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曾表示，他对城镇化有三点担忧：一是农用地不断挤占，这势必会影响粮食生产安全;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在相当程度上会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巨大的压力;三是对人的主体地位重视不够，大量农民虽然进入城市，但并没有变成市民，人本身没有完成城镇化。
陈委员的担忧其实也是我一直的担忧。一个最直接的困惑，就是以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怎么干？是不是一旦城镇化了，我们就可以彻底消灭昔日那炊烟袅袅的村庄、废弃那小河环绕果树掩映的田园？粮食安全怎么办，用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解决？既如此，实现这一切的具体技术路线是什么，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案又是什么？显然，这一切，都需要周到细致的思考、设计、安排、落实以及政府高效的统一实施、协调，还要经过各方充分的民主协商，有专人负责。可以想象，涉及到几亿农民未来的生活和就业，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生态地理人文格局重新构建这一重大问题，绝不只是提出几个美好的目标和愿景就可以OK的。
但地方上许多人都喜欢清谈，却很少把功夫下在如何做出详细的规划和周到的制度性安排上。虽然很多问题不能靠闭门造车，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和解决，但事先周密思考和筹划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学当年的“大跃进”，那种脑袋一热，一拥而上，用大呼隆运动式的方法去搞经济规划和建设。也不能几十年后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心中无数。政策、法规制定的粗放必然导致决策的粗放，而决策的粗放又必然导致计划执行的粗放。粗放式的执行结果最后只能是得不偿失、半途而废。
回想当年，老一辈革命家在处理调研与决策的关系时，虽然还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但他们懂得干事业离不开“认真”二字，所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对工作对事业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和真抓实干的态度，才得以创造出许多人类伟业与奇迹。众所周知，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陈云的认真细致是出了名的。他一直有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早在1948年11月，陈云率领4000名干部进入沈阳开展接受工作，当讨论汽车在马路上是靠左侧还是靠右侧行驶一事时，军管会出现了不同意见。此前各城市交规比较混乱。为此陈云分别召集了两次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又专门找汽车设计与制造方面的专业人士了解情况。他们告诉陈云，“在汽车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驾驶盘在右边，因此适合于左侧通行;随着汽车设计不断改进，驾驶盘的位置移到了左边，于是汽车就开始靠右通行了„„了解情况后，陈云再次召集军管会会议，在会上对汽车是靠右还是靠左行驶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全面的分析。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汽车靠右侧通行的意见。此后，全国陆续解放的地方都实行了汽车靠右侧通行的规定。” （见2013.2.22《报刊文摘》）
据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陈云下班离开办公室后突然消失。大家非常紧张，怕出什么意外。后来知道，陈云直接把车子开到前门大街，去了解市场。而陈云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同上）
老一辈革命家在汽车是靠右还是靠左行驶这样一件“小事”决策上，都要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后才做出决断。现今的领导者们，当你们每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前，是不是也该像陈云同志那样，有点“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精神呢？（注：这里的“惧”，不是怯于担当，而是敬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