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亦商品,我必须为它的市场属性乃至获奖负责,因此,不断妥协的过程开始了。此剧一改再改,如今成了这样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样式,不变的却是排练场上悬挂着的巨幅标语:挺住意味着一切,坚守昭示着永恒――将越剧进行到底。 小百花就是小百花,到哪里都能引起一阵文化旋风。这一次,这股来自西子湖畔的清新之风竟然吹过海峡,来到了宝岛台湾。台湾人民给予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最大的热情与诚挚的欢迎。没有语言障碍,没有文化隔阂,来自越乡的吴侬软语陶醉了宝岛观众,整整7场演出座无虚席,叫好之声不断。一路行来,为期半个多月,每一位小百花人都收获满满,一出《藏书之家》,演活了先辈们为文化传承所做出的种种奉献,藏书人的精神不仅打动了台湾观众,也深深印在了小百花人的心中。 越剧时尚化 坐落在信义区的诚品书店旗舰店,堪称台北一处地标性的文化建筑。在犹如BOOKMALL一般的书店四楼大厅,远远就能望见《藏书之家》新闻发布会的宣传横幅,书店与书楼,真可谓相得益彰。难怪连主持人、著名作家蔡诗萍都忍不住开起了玩笑:“天一阁不能让一本书出楼,如果诚品书店一本书也不出楼,那老板要亏死了。” 这是小百花今年第四次出访演出,也是小百花第六次到台湾演出。在如此轻松愉快的气氛下,团长茅威涛翩然亮相,开始了与主持人别开生面的对话。说起越剧,似乎总会联想到传统戏曲,联想到江南蓝印花布,有一点纯朴,有一点乡土。可茅威涛偏不,身着三宅一生的缎面绉褶套装,打扮时尚而高雅。在对谈中,茅威涛表达了越剧作为一个传统剧种渴望突破的心情,她举出“云门舞集”的例子与小百花比较,精确地表达出小百花人希望越剧适应新时代,越来越年轻、时尚、都市化的追求。 在新闻发布会的尾声,4位二十出头的小百花年轻演员,穿着清爽的白衬衫、合身的牛仔裤上台,手挥折扇,在穿着摩登的团长的注视下,表演起了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片段。年轻曼妙的身影在现代化的商场里表演起古老的越剧,一种时空交错之感让在场许多年轻观众耳目一新。 为了争取更多的年轻观众,茅威涛还特别借此次赴台演出之际,来到台湾中央大学、台湾文化大学、台北艺术大学三所高校举行名为“越来越美丽”的演讲与学术交流。“到一个城市,进一所高校”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15年一以贯之的做法。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小百花”就开始通过送戏、送讲座进校园,请高校学子看戏、创立爱越基地等诸多形式,在青少年中进行传统表演艺术的普及推广。作为“越剧时尚化”的又一个体现,茅威涛在讲座中介绍越剧艺术的渊源、发展、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就越剧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和高校师生展开探讨。除此之外,浙江小百花还精心准备了新版《梁祝・十八相送》、《窦娥冤・斩娥》、《牡丹亭・游园》、《藏书之家・三跪求书》等精彩的折子戏片段在三所大学里表演,赢得了在场师生的交口称赞。 茅威涛的风采令各校师生为之倾倒。三所高校讲座现场不约而同出现了爆满的情况,甚至一场比一场火爆,到第三场时,台下已是一片尖叫,门外不少进不去的学生听见场内的热闹之声,更是急得手足无措,连称可惜……热烈的场面让连续4年赴台演出的茅威涛感受到台湾学术界、文艺界与高校学子们的热情,她向《新民周刊》记者由衷感慨:“传统戏曲的种子若能因此茁壮成长,开枝散叶,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十多年的演讲经验,使得茅威涛已经锻炼出一身本事,能把一个深奥专业的艺术问题说得活色生香,亦庄亦谐。茅威涛此次在台湾的演讲,大到演讲题目,小到自己出场时的“扮相”,无不有着诸多讲究。“第一场我穿的是绿色的对襟长衫和布鞋,第二场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欧洲设计师设计的套装”,茅威涛向记者介绍道,“这样我看起来又像演员,又像学者,或者说模糊于两者之间。”而这一风格也贯穿了三场演讲始终,到第三场的时候,茅威涛一身定做的既像袈裟又像褶子风格的中式长衫一亮相,台下的闪光灯就不曾停过,不到一小时,新浪微博上已转载了成千上万,世界各地的越迷赞叹于这位心中偶像的独特气质。