地，仅洛阳一处，则逾千种以上。
佛教摩崖刻经，为北朝时期所首创。其分布地点，都在北朝后期的北齐统治区内；其刻经时间，都在藐视佛、道的周武帝即位后的20年内，即北齐皇建元年(560)至北周大象元年(579)之间。
其中，现存徂徕山《映佛岩摩崖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元年(570)。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被迫中止于北齐末年(577)。
北周王朝灭亡后，佛教摩崖刻经之风寝止。
三 隋唐时期的泰山石刻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石刻也随之发展到极盛阶段，其势头一直延续到宋、金、元、明、清，且至今不衰。
与魏晋南北朝相比，隋唐时期的石刻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石刻的形制更加多样，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创立了经幢等新形式的石刻。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第二，内容多样，分布地区广泛。
第三，石刻的书体有新的发展。前代石刻皆为篆、隶、楷书，而唐代开始使用行书，后人继之，遂成一大宗，至宋代盛行。
第四，隋唐时期的刻经，各教派都很发达。儒家刻经，主要为碑版刻经，佛教刻经，在摩崖刻经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经幢刻经和碑版刻经两种形制。现存泰山西北麓灵岩寺的两座《陀罗尼经幢》，皆刻于唐开元间，现存岱庙碑廊的幽栖寺《陀罗尼经幢》，刻于广明二年
第五，题名、题记刻石，至唐代始盛，据以往辑录，泰山现存的唐代题名、题记刻石有20处之多。
第六，唐贞观二十年以后的碑刻铭文，文体比前代更加完备。从现存泰山的历代碑刻铭文可以看出，东汉至唐贞观二十年以前的碑刻铭文，都具有标题、序、铭和赞助者题名四部分，但皆无撰书者署名。如东汉《衡方碑》，其标题(碑额)为“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标题之下有序、有铭，铭文之后题“门生平原乐陵朱登字仲康作”。至于谁是撰文人，谁是
书丹人，至今无法考定。至唐贞观二十年以后，碑文题署撰书人姓名始成定制，此后各代沿袭不改。其体例一般在碑文标题之下先署撰文人姓名，次署题额人姓名，最后署书丹人姓名。姓名之前冠以官职、品级、爵位及籍贯等，无官职者只冠以籍贯。如果是皇帝亲自撰书，则称“御制御书”，乾隆皇帝则称“御笔”或“御题”。如果撰文、篆额及书丹出自一人之手，则称“×××撰并书篆”。亦有将书丹人连同撰文人衔名署在铭文之后者。如唐《纪泰山铭》摩崖刻石，刻于开元十四年(726)，标题为《纪泰山铭》，标题之下署“御制御书”四字，再下依次刻序、铭及随从官员衔名。
第七，隋唐时期，佛教石造像达到了极盛时期。泰山现存的佛教造像，皆为隋唐时期的遗物，著名的有：
隋《张子初等造像记》，刻于隋开皇十一年(591)，1957年在泰安城长春观遗址出土，时仅存佛像底座，底座四侧面刻造像记58行317字，今存岱庙碑廊。
千佛崖造像，刻在泰山东北麓白虎山崖壁上。南北长65米，刻大小佛龛100多个，刻佛像210余尊，刻造像记43条，有纪年的10条，大都刻成于唐初。造像者多为皇亲、贵族、官吏、僧侣，其中有唐太宗第三女南平公主和驸马渝国公刘元意等人造像，也有附近平民造像。刻工精湛，今保存完好。
方山证盟龛石佛造像，在泰山西北麓方山之巅，唐初开凿。龛内北壁雕释迦像，高5米，结跏趺座，身着袈裟，体态丰美，形象生动。东西壁各雕菩萨像一尊，佛座前面刻唐大中八年题记。经近年考察，肥城幽椟寺唐贞观年间赵怀相造像记、玉函山隋开皇年间造像记、东平理明窝造像记等，也属于这一时期的石刻。
四 宋元明清时期的泰山石刻
宋、元、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由鼎盛逐步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各种形式的石刻均得以大量使用，涉及的内容广泛，但均属沿袭，创新者无几。从泰山现存这一时期的石刻资料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题词、题名、题记等石刻，从北宋以后各代达到极盛时期，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墨客的精神面貌。现存泰山的历代题词、题记、题名石刻中，98％为北宋以后各代的作品。而尤以明清及现在的作品数量最多。
第二，北宋以后各代，俗吏铲毁前代人题词、题记、题名的事屡有发生，而以明代俗吏尤甚。究其原因，一是题词、题名、题记石刻发展至鼎盛时期，凡游泰山者，都想留下自己的墨迹；二是泰山可供题刻的自然石有限，所以只好在已有的石刻上再次刻石。
第三，清代中后期，泰山周边各县百姓来泰山立“香火碑”、“还愿碑”者大增。据以往统计，清乾隆以后，平民百姓所立“香火碑”、“还愿碑”多达200余通。1965年破“四旧”时砸毁61通，现存百通。这类碑刻，大都立在岱下王母池、红门宫、万仙楼、斗母宫和灵应宫等处，是研究泰山民间宗教活动及民俗学的宝贵资料。
第四，就泰山而言，宋代碑刻铭文近半数为行书，其次为楷书，间或有篆书、草书、瘦金体，但无一例为隶书。这种情况在唐以后各代极为少见。
据以往统计，泰山现存宋代碑刻37处，其中铭文为行书的17处：《青帝广生帝君赞碑》、《加青帝懿号诏碑》、《大宋封祀坛颂碑》、《大宋天贶殿碑》《大宋天齐仁圣帝碑》、《李公颜金像记碑》、《楞严经偈语碑》、《灵岩寺崇兴桥记碑》、《五苦颂碑》、《净照和尚诫小师碑》、《韩夫人游灵岩寺碑》、《升元观敕牒碑》、《蔡安特题诗碑》。《回回翁题诗刻石》、《陈恬题诗碑》、《妙空禅师题诗碑》、《宋居卿题诗碑》。另有《大观圣作碑》为瘦金体，《苏轼题黄茅岗诗碑》为草书，《朱济道题诗碑》为篆书。其余17处为楷书，仅占宋代碑刻总数的43.2％。
