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说：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物。这句话也许有点言重了，但说人性非常复杂，估计没人反对。以乾隆帝做个例子，你称他是暴君，绝对有理由，比如孝贤皇后逝世后，翰林院的官员在满语译文中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乾隆居然下令将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刑部官员全部革职；乾隆搞“文字狱”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执掌最高权柄60多年（做皇帝60年，做太上皇3年多），因牵强的理由杀掉的文人数不胜数。你说乾隆是仁君，也同样可以找到不少证据：乾隆即位不久就为遭父亲迫害的宗室大量平反，恢复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待遇；他也比较关心民生疾苦，对普通老百姓常怀悲悯之心。
皇权时代，中国完全处于自然经济环境下，水利设施极其落后，靠天吃饭几乎成为农业的常态。一遇灾年，卖儿鬻女、流离失所、饿毙于途的情况比比皆是。乾隆一生重视救灾。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遭遇洪涝，大雨一连下了七天七夜，因为水淹了房子，市民只好扶老携幼登上城楼，在城墙上过日子。由于缺少粮食，大家饿得喊爹叫娘。不巧的是，其时德州城最高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到省城出差办事去了，那个时代又没有电报、电话、伊妹儿、微信、火车、汽车、飞机之类，联络极不方便。官仓虽然有粮，但因为主官在外，没人敢放赈。颜希深的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哭声，询问署里官员为何不放粮，署员回答：放粮乃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奏请上级批准才行，擅动仓谷，不但要丢官，还要赔偿。听了这些话，何太夫人大怒：“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遥远，如果等我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么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一切由我儿子承担；如果需要赔偿，我愿尽我家所有，查封以抵偿。”在老太太的力争下，粮仓终于被打开，数十万灾民得救。
何老太太的举动，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当然值得大力讴歌，但于国家既定法制却是一种破坏，得知此事，山东巡抚吓得瘫倒在地，他以擅动官仓、蔑视国家体制为由进行举报。乾隆在巡抚的奏折上批道：“有这样的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么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乾隆接着降旨：已动用的仓谷，允许作为正项核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颜希深也因此平步青云，只有贡生学历的他后来做到了兵部侍郎和几个省的巡抚。
乾隆是一个喜欢作秀的人物，但他对何氏母子的善待却出自本心。雍正当政13年，共动用救灾银一百四十三万两，这在生产力低下的皇权时代已不算太少，但乾隆执政的最初十八年却用了救灾银二千四百八十余万两，救灾粮食到二千多万石。乾隆五十年，用来赈灾的银两更高达一千四百万两银子，超过了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花这么多钱赈灾，难免产生冒赈、滥赈、贪墨等腐败现象，对此乾隆帝心知肚明，但他不予计较，说：“办赈理宁滥勿遗”。对不认真救灾的官员，乾隆往往严加追究，他曾对大臣这样说：“向来督抚中失察挂误处分，朕常加宽免。或有讳灾之事，必重治其罪。”甘肃巡抚许容、两江总督那苏图都曾因瞒报灾情受到皇帝严厉申斥。
水旱时全力救灾，平时乾隆也很关注民生。他重视水利建设，在其执政期间，大力治理黄河、淮河、永定河等许多河道。他鼓励农民垦荒，乾隆时全国耕地超过了十亿亩，国家却只按七亿亩征税，这并不是因为乾隆马大哈，而是他制定了一个特殊政策：农民新开垦出来的土地，收获之物全部归己，不用给国家缴税。对这个政策，乾隆这样解释：“民为邦本，庶富相因，但令小民于正供之外，留一份盈余，即多一份蓄积，所谓‘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此也。”
乾隆也特别喜欢减税。他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五十五年（1790年）、嘉庆元年（1796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共少收农民白银1.2亿两、粮食1200万石。加上部分减免的税款，总计达到了2.0275亿两，占整个乾隆朝财政收入的7.57%。减负的幅度不可谓不大。
乾隆的悲悯心，与其天性中的善良因子有关。乾隆的母亲出身贫贱，原是宫中的粗使丫头，因为雍正贪色，怀上龙种，最后晋身为妃嫔之列。母亲生性仁厚，对乾隆产生了很大影响，乾隆幼时目睹宫中小动物死亡，常常流泪不止，雍正就曾在其遗诏中称其“秉性仁慈”。
当然，任何皇权统治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家，乾隆对老百姓的“善待”更多的出自现实的考量。在专制权力的序列里，“小民”与皇帝没有任何可比性。“小民”是鱼，皇帝是捕鱼的电网；“小民”是圈养的鸡鸭，皇帝是拿着尖刀的屠夫；“小民”是自生自灭的野草，皇帝是在草原上驰骋的大象。乾隆对“小民”发点善心、施点仁政，“小民”只会称颂他的恩德，维护他的权力，而不会像某些官员一样拥权自重，一点一点地挖空皇权的基脚。皇帝不必对他们心存戒备。从深处说，乾隆执政的时候，清廷入主中原只历四朝，明朝殷鉴未远，为了让家族统治的船顺利地开向远方，他必然会将政治稳定看得比什么都要紧，而在那个时代，稳定了农民，也就稳定了大半个江山。
跟寻常人的悲悯不同，许多时候，皇帝的所谓“悲悯”，其实是一种隐形的统治术。
作者单位：湖南省娄底市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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