试问,如此时尚化、偶像化的行为,发生于一位不折不扣的传统戏曲演员身上,舍茅威涛其谁? 从冷门到精品 当第1757句唱词响起,当第135分钟到来,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大厅,照例响起如潮掌声,然后人们纷纷起立,掌声之外叫好之声不绝。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刻,《藏书之家》在台北的首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戏后连连夸奖茅威涛:“你们唱得真好!真好!”除连战外,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夫妇、国民党副主席林澄枝女士、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先生等等都来观看了演出,剧场内出席的台湾名流规格之高,让茅威涛直喊“压力大”。令人高兴的是,连战在观戏后给小百花很高的评价:“《藏书之家》意境美、词藻美,浙江人杰地灵,地方戏文化层次都这么高,出口都是成章的。”而吴敦义夫妇更是主动上台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在第二天的庆功宴上,吴夫人还亲自送来了祝贺蛋糕给每一位小百花人。 台北,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此次赴台湾演出的最后一站,也是反响最热烈的一站,作为浙江的一张文化名片,小百花与台湾有着不解之缘。去年台湾遭遇“8・8水灾”肆虐,此时茅威涛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第一时间来到台湾,在中台禅寺的协助下举办赈灾募款义演,成为第一个在台湾做赈灾演出的大陆艺术表演团体,赢得两岸同胞与社会各界的肯定。此次茅威涛应主办单位南投县政府、彰化县政府、中台禅寺等单位邀请再度来台,恰是延续着文化交流、心灵沟通的深厚友谊,连接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 此次献演的《藏书之家》,不仅是越剧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也是小百花打磨了整整10年的精心之作。故事背景为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阁主范家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存书达到7万多卷。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在一代代人寂寞坚守的精神引领下,演绎着一出出动人肺腑的故事。当茅威涛扮演的阁主范容为求得李贽遗著《焚书》而不惜三跪,当陈辉玲扮演的大嫂花如笺面对无力买书的范府族人不惜用手抄下历代孤本时而慷慨捐出自己的嫁妆……许多处细节令人动容。这是一出没有好坏善恶,没有波澜壮阔的心理剧,不再是以往的才子佳人,不再是老套的私订终身后花园,古老藏书楼里传承文明的背后,掩盖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忠诚、寂寞、坚持、犹疑、捍卫乃至迷惘、挑战。《藏书之家》将之一一展开,于虚构间仿佛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这出戏最早的名字叫《藏》,精炼而直指人心。邀请的是浙江首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女士为小百花量身定做,导演则是我的先生郭晓男。”茅威涛回忆起当初确定这一选题时的岁月,有着许多感慨,“这是一个180度颠覆越剧传统的尝试,从现在来看,这种存在甚至可能是大于越剧,大于戏曲所能承载的了。”为此,《藏》剧一出,激起千层浪,爱者对此剧展现的文人内心世界赞不绝口,恨者,恨其对传统越剧的彻底颠覆,甚至认为是死路一条。经过多年的思考、修改,如今,新版《藏书之家》展现于世人眼前,去掉了繁复的情感枝节,增强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如果说《藏》是先锋、叛逆的探索,那么《藏书之家》就是个规矩、和谐的创作。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范容作为藏书人由‘自发’藏书到‘自觉’藏书的心灵转变,从个体命运主见向社会属性转化。”