第五，北宋时期，题诗刻石始兴，极盛于清代。据统计，现存泰山的题诗刻石大都刻于北宋以后各代。
第六，北宋时期还出现了多处异常的摩崖石刻形制，即“竖写左读”：刻写仍是自上而下，读取则要“自左而右”。这类石刻自山顶至山麓皆有分布，其中仅白龙池就达12处之多。
五 近现代泰山石刻
民国时期，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连年战乱，使泰山的石刻处于衰落时期。
1928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被迫迁驻泰安，改岱庙为中山市场，拆毁环咏亭，建旅馆、澡堂，历代著名石刻流失100多块，有的被砸毁充作石料，有的被掩埋地下，有的沦落于附近居民家中，使泰山石刻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许多爱国志士报国无门，扼腕不平。至1932年春，爱国将领冯玉祥退居泰山普照寺，全国爱国志士纷纷云集泰山，仅4年的时间，就为泰山留下了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各类石刻109处。如1932年巩西峰“还我山河”题刻，1932年吴迈“洗我国耻”题刻，1932年冯玉祥“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等题刻。
抗日战争胜利后，泰安民众于1946年7月在泰山东北麓向阳岭建立抗日烈士公墓，立烈士墓碑百余通，立《建修抗日烈士公墓记碑》一通，刻题词、题联6处。。同年7月，泰安民众在泰山万仙楼北约100米处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新四军一纵三旅首次解放泰安城牺牲的烈士。碑通高1110厘米，分3层。底层为须弥座，高95厘米。中层为四棱柱体，高365厘米，四面宽皆200厘米，其正面刻一纵三旅司令员何克希指撰《烈士纪念碑志》，其余三面刻700余名烈士衔名及籍贯。上层为梯台形柱体，高650厘米，四面刻政委谭启龙等领导人的题词。
从此以后，泰山的石刻结束了陈旧的形式，扬弃了过时的内容，歌颂泰山、歌颂革命事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劳动人民的石刻方兴未艾。
建国以来的泰山石刻，以名人题刻及纪念性碑刻居多，比较知名的如：
1950年12月在泰山之阳普照寺南，为山东省参议会范明枢参议长(泰安县徐家园人)立墓志碑。
1952年在泰山西溪口建冯玉祥墓，郭沫若先生题《冯玉祥先生之墓》，下刻冯玉祥白话诗《我》。
1953年3月，在泰山万仙楼北，为解放泰安城的新四军一纵三旅死难烈士重建《革命烈士纪念碑》。此碑原建于1946年7月，后被国民党炸毁。
1955年。在泰山之阳金山建泰安革命烈士陵园。
1985年5月，由中央统战部拨款建立《周恩来贺冯玉祥六十寿辰碑》。碑原立泰山普照寺西院，现迁人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铭文系周恩来1941年为冯玉祥先生六十寿辰撰写的祝寿词。
1988年1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在徂徕山之西马山上，立《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
1989年1O月，值建国四十周年之际，全市人民自愿捐资重新整修烈士陵园。由泰安市委、市政府立三杆枪造型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碑阴刻文58行，满行10字。
1993年5月，泰安市文物局在岱顶平顶峰北沿立《复建秦刻石记碑》。
1994年9月。碧霞祠住持张常明在大殿前东侧，立《重修碧霞祠记碑》。
1997年4月，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泰安市政府在桃花峪南约3.5公里路口处建《香港纪念碑》，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词。
1998年9月，为纪念泰山林场建场五十周年，泰山管委在万仙楼建《泰山造林纪念碑》。 1950年以来林伯渠、谢觉哉、朱德、程砚秋、郭沫若、舒同、臧克家、刘海粟、聂荣臻、周而复、张爱萍、黎玉、徐向前、赵朴初、萧娴、沙孟海、武中奇、萧华、邓颖超、楚图南、彭真、方毅、泰云柳田伊秀(日本)、杨辛、欧阳中石等相继在泰山留有题名、题记、题诗、题词。另外，还有一批“文化大革命”期间仿刻的毛泽东诗词等。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主题性石刻群，如2000年在天外村建“天地广场”，立12帝王封禅朝拜泰山龙柱12根，护栏刻古人吟泰山诗句42处，并在广场中心镶嵌由日、火、山组图的大汶口文化陶文“
上述石刻，大都由地方党委、政府所立，其规模较大或巨大，与古代相比，属于“大投入”、“大制作”，其中多为精品。
泰山石刻的内容
郭沫若指出：“泰山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而泰山石刻可以说是这部文化史中的一枝奇葩。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品，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历代帝王到泰山祭天告地，儒家佛道传教授经，文人墨客登攀览胜，无不在泰山各处留下了琳琅满目的碑碣、摩崖、楹联、经幢、墓志等众多石刻。其主要内容包括封禅祭祀、御制诗文、修建记事、经刻、造像记、名人遗事、墓志铭、诗文、题景咏物、楹联等。
一 封襻祭祀
