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春天里

　　在许多中国人的回忆里，整个1992年都是“春天”——这个国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恢复了活力，空气中有一种氛围：躁动。好似草莽英雄，攻城略地，大业将成　　1992年是一个充满了起点感的年份。回首往事，任谁也要感慨沧海桑田：前一年年底，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2月，蒙古改旗易帜，实行了多党制；4月，由4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而引发的洛杉矶骚乱，造成53死与10亿美元的损失；7月，英国派驻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彭定康宣誓就任，此人日后被斥责为“千古罪人”；9月，互联网上首张可通过浏览器点击查看的图片发布；11月，46岁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终结了共和党人长达12年的统治。　　一年到头也并不只有大事，还有些边角料只有考据癖才能发现。比如说，11月21日，厄瓜多尔的一群海豚不知何故集体自杀了。　　对11亿3300万中国人来说，1992年的故事是从1月17日真正开始的。那一天，邓小平围上灰色围脖，登上开往南方的列车，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一路到底抽过多少包他最喜欢的熊猫香烟，但这无疑是一次需要不断沉思的旅程。他离开京城5个星期，走了6000公里、4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讲话。他此行的目的是保证改革新政的持续。邓对外界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谁下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就在前一年，意识形态领域两种不同的声音仍在激烈地隔空交锋，如江面上迷眼的乱风。从见诸报章的文章来看，人们被迫面对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声音是：“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被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搞得昏了头的人们人心惶惶。两年间，全中国的私营企业约有一半关张了事，个体户也一下少了300万。　　邓的这次带有轶事色彩的私人旅行震动人心，也使得“走回头路”的危险远离了这个国家。在许多中国人的回忆里，整个1992年都是“春天”—这个国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政治神经松弛下来，因此恢复了活力，空气中有一种氛围：躁动。好似草莽英雄，攻城略地，大业将成。每个人似乎都处于一场洪流之中，等待着来自时代的冲击。或者说，1992年是一个看不到天花板的年份，提供空间，滋养想象。　　1月底，邓小平南巡一些谈话要点已经在坊间流传，经济学家厉以宁听说了这个讯息。他据此判断，时代变了。春节前两天，他受广东官方邀请，在12天里作了4场报告，主题是“如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那时，人们在会场上习惯向演讲人递条子提问，递到他手中的纸条多半是询问创业前景的。“我从中预感到改革大潮已在涌动，民间创业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20年后，厉以宁在为《九二派》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谙熟国情的人从中嗅出了巨大商机：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需要的是行动、行动、再行动。春江水暖鸭先知，64岁的吴仁宝就是游在行列最前面的那只“鸭子”。在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村支书吴仁宝看到邓小平南巡的画面，当晚就召集村干部开会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他的大儿子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3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当然，那时候谁也没料到，20年以后吴仁宝更感兴趣的是黄金，他主持修建了一栋贴满了黄金的高档酒店，并在里面放了一头用黄金仿制的华尔街牛。　　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行动起来的人。全民办公司热潮再一次席卷全国。当年一篇新闻报道中这样写：“机关办公司、学校办公司、群众团体办公司、街道办公司……似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人都能办成公司挣到钱。”从2月开始，北京市新增公司以每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至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执照已经发完了，市工商局从天津紧急调运1万个执照救急。　　中关村1991年有2600家科技企业，到1992年底冲到了5180家。在深圳，当时国内最高的国际贸易大厦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同样受到南巡讲话的影响，再加上消除机关人浮于事的考虑（建国初，干部与总人口比率为1：294，到1992年已达1：34），政府中低层官员“下海”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他们后来被称为“九二派”。　　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叫陈东升，他在这一年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辞职下海，成立了嘉德拍卖，后来它成长为中国本土最大的拍卖公司。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仅辽宁一省，1992年前后就有3.5万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创业。　　这年5月，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的冯仑带着一家信托公司的500万元投资，兴冲冲地到海南碰运气。他在那里碰到了王功权、潘石屹等5个志同道合者，合称“万通六兄弟”。他们炒作土地，很快掘到第一桶金。　　此时海南已经热得一塌糊涂，南巡之后，这个特区的房地产首当其冲遭到爆炒—1992年，海口的公寓房售价已涨至每平方米3500元，一年前，这个数字还仅是1200元。“那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大姑娘初婚，又幸福又糊涂。”冯仑后来回忆那段游侠般的生活，“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　　与私营企业快速生长相对的，是占据全国八成资产的国营企业效益不彰。过去40多年中，它们既仰赖于政府，又养活了政府，却在这一年尽显疲态。