“书是什么?最大的意义就是阅读。”酷爱读书的茅威涛总觉得现在是个浅阅读的时代,现代人信息太膨胀,阅读反而变成一件功利的事,为了考试、为了工作而读书,使得阅读变成一件目的性的行为,人们不再用文字与阅读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茅威涛坦言,自己至今对宁波“天一阁”的故事感到非常震撼,因此希望借这出戏,将范家珍藏书籍、传承文明的精神以及阅读的本质加以发扬光大。而正是这样的精神,博得了两岸观众的强烈共鸣,使得《藏书之家》从一出边缘化的“冷门戏”一跃成为舞台精品。 “我是个悲情理想主义者” 在台湾的半个多月,茅威涛马不停蹄,记者好不容易约到时间可以与她进行对话。那一天,细心的茅威涛早早等在了房间门口,一进门,沙发上摆着靠垫,茶几上有热咖啡,还有戏迷送来的小点心,一切都是那么精心而周到。在这样的气氛中,茅威涛畅谈起自己一路行来的诸多感想。没想到在外人眼里一帆风顺的她,竟然称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情理想主义者”。的确,当人们看到光鲜亮丽的茅威涛如明星般站在台前时,或许忘记了,在她的身上,不仅背负着一个四海扬名的剧团,更有着一个“芳龄”104岁的“中国第二大剧种”。 《新民周刊》:从《藏》到如今的《藏书之家》,您称之为“妥协的过程”,为什么? 茅威涛:回想当年在排演《藏》时,充斥着制作人、导演、编剧、主演之间的碰撞、磨合,最终,《藏》还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太过前卫而未能获得大多数有着儿女情长观剧习惯的爱好者的认可。后来我重新捡起范容这个人物时,忽然发现他竟然是一个在精神、灵魂和情感层面与我最贴近的角色。我突然意识到,书是人类文明的积淀,藏书守书实为传承文明,范容终生守着书楼,延续文脉,就像我在当下传统艺术被普遍边缘化的语境里仍坚守着越剧,传递一方地域文化艺术之脉。这里,与我精神达到共鸣的,是剧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更是人性、文明,以及文明传递中必须付出的执著、忠诚与殉道。 然而,作品亦商品,我必须为它的市场属性乃至获奖负责,因此,不断妥协的过程开始了。此剧一改再改,如今成了这样更易为大众所接受的样式,不变的却是排练场上悬挂着的巨幅标语:挺住意味着一切,坚守昭示着永恒――将越剧进行到底。 《新民周刊》:您曾经提出过“城市需要戏剧么”的命题,对照本次在台湾巡演所取得的轰动效应,有没有些许新的感悟? 茅威涛:作为戏剧人,我们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市场。不知你注意到没有,近年来台湾的舞台剧表演也逐渐有边缘化趋势,而大陆与之恰巧有一个时间差。当云门舞集、表演工作坊频频进入大陆市场时,我们则来到台湾寻觅知音。这一切的努力都只有一个目的,为戏剧寻求最城市化的生存空间。在我看来,当代剧场的受众体,首先应该满足三类:有钱有闲的观众群体,白领及金领阶层,公众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 我曾经有一次和中国美院的许江院长聊起,浙江艺校越剧科在杭州的报考率居然为零,而影视系、主持人系等却年年爆满。许江院长毫不奇怪,他告诉我,如今真正选择绘画或者书法的美院学生也很少,全都是报考实用美术的。由此,我特别想建立起一个城市与戏剧的全新的关系,戏剧在城市中应当换一种形态才能生存。 这种想法在我出国访问时更得到印证。无论是美国的百老汇还是英国的西区,从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到首尔戏剧街,戏剧已经以各种形式存在于现代都市的生活之中,年轻人不仅在那里看戏,也会在那里聚会、喝酒、聊天,戏剧院成了一个时尚的场所。所以,我提出了自己的理想――要建造属于小百花的当代“芥子园”。 《新民周刊》:何谓当代“芥子园”? 茅威涛:“芥子园”是清代剧作家李渔营造的一个戏剧王国,他在里面有一套完整的戏班子,写戏、教戏、学戏、唱戏、看戏、品戏、论戏……几乎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文化产业。而这一理想,在上世纪30年代得以在梅兰芳先生身上延续。