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在泰山留下了大量的封禅祭祀碑。这些碑文均出自帝王之手或由重臣撰书，现已成为泰山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同时它也是泰山有别于其他名山，成为五岳之尊的有力佐证。保存至今的有秦《泰山刻石》，唐《纪泰山铭》，宋”。再如白马石摩崖石刻园，聚集各类名人题刻413处。
《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青帝广生帝君赞碑》、《封祀坛颂碑))、《祥符碑》，明《去东岳封号碑》、《洪武祭祀碑》等。
秦《泰山刻石》 也称《李斯篆碑》，此碑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据《史记》载，秦《泰山刻石》全文共36句，3句为韵，12韵，144个字。该刻石宣扬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了治理国家的决心。秦二世胡亥于公元前209年东巡时，在秦始皇刻石之阴刻其诏书云：“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刻石共79字，表彰始皇帝的成功盛德。今存残字10个，为“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该刻石已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立于岱庙东御座院内。
唐《纪泰山铭》 亦称唐摩崖刻石，该碑属于封禅祭祀碑中最有影响的碑铭。开元十四年(726)九月刻于岱顶大观峰石壁上，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后，第二年亲自撰书的御碑。《纪泰山铭》共计1008字，首先叙述了封禅的起因和规模，接着描述了封禅礼仪的过程，并且赞颂和夸耀了先圣的功绩。然后，一改过去皇帝专为自己“秘请”天神赐福的旧制，明确提出“至诚动天，福我万姓”，“道在观政，名非从欲，铭心绝岩”。这充分反映了唐玄宗盛世时的雄心壮志和施政精神。此摩崖碑为汉以来碑碣之最，是研究唐代政治、历史和书法镌刻艺术的重要资料。
宋《大宋东岳天齐仁圣帝碑》 又名《祥符碑》，立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碑阳刻文34行，满行80字，共2319字。翰林学士晁迥撰文，尹熙古行书并篆额。该碑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将泰山神由“王”晋封为“帝”之后所立。碑文叙述了自唐玄宗至宋真宗不断为泰山神追加封号的经过，以及真宗封泰山、谢天书后的重大变化。该碑形制雄伟，气势非凡，现立于岱庙正阳门内西碑台上，与岱庙炳灵门外的《宣和重修泰岳庙碑》东西相对，被称为岱庙两大丰碑。
明《去东岳封号碑》 立于明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太祖朱元璋制。碑载：“自唐始加神之封号，历代相因至今。”朱元璋认为，“因神有历代之封号，予起寒微，祥之再三，畏不敢效。盖神与穹同始，灵镇一方，其来不知岁月几何，神之所灵，人莫能测；其职受命于上天后土，为人君者何敢预焉。惧不敢加号，特以‘东岳泰山之神’名其名，以时祭神，惟神鉴之。”由此看出朱元璋对泰山神封号思想的认识和改革。该碑现立于岱庙天贶殿院西碑台上，碑文保存尚好。
还有诸如，三阳观明朝3通皇醮碑、1通摩崖皇醮碑，五峰山6通皇醮碑，华阳宫3通建醮碑，广生帝君建醮碑，灵应宫致祭碑，岱庙山东巡抚朱衡致祭碑，光绪十六年德克吉讷致祭碑，都察院左副御史赓音布嘉庆五年致祭碑，礼部左侍郎全福乾隆二十二年致祭碑等，均属此类。
二 御制诗文
比较有代表性的御制诗文，当属清康熙帝与乾隆帝的。
康熙《登岳诗》 康熙皇帝东巡曾三次到泰山，两次登临岱顶。第一次来泰山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祭泰山神仪式比较简单，只行二跪六叩礼，在山上烧了一堆柴火，
仿照传说中帝舜的“柴”、“望”(两种简单的祭祀方式)之礼。康熙在御帐崖观飞瀑直泻,在岱顶抚摸无字碑挥毫赋诗：“岩岩岱岳高无极，攀陟遥登最上头。路转天门青霭合，峰回日观白云浮„„欲与臣邻崇实政，金泥玉检不须留。”康熙帝对百官说：“朕向来崇尚时政，古人重金泥玉检，徒劳民力，实无意义，故此行只为巡查社会利病，省观民隐，体念黎民疾苦，问俗观风，以资勤求治理，决不效前人铭功纪德，告成于天也。”听了皇帝的训喻，群臣山呼万岁，盛赞皇帝是至仁至圣的天子，德可比尧舜。康熙帝随乘兴御题“普照乾坤”四字，并谕旨在“孔子小天下处”建亭悬额；复书“云峰”二字，令于极顶处勒崖。如今这潇洒雄劲的御书大字仍完好地保存在大观峰上。
乾隆《咏朝阳洞》 乾隆皇帝到泰安的次数，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从乾隆十三年(1748)陪母亲第一次登泰山，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最后一次巡幸山东并登泰山为止，前后共11次，其中6次登上山顶，共留下颂岱诗84题，132首。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摩崖与碑刻就有80余处。在康熙帝题“云峰”刻石下面是乾隆皇帝的“夜宿岱顶作”摩崖石刻。其《咏朝阳洞》摩勒在朝阳洞东北高耸的绝壁上，高20米，宽约9米，共60字，字大近1米见方曰：“迥峦抱深凹，曦光每独受。所以朝阳名，名山率常有。是处辟云关，坦区得数亩。结构寄幽偏，潇洒开窗牖。历险欣就夷，稍憩复进走。即景悟为学，无穷戒株守。”一方面描写朝阳洞高旷幽静，坦区建屋，是赏景的好地方；同时又指出不能株守一地，仍须努力上达，更好的风光还在前头呢!
