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之评论，这大体上反映了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特质和彼此差异。儒、道、佛三家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然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共撑中华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当为儒、道、佛三家。深入研究此三家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掘中华文化优秀、健康的精神遗产，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进而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大业，是有积极意义的。
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形成
公元前六、五世纪，在东亚大陆的黄河中下游，中原地区形成了儒家和道家等学说。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侧重于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重视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宣扬以道德为人生的最高价值。道家则以“自然”为本位，侧重于从“自然”出发来观照人生、社会和宇宙，强调自然是人生的根本，主张顺应自然，回归自然。儒家的“人”本位和道家的“自然”本位两种核心思想，奠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了中华古代文化的走向。
约在公元一世纪，诞生于南亚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佛教以“解脱”为本位，宣扬众生要通过修持，以求从迷惑、烦恼、痛苦和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大自由大自在的“涅槃”理想境界。佛教作为外来的、与儒、道异质的文化，在经过彼此冲突、相互融合后，约在公元四、五世纪的东晋时代，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此后，中华文化形成儒、道、佛三大脉络，三家（传统说法称为三教）共同构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从文化形成根据的角度来考察，儒、道、佛三家鼎足之势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三家文化旨趣的共似性。三家思想的中心关怀和根本宗旨，都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实现理想人格，可以说都是生命哲学学说。二是三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三家文化体系的基点、架构、内涵、思维方式等均不相同，这又不仅适应于不同人群的文化精神需求，而且也有利于彼此互补融会。尤其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伦理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学艺术、天文学，乃至医学和民俗学等内容，弥补了儒、道文化的局限。正是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华文化体现了古代东方哲学和文化的主体性格与最高成就。
儒家的人本主义传统
儒家重视人的生命，称“死生有命”（《论语·颜渊》），“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认为人应当感恩自然的造化而使自己拥有生命，并得以展开人生，演绎人生。
儒家重“生”，更重“德”，把人格价值、道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孔子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强调人应当有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原则，维护人格尊严。这就是说，在生命价值与道德价值发生冲突的严酷时刻，宁可“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以成就道德价值。与重“德”价值取向相一致，儒家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的价值对比中，也认为精神高于物质，高度赞扬精神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说强调，成就道德典范，建立盖世功业，阐发精深言论，都必将长远地影响于后世，也即其所蕴含的精神意义是永不消失的，这也就是说三立者的精神远远超越于死亡而臻于不朽。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爱”，这也被视为人的生命的独特而崇高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具有内在的善性，一方面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两者的结合为人生之道：遵循纲常之礼以开显人的本然德性，进而达臻人的完善境界，成为圣人。张载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语录》中）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
儒家以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肯定人的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达臻理想境界，这种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
道家反对天命论、天意论和目的论，也排斥人的意志、欲求和情感，排除任何加诸于一切现象的刻意有为，力主用自然性质、自然原因、自然原理来观照、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力求人的一切作为都要合乎自然的本来面貌和变化规律。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而构成万物具体形态的原始物质则是“气”。万物都是禀赋了“道”而成“德”（自然本性），又禀赋了“气”而成“形”（形态，形体）。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就是道以自然为法，作为宇宙的根本原则、最高原则的道，所遵循的就是自然无为。
在道家看来，万物无一例外地都同样根源于“道”的流转与“气”的聚散，由此它们也就没有本质的差异，没有价值的优劣。《庄子·秋水》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认为一个人站在“道”的高度观照万物，认识到万物并无贵贱高下之别，就能平等地看待一切，包容一切。这里讲的“以道观之”，也就是以“自然”的角度来审视一切。
道家以“自然”观照人，肯定生命的价值，反对人为地延续或损害自己的生命，宣扬自然主义生命观。道家认为，一个人若能超脱于生死的执著，其心灵也就可以超脱形体的局限，直觉体认自我的自然本性，而与“道”契合为一，进入“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庄子·天地》）的境界，在心灵上获得极大的自由，成为精神上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圣人”，或神妙至真的“神人”。《庄子》又有《养生主》篇，宣扬养生之道，以求保命全生，不受损害。这种养生理论称为“全生”说，以后经黄老道家的养生论，进而影响道教，形成了长生论和神仙论。
道家还主张“天人合一”说。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万物和我们同生于“道”，天地万物的气和我们的气相通，人的生命要与天地万物的生命合一，相应，协调，并与天地同长终。《庄子·在宥》论天人关系说：“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提倡无为，崇拜自然；贬斥有为，鄙视人为。道家所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观点，构成了自然主义传统的重要内容。
佛家的解脱主义传统
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为中华文化增添了解脱主义传统——基于对人生“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怀着对人的迷惑、烦恼、痛苦、死亡的真诚关切，指出解脱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为人提供了一种宗教的精神依托。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寻求解脱的修证中，总结出“四谛”即四种真理。“四谛”以论定人生的价值是苦和分析苦的成因为出发点，以指示解脱诸苦的途径为中心，以解脱境界“涅槃”为归宿，构成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早期佛教强调依“八正道”而行，即得解脱。“八正道”是八项修行实践的德目，包括正确的见解、思维、言说、行为等。后来又提出佛教修行者的实践总纲“三学”，即戒学、定学和慧学。戒学是抑止邪恶，积习善行；定学是安定身心，集中精神；慧学是如理思维，彻悟实相。随着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佛教的解脱之道也发生变化，这就是在理论上力图超越小乘佛教对人生过于负面和悲观的看法，在修行上突出强调智慧的关键作用，重在以观照真理和证取真理为解脱。为此，大乘佛教还要求在修行上不脱离世间，积极参与世间的各种善举，以利于众生的普度、解脱。
中国佛教继承和发展了印度佛教的解脱主义学说，特别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更着重转向内心的探索、转换和提升，以求得人生的解脱。如禅宗宣扬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先求心，求得心，即成佛。这实质上是把心性修养看作人生解脱的必由之路。
儒、道、佛三家的差异与融会
由上可知，中华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的社会问题意识是不同的，儒家关切社会的治理，道家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持，佛家关心人生痛苦的解除。故此，历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入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之评论，这大体上反映了儒、道、佛三家的基本特质和彼此差异。儒、道、佛三家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然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概括地说，三家的融会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构成三家融会的基础。儒家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并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生的价值，给无数英雄豪杰带来精神鼓舞和巨大满足。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主张因顺自然，最终复归自然，从而为不重功名利禄者或默默无闻者提供精神支持。佛家则关心人的生老病死，关心愿望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所带来的痛苦，给有深切痛苦感的人以心理的温暖和情感的慰藉。在历史上，三家各以其自身的文化特质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弥补着彼此的局限。
二、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是三家相通的理想目标。儒家关心天下兴亡，不计个人得失，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不刻意人为，追求自然、完美；佛家无私无欲，超脱自在，这都是在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中，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和保持完善的人生境界。三家追求超越是同，具体境界不同是异，三家相通，和而不同。
三、重视心性修养是三家思想的主要契合点。儒、道、佛三家的互动，历时约二千年，越到后来越倾向于融合。“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三家一道归结为三家同心，心性修养是三家成就理想人格的根本。
儒、道、佛三家的不同传统，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如何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加以创造性地阐发与运用，这当是时代对我们的呼唤和赋予我们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