当年,梅兰芳先生和齐如山先生对京剧的发展有过三个构想:1、世界巡演;2、创办专门的京剧剧场;3、创办京剧学校。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后两条没有实现。如今,我们“小百花”的芥子园,将以驻场的方式呈现,这座由台北101大楼的设计师李祖原先生设计的“浙江小百花艺术中心”,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将由三个演剧空间和一个开放式的越剧博物馆组成。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勾栏瓦舍”,博物馆、商店、剧场、餐厅、咖啡馆……应有尽有,还要结合旅游,不仅是一座城市“雅部文化”的最高体现,更将成为最具有城市休闲特色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口号是“游西湖,喝龙井,看小百花”。 我一直念念不忘于越剧的城市化、现代化道路。好多年前我就曾经提出过不要使越剧再度回到乡下,被城市所遗弃。很多人不理解,骂我茅威涛数典忘祖。其实,越剧能不能走好下一个百年,城市对其的接受程度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想当年,一出越剧可以唱一年照样满座,那是那个时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如今,面对多元文化的市场,越剧人如何找寻今天的生活方式?我作为一个剧团的团长,如何引领这个剧种走下去是我的使命,我乐在其中。 《新民周刊》:您已经做了整整11年浙江小百花的团长,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感触? 茅威涛:我永远记得1999年9月27日,那是我当团长的第一天,至今我没有停止过奋斗。我曾经一度感到十分焦虑。仿佛自己是一个生活队长,每天给自己的队员分工,耕耘、收获,还要到处去开辟码头。为此,我尝试过和剧场合作、院线操作、新戏巡演等各种模式。每天焦虑于票子卖不卖得出?收入好不好?有一度我十分恐惧走进办公室,我宁可在排练厅看青年演员练功,也不要坐在办公桌前处理公务。每到年底发完工资奖金,大家都感到愉快,可我却感到痛苦,因为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从头来过,我很苦很累。 应该说我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在担任团长之前,我有自己的工作室,一部《孔乙己》让我当时赚了近200万人民币!我自己都觉得很有成就感。我想我是有“野心”的,艺术作为产品,一旦得到了物质上的回报,就可以有更好的产出,越做越好。因此我当时雄心勃勃,想要做大做强,目标是“兼并”一两个剧团。就在此时,领导找我担任小百花团长。在考虑要不要接这个担子的时候,感情上升到主要的位置,毕竟是小百花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愿意看着它一点点沉沦下去,郭晓男也鼓励我。于是,这一干,就做了整整11年。 《新民周刊》:您如何评价自己? 茅威涛:一个悲情理想主义者。不要看我很开朗,理想主义是我的外衣,其实我的内心挺悲情的。我的理想与愿望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与支持的。但我不怕,我靠书,靠文字慰藉自己,我并不感到孤单。我是你们《新民周刊》的老读者了,每期必看,我也喜欢陈丹青、龙应台和韩寒的文字,阅读让我的心安静下来。郭导的妈妈今年90岁了,曾经是非常有名的评剧演员,可是到了这个年纪却老是不说话。郭导担心我以后也会变成那样。我告诉他,只要有两样东西存在,我就绝对不会,一个是书,一个就是咖啡。你想想,我梦想中的这个艺术中心从设计到今天已经整整8年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盖起来。我记得一位女作家曾告诉我,为了建一个文学馆,她四处碰壁,最后回家哭了。我不哭,我喝咖啡,一喝咖啡,我就觉得生活是那么美好。我用幸福感解决自己的悲情。 我常常在思考我们的文化体制。国家每年花那么多钱,有那么多节庆、评奖,有那么多单位吃着皇粮。但又有哪家是不为获奖而排戏的呢?如何改变躺在温床上沾沾自喜?我没有办法。但我可以做到一点:用好国家给的钱,结出最好的艺术果实,获得最大的回报。这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