《
另外，趵突泉、灵岩寺、大明湖也有乾隆所题诗碑。
三 修建纪事
这类碑刻为碑碣，是考证和研究泰山古代建筑和寺庙建置沿革的实物资料。比较著名的有《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大宋天贶殿碑》、《宣和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大定重修宣圣庙记碑》、《天门铭》摩崖石刻及明《重建七佛神通寺碑》，清《重修岱庙碑》、《重修碧霞元君庙记碑》、《普照寺重修碑》等。
《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 刻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碑为圆首方座，高2.56米，宽1.28米。碑文隶书阴刻35行，满行54字，计1786字。碑额篆书阴刻“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3行9字，篆法方古。此碑原在灵岩寺方山之北神宝寺遗址，其寺因东靠神谷，北依宝山而名。碑文词语严谨，隶书典雅超脱。与汉《衡方碑》、《鲁峻碑》极相似。其碑内容先以周围恶劣环境为衬托，然后叙述佛家艰苦创业的精神。继而描绘大唐重修神宝寺后的辉煌气派，如“寺内有石浮屠两所，各十一级，舍利塔一所。众宝庄严，胡门洞启，石户交晖，返宇锵锵„„”根据此碑的考证可以知道创建神宝寺的艰辛及沿革，同时又可以看出佛教在泰山的发展变化。该碑原立于长清县小寺村神宝寺故址，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1983年10月移至岱庙碑廊。
《宣和重修泰岳庙记》 又称《宣和碑》，立于宋宣和六年(1124)三月。碑高9.25米，宽2.1米,龟趺螭首。龟座高1.85米，宽3米，长5米，重4万余斤，为岱庙诸碑之冠。碑阳刻文26行，满行74字。额阴刻“宣和重修泰岳庙记”2行8字。翰林学士宇文粹中撰文，张漴书并篆额。据考宣和六年北宋王朝危在旦夕，为保江山，宋徽宗不惜耗费巨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借神的力量庇佑自己。碑文主要叙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登基至宣和四年(1122)二十一年问陆续重修岱庙的情况：“凡为殿、寝、堂、阁、门、亭、库、馆、楼、观、廊、庑，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财不取于赋，调役不假于追呼。”又谓“皇帝陛下临御以来，夙宵之念，无一不在于民者。发号出令，以诫以告；颁恩施惠，以生以育；设官择人，以长以治；制法垂宪，以道以翼，以训以齐。政成化孚，中外宁谧。于是国有暇日，以修典礼；民有余力，以事神祗。”从这里可以看出，岱庙至北宋末年已发展到相当宏大的规模。此碑现立于岱庙炳灵门外北侧。
《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 立于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碑高6.37米，宽1.85米，龟趺圆首。碑阳刻文27行，满行61字，计1050字，皆正书。额篆书阴刻“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3行9字。礼部侍郎杨伯仁撰文，礼部员外郎黄久约撰书，大学士党怀英篆额。《金史·列传》记载：“伯仁文词典丽，久约善书，怀英工篆籀。”三美荟萃一碑，书法结构展拓，笔格秀整，实为金代金石之冠。该碑文内容记金世宗重修岱庙之事：“大定十八年，岁在戊戌春，岳庙灾，虽门墙俨若，而堂室荡然。”第二年开始兴建，三年告成：“凡殿、寝、门、闼、亭、观、廊、庑、斋、库，虽仍旧制，加壮丽焉。诏谓‘格神之道，所贵致洁’。其当阳之像毋用漆塑，以涿郡白玉石为之。”碑文不仅叙述了修建的原因，而且还记载了大殿中的泰山神像更换成玉雕像之事，是研究岱庙的兴废及历史沿革的宝贵资料。该碑现立于岱庙天贶殿院东碑台上。
四 刻经、经幢、造像记
这类石刻是研究泰山宗教、历史、石刻资料和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比较著名的刻经有泰山《经石峪摩崖刻经》，灵岩寺《圆通经碑》、《五岳真形图碑》、《常清静经碑》等；经幢有《幽西寺陀罗尼经幢》、《总持经幢》等；造像记有《王盖周造像记》、《张子初等造像记》、《岱岳观造像记碑》等。
《经石峪摩崖刻经》 刻于斗母宫东北深谷山涧中巨大的石坪上，因名“经石峪”。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摩崖刻石之一。据考证，刻于北齐。经文刻于面积约2064平方米的石坪上，自东而西刻《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44行，每行字数多者125字，少者10字不等,共刻2799字，字径50公分。按佛家之言，金刚是金中之刚，般若是智能，波罗蜜是彼岸和无极之意。经文内容主要是教育佛徒，用智能断除烦恼，便能到达彼岸的极乐世界。该摩崖刻石由于风雨剥蚀，山洪冲击，加之游人践踏椎拓无度，还有采石人为破坏等因素，现仅存经文41行，1069字。
东平《洪顶山刻经》、《司里山刻经》亦如经石峪刻经然。
《张子初等造像记》 刻于隋开皇十一年(591)三月，为像主张子初等所造观音菩萨像之底座。造像记原文称：“大隋开皇十一年岁次丁亥三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观音菩萨主张子
初共义人等，同修大观音菩萨一躯。以此善因，上愿皇帝陛下祚延无穷，化等金轮皇帝；又愿父母师僧法界含识邑义人等，生生世世常口净土，善愿从心。”此石1957年在长春观旧址(即原泰安市政府院内)出土，是泰山现存惟一的隋代刻石。1966年移岱庙炳灵门内陈列。1983年移岱庙碑廊陈列至今。
陶山《赵怀相造像记》，东平《理明窝造像记》，平阴翠屏山《神宝寺造像记》，济南《玉函山造像记》、《黄石崖造像记》，陶山《三尖洞造像记》，东流泉山《隋唐造像记》，陶山《在理教造像记》等，亦属此类。
五 名人事迹
名人石刻主要是研究历史、人物、政事和书法艺术的实物资料。比较著名的有《衡方碑》、《张迁碑》、《晋任城太守夫人孙氏之碑》、《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记碑》、《郭松龄将军被难记碑》等。
《息庵让公禅师道行碑》 立于元代至正元年(1341)。息庵禅师除任少林寺第15代住持外，还曾任泰山灵岩寺第39代住持。他圆寂后，其弟子由少林寺分灵骨建塔于灵岩寺。碑文中称颂息庵禅师：“幼而至于壮，壮而至于老，皆道丰时盛而遂得其志，以至嫡嗣古岩大和尚，而天下禅老谁能出其左右乎!”由此可见，邵元对息庵非常敬佩，友谊极为深厚。邵元和息庵之间的友谊是中日佛教界及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郭沫若曾为此碑题诗曰：“息庵碑是邵元文，求法来唐不让仁。愿作典型千万代，相识相学倍相亲。”该碑现立在灵岩寺墓塔林中间。
《重开山记碑》 刻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全称《泰安州普照禅寺重开山第一代云公满空禅师塔碑铭记》。碑文较详细地介绍了高丽僧满空和尚航海来中国，而后在泰山重修竹林寺、普照寺等情况。碑文载：永乐间，高丽僧云公满空禅师等数僧，航海而来，达于京师。钦奉圣旨，敕赐袈裟及送光禄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禅师因登泰山访古刹,始建竹林寺一所，殿宇圣像俱以完成。复睹普照禅刹颓零既久，乏人兴作。禅师遂驻锡禁足二十余载，以无为之化，俾四方宰官、长者捐资舍贿，鼎建佛殿、山门、僧堂。伽蓝焕然一新。宇内庄严。这些记载对研究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往来及文化交流有重要参考价值。天顺七年(1463)闰七月二日满空和尚圆寂，他的创业精神及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使他的弟子僧徒倍加崇敬，而且宰臣名宦无不以师礼待之。该碑现立于普照寺院内。
五峰山《崔真人画像赞碑》，泰山书院《五贤事绩碑》，三阳观《赞炼师满贵祥碑》，《奉直大夫知泰安县事章老爷奉德政碑》，《泰安州儒学王玜德政碑》，《乾隆十二年胡恩福德政碑》等此类碑刻也不少见。
六 墓志铭及墓碑
墓志铭主要是放在墓中刻有官宦僧道等生平事迹的石刻，也指墓志上的文字。著名的有《羊祉墓志铭》、《羊祉夫人崔氏墓志铭》等。
《羊祉墓志铭》 刻于北魏熙平元年(516)，为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祉的墓志铭。碑文所载羊祉生平事迹，与《北史·羊祉传》基本相吻合，铭文所称羊祉曾授振武将军、辅国大将军、征西大将军兼给事黄门侍郎等官阶和死后赠振军将军等，《北史·羊祉传》里未曾
记载。可见墓志铭文能补史之阙。该刻石于1965年在山东新泰县宫里村北羊祜城遗址出土，遂被收藏于岱庙，当时铭文尚完好。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墓志铺作路面，使铭文残失大半，文意大都无法贯通，致使碑文造成残缺。
《羊祉夫人崔氏墓志铭》 刻于北魏孝昌元年(525)，为镇军将军、兖州刺史羊祉夫人崔氏的墓志铭。铭文称崔氏于正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去世，死于雒阳征文里宅，春秋六十六。其年夏六月改为孝昌元年，八月三十日葬于泰山郡梁父县徂徕山阳。由此可知，夫人崔氏是在羊祉死后八年亡故，并与羊祉合葬。该刻石于1965年在山东新泰县宫里村北羊祜城遗址和羊祉墓志同时出土，一并收藏于岱庙。“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被铺作路面，使铭丈残失。
孙伯刘庄唐《谢浑墓志铭》，平阴洪范池明《于慎行夫妇墓志铭》，长清元《杜仁杰之父墓志铭》，明《萧大亨墓神道碑》，宋《梁子美墓神道碑》，清《唐仲冕母墓神道碑》均属此类。
七 颂岱诗文
泰山各景点都有歌颂泰山和风景名胜的题刻，以诗为最多，其次是颂文题句。著名的诗刻有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望岳》，北宋文学家苏轼的《黄茅岗》，其弟苏辙的《题灵岩寺》，明代文学家于慎行的《登岱六首》，诗人崔应麒的《题晒经石水帘》。近现代有任克溥的《岱宗颂》，郭沫若的《登岱六首》等。颂文有泰安知府朱孝纯撰书的《泰山赞碑》，陈昌言《汉柏图赞碑》，袁家普题《高瞻远瞩》等。这些名人佳作，与山川竞美争辉。
《望岳》诗碑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泰安知县何人麟草书：“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五言古诗是《杜甫诗集》中最早的作品，着意描写泰山的雄伟和灵奇秀美。书写如行云流水。潇洒自如。杜甫《望岳》诗碑现存岱庙东碑廊内。
《泰山绝顶对酒》诗 于慎行于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和次年六月两次登岱，留诗六首。诗碑均在凌汉峰前三阳观旧址，其中《泰山绝顶对酒》构思新颖，楷书规整庄雅：“茫茫今古事，欲问岱君灵。汉柏虚称观，秦松枉勒名。此生游已倦，何地酒能醒。杖底千峰色，依然未了青”其诗用对比衬托的手法称颂泰山的无限风光，并借酒反映作者悲观厌世的情绪和对现实的态度。
道光己亥年徐宗干《趵突泉诗》，张养浩《诗趵突泉》，万历辛巳朱维京《东流泉诗》，康熙辛亥杨世元题《洪范池诗》，明嘉靖己巳首月郑芸《华阳登眺诗》等均属此类。
八 颂岱题词、题景咏物
颂岱题词、题景咏物石刻自山麓至岱顶，自岱阳至岱阴，道旁崖壁，谷壑峰峦，处处皆是。
1．颂岱题词
自山麓至岱顶，知名的有：
“孔子登临处”，戴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行书“登高必自”。
万仙楼之北，济南名士刘廷桂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隶书“洞天福地”及正书之谜“二”。
经石峪，陈纪勋于咸丰七年(1857)正书“梵呗清音”。
快活三里之北，月牙亭故址周围有“云路先声”“从善如登”、“若登天然”。
酌泉亭内，段友兰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真书“断崖瀑落晴天雨，一线路入青冥端”。 云步桥,周庆熊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题“涤虑”。
百丈崖上，方攸绩于明万历五年(1577)真书“月色泉声。”文煜于清咸丰十年(1860)楷书“河山元脉”，杨道专于1928年隶书“云桥飞瀑”。
云步桥南谷西崖，增瑞于光绪四年(1878)行书“水流云在”，袁克文及丁其璋于1914年分别隶书“寒去”、“气象岩岩”。
五松亭及朝阳洞一带。山东按察使吴丈华于明隆庆五年(1571)书“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山东巡抚法敏于乾隆四年(1739)楷书“维天东柱”，宋思仁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行书“空翠凝云”，孔庆镕于嘉庆十九年(1814)正书“群峰拱岱，”升福于咸丰六年(1856)行书“栏环翠秀”，裕德于光绪十五年(1889)正书“抚松盘桓”。
对松山一带及其以上，伊介夫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楷书大字“至此又奇，风涛云壑”，楚图南于1984年隶书“千山闻鸟语，万壑走松风，”萧华行书“雄山胜景”，何海霞行书“岱岳雄资”。
升仙坊，姜学海题书“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十八盘两侧，有“天门长啸”、“天门云梯”、“天地交泰”、“共登青云梯”、“天门石辟”、“云路千盘”等。
岱顶大观峰西侧，韩世能于明万历十年(1582)楷书“天地同攸”,巡抚都察院李树德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楷书“置身霄汉”，徐世光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行书“岩岩”等。
岱顶，山东巡抚王国昌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书“雄峙天东”，宝清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隶书“拔地通天”泰安知县玉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书“五岳独尊”，辛耀文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书“昂头天外”等。
岱顶当代名人的题刻，陈毅行书“泰岳高耸万山从”，徐向前正书“登高壮观天地间”，邓颖超行书“登泰山看祖国山河之壮丽”，彭真行书“山高望远”，方毅行书“雄峙东海”，藏克家行书“与天地永大”，刘海粟草书“云海”等。
2.题景咏物
岱麓至后石坞知名的有：
岱阳王母池,西王母之醴泉“王母泉”，小虬被吕祖点化成龙后的龙窝“虬仙洞”，冯玉祥所开凿的“朝阳泉”。
五贤祠，巨石如卧象的“卧象石”，北宋泰山书院传授儒家经典的一。“讲经台”，象征孙复先生如盘石不屈的。“景贤石”，象征学者石介师事于先生而常恭伺侍立左右的“侍立石”。
普照寺周围，“云门”、“品大夫一”、“大众泉’、“石堂”等。
红门北，形似泰山主峰的巨石“小泰山”，暗流叮咚的“听泉”，巨石似罗汉的“罗汉崖”，三柏并立喻为桃园三结义的“三义柏”，河道中巨石上的“中流砥柱”。
斗母宫北，传为唐僧晒经的“曝经石”，危崖飞瀑的“水帘洞”。
登仙桥前后，怪石突兀刺空的“万笏朝天”。
登仙桥北东侧，吴维岳书“歇马崖”。
云步桥之北崖上，“红桥飞瀑”、“霖雨苍生”、“河山元脉”、“太古清音”。 云步桥之上，秦始皇所封“秦松”。
朝阳洞北，明代涂泽民题“独立大夫”，方元焕题“处士松”。
十八盘始，清道光魏祥狂草“龙门”，两侧“天门长啸”、“层崖空谷”、“天门云梯”、“如登天际”。
紧十八盘东有“飞龙岩”，西有“翔凤岭”。
岱顶，“天街”、“西阙”、“凤凰山”、“云海”、“象鼻峰”、“白云洞”、“鲁班洞”、“仙人桥”、“瞻鲁台”、“拱北石”、“丈人峰”。
岱阴后石坞，“北天门”、“松籁云壑”、“玉女修真处”、“后石坞”、“天空山”、“丛翠”“石坞云间”、“双凤岭”。
岱西，“天外村”、“黑龙潭”、“白龙池”、“东西科学山”、“玉皇洞”、“仙人掌”、“科学山”、“岳峙渊淳”。
历城西龙洞，“锦屏春晓”、“佐岳兴云”、“天台别景”；开元寺“山高水长”。 平阴翠屏山，“叠翠”。
东平清泉寺，“层峦叠翠”等。
九 楹联
泰山楹联石刻主要分布在泰山景区内的石坊、石亭、庙宇及门洞等。这些楹联的内容主要是揭示景点的特点，描述景区的风景，歌颂人物的功德，劝学劝善等。现存知名的坊联有岱庙坊、玉皇阁、天阶坊、红门宫等。亭联有普照寺筛月亭、五贤祠洗心亭、黑龙潭西溪石亭、经石峪高山流水亭、云步桥酌泉亭等。
岱庙坊 正面清康熙年间山东布政使施天裔书联：“峻极于天，赞化体元生万物；帝出乎震，赫声濯灵镇东方。”背面山东巡抚赵祥星题书：“为众岳之统宗，万国具瞻，巍巍乎德何可尚；掭群灵之总摄，九州待命，荡荡乎功孰于京。”前联语表述：高峻的泰山与天齐，它辅佐天地化生万物；主宰宇宙的泰山之神，显赫之威灵镇慑东方。后联语表述：泰山为五岳之宗，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瞻仰它的雄姿。泰山之神把持操纵着群神仙灵，天下都听从其命令，保佑群生之功劳广大远博，谁能与之相比呢?
玉皇阁 坊联为清乾隆年间泰安知县冯光宿书：“庙貌巍峨威镇千山灵佑，神光普照恩敷万国咸宁。”
红门宫 坊联是清康熙年间题书：“万壑泉声沉宝磬，千峰云影护禅关。”红门宫东临中溪清泉，西依丹壁悬崖，处在千峰云影之中，泉声与宝磐声断续悠扬，回荡于山谷中。
普照寺筛月亭 四周皆有联：亭南侧清道光年间泰安知县徐宗干题“引泉种竹开三径，援释归儒近五贤”；北侧沈毓寅题“收拾岚光归四照，招邀明月得三分”；东侧王清黎题“高筑两椽先得月，不安四壁怕遮山”；西侧东野崇阶题“曲径云深益种竹，空亭月朗正当楼”。
五贤祠洗心亭 南侧清赵起鲁题“碧间潺湲溯游道脉，苍岩嶻卓立儒修”；北侧蒋大庆题“艮止坎流会心不远，言坊行表即目可寻”；东为周桐题“秋月清光凝碧涧，春风余韵满烟萝”；西为贾培荣题“真山水不须图画，大圣贤皆自奋兴”；亭内为金棨题“云过峰头流墨气，水来祠畔度书声”。
黑龙潭西溪石亭北侧清光绪年间玉构题联“龙跃九霄云腾致雨，潭深千尺水不扬波”。
经石峪高山流水亭 北侧明万历年间山东巡抚钱岱题联“天门倒泻一帘雨，梵石灵呵千载文”。
云步桥酌泉亭 西侧双联，外联清宣统年间刘振声题“风尘奔走，历尽艰辛思跪乳；因果研究，积成功德敢朝山”；内联刘光照题“跋险惊心到此浮云成幻梦，登高极目从兹俗虑自销沉”。亭内三面亦有联，东为刘光启题“曲径通幽处，连山到海隅”；西为段友兰书“断崖瀑落晴天雨，一线路入青冥端”；北为自称种庶老圃题“且依石槛观飞瀑，再渡云桥访爵松”。
遍布泰山上下的各种楹联，一处接一处，一联接一联，引导着人们渐人佳境，使人仰观俯察，进一步认识泰山的真面目。
十 其他
除以上介绍的九类泰山石刻之外，还有些石刻记述了与泰山有关或无关的事件性的内容。这些石刻同样为泰山增色添彩。如：
《禁止舍身碑》 刻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为泰安州事张奇逢撰文，王诗丹书。碑高2.1米，宽0.8米。碑文云：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目击山东曹县李进贤十月初十日投崖身死，河南商丘县韩大小十月十五日投崖身死，江南徐州张文举十月二十日投崖身死。未经一月。轻生者三，而成仙者何在?报亲者又何在耶?”接着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诫善男信女：“与其毁身以辱亲，何如保身以养亲?与其身死而求仙，何如身存而积善?”为坚决制止香客舍身的愚昧行为，便在舍身崖西侧筑墙以阻那些轻生者，并派更夫轮流守护，不让越墙投崖。这是清初地方官员破除迷信，宣传无神论的重要记载，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该碑1983年3月驻泰部队在遥参亭院内挖树穴时发现，经整理后立于遥参亭内山门东侧。
《泰山种柏道里记碑》立于清嘉庆二年(1797)。碑高2.25米，宽0.82米。泰安知府金棨撰文并书，正书。碑阳刻文“泰山种柏树记”，16行，满行38字，凡479字。碑阴刻文3列，上列刻“泰山种柏树道里”，中列刻“泰山捐种柏树衔名”，下列刻“嘉庆三年续种
柏树衔名”。碑文详细记载了从岱宗坊至升仙坊沿路种柏树株数，如“万仙楼至茶棚种柏一千六百株”、“经石峪种柏五百株”等，是研究泰山种树、绿化方面的重要资料。该碑原立于红门宫下约20米处，后毁坏断裂。解放后经修复立原处，易碑阴为南向。铭文保存尚好。
《冯玉祥誓师碑》 刻于民国十八年(1929)四月。刻文8行，每行六至十几字不等，凡131字。正书。此碑为冯玉祥1927年誓师出潼关时亲自撰书，并拓发西北各县，一律刻石诸通衢。时泰安县县长姚冠廷立石。此碑原立于泰安县署院，后佚。1988年5月26日,由肥城县汶阳建筑公司工人在通天街南首路西施工时出土，现存岱庙院内。
还有几类石刻，使石刻的内容绚丽多彩，简述如下：
1．界石 如：经石峪北“泮黄岭为泰安县有学产。东至葛条沟，南至经石峪，北至大岭顶，西至盘道”；小罗汉崖“清祜堂尹民西北界”；红石岭以数十个“宏”字作界；鹿鸣村“四至石”；徂徕山二圣宫摩崖“田园记”；《重修谷山寺田园记碑》；“普照寺置买凤凰庄香火地亩并宅基四至”；灵岩寺金明昌五年(1194)《上奏断定田园记碑界至图本》等。
2．契约 如：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五日冯玉祥与普照寺住持僧义澄所立烈士祠用地字据；范镇地契碑；万吉山，康熙二年二月三日摩崖契约等。
3．禁石 如：新泰雁翎关，光绪二十三年知县所立《禁止砍伐林木碑》；高而《明真观碑记》禁止劣首陈教升赴庙滋扰文；岱庙雨花道院《禁止租卖庙田记碑》；东龙洞康熙五十八年七月《封山碑记》；普照寺康熙九年《交代本愿记碑》禁止教徒冒认山主疏首文等。
4．符石 如：红门小泰山处；天街路北处；泰山书院院外；谷山寺山门里右边；对松山“永居九幽”图等。
5．图像石 如：岱庙汉柏院“汉柏图”；宁阳凤凰山“凤凰图”；孙伯琵琶山“丁香图”；三阳观“老子讲经图”；五峰山“崔真人画像赞图”；灵岩寺“达摩面壁图”；南天门“关帝君画像赞图”；岱庙《泰山赞》碑阴“泰山全图”；陶山竹林寺“宋宣和弥勒像”；岱庙“五岳真形图”：拱北石“二龙戏珠”岩画等。
6．谱碑 如：大汶口上泉村《郑氏谱碑》；孙伯镇《杨氏谱碑》；孙伯镇石坞《张氏谱碑》；新泰徐家庄《徐氏谱碑》；藏峰寺《宗派之图》；云台山吕氏谱碑；灵岩寺《释迦宗派之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