一些调查显示，国营企业连续3年利润下降，拖欠银行数百亿元不还，多数企业中，一半以上的工人在岗而没有什么工作可做。　　从2月份开始，一股“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的热潮得到中央首肯，到3月底，全国“破三铁”试点企业已逾千家。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提出，要以三铁精神（铁面孔、铁手腕、铁心肠）来破三铁。 　　10月，国庆的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天空。在十四大召开前一天的发布会上，600多个中外记者将新闻发言人团团围住，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是“邓小平来不来？”大会前夕的长安街上竖立着他的巨幅画像，会场人民大会堂对面的天安门广场内摆放着鲜花组成的醒目标语“一百年不变”—这是邓对改革开放路线执行时间的期冀。　　不过，作为受到邀请的特邀代表，邓并没有在会议上露面，这后来被解读成是他试图祛除个人崇拜之举。10月12日，他的接班人江泽民用两个小时念完了一篇名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工作报告。　　美联社记者发现，在这份报告里，中国领导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解释经济，而是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词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事实上，这一年的6月，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相似的概念，并获邓小平首肯，表示可以用到十四大报告中。　　“中国已经毅然决然打开了四合院，从‘一门关尽’到‘四面开门’。”当年10月13日的《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称，这是中国有自信有力量的表现。十四大期间，这份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在30个省市区的邮局，于正常零售之外又增加了3倍零售量。　　大会闭幕的那天下午，身着浅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来到人民大会堂，于大批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他的现身被看作是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支持。老人看起来精神很好，一边在红地毯上稳步慢走，一边用右手向人们挥手不下十数次。　　这段约20分钟的会晤被浓缩成3分钟，在当日晚间新闻联播中播出。因为这次露面，香港股市暴涨，恒生指数上升了104个点，达到6089点。这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看到中国摆出“四面开门”的积极姿态，美国人和欧洲人大大地松了口气。自1989年以来，弥漫在中西方世界间的不信任的迷雾逐渐散去。跨国公司迫不及待地追加在华投入，一度搁浅的通用汽车、摩托罗拉、杜邦等公司的投资全数恢复。这一年，在比尔·盖茨亲自督导下，微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出于对中国市场的乐观，雅芳签约了8000名销售小姐，而宝洁的中国业务正以50%的速度上涨；轩尼诗X.O自1949年以后第一次在中国出售，很难想象，这种高端洋酒20年后的在华销量会冠绝全球。　　这年夏天，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CEO杰克·韦尔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成为南巡讲话后第一个赶来的重量级跨国公司CEO。那时他已经拥有了传奇性的商界声誉，以善于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著称。令人不解的是，当时国内及海外媒体均未对此进行报道。　　不过，韦尔奇仍为自己在北京看到的景象而兴奋，他对下属们说，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市场，GE将在80多年后重返中国。《福布斯》杂志与他的看法不谋而合，“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而像中国总有一天会崛起成为经济强国这样确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在平常人眼里，这类大而化之的预言太宏观了，远不如身边的一点风吹草动。一夜之间，大城市都在寻找最漂亮的女孩子，鼓励她们在公众面前展露形体，再为她们冠以不同名称的桂冠——在北京是“新世纪小姐”，在上海是“文化礼仪小姐”，在天津是“月季小姐”。组织者担心无人响应，岂料应者云集：北京有2300人，上海有1000个，天津有600个。有军官向一位女上尉发出动员令：“军中有勇士，军中也有美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选美也不能畏缩不前。”一位名叫张蒙晰的20岁的女孩成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她得到1000元奖金。一张报纸评论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看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了。”　　才子的运气要比佳人更好。3月9日，珠海高级工程师从市长梁广大手中接过价值29万元的奥迪轿车钥匙、三室一厅的产权证书和26万多元的奖金。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获奖数额的最高纪录，上百家海内外媒体拍下了他热泪盈眶的情景。这则新闻很快诱发了奖励科研人员的连锁效应，接下来，辽宁锦州发出去76万元，四川发出去80万元，青岛95万元。　　56.4万名本科生在这一年毕业，加上研究生，也只有59万人，可整个国家至少需要90万人。30万的缺口足以引发一场人才争夺战。一篇新闻如此描写当年“供需见面会”的现场：“只觉得四面都是摊开的手，各种口音的嘴里吐着一个词：要人、要人……”“一张张招募告示贴了出来：‘首钢需求毕业生上千……’‘大庆招募千名有志之士……’‘一汽人数不限，唯求实才……’”　　不过，当有些人才深受压抑，觉得非走不可时，总有单位发话：人尽其才，不许流动。一则名为《不遇风云终不成》的新闻称，北京市劳模李强原在一家部属大厂工作，因过度劳累打算调动到飞利浦，遭到厂长劈头呵斥：“只要我当厂长，你就别想走！我可以和工厂打招呼，我走了以后还可留下文字根据养你到80岁。我一定要养你到死！”　　一句“给个说法”，成为那一年中国人的新谈资。这句口头语出自张艺谋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怀胎六月的孕妇秋菊（巩俐饰），她宁肯不要钱，也要为被村长一脚踢中“命根子”的丈夫告状。这部电影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狮奖”。　　风光堪比张艺谋的是王朔，他用小说和电视剧搅动了人们沉寂已久的精神世界，他的“过把瘾就死”和“烦着呢，别理我”、“千万别爱我，有气，没钱”一起被印到年轻人的T恤衫上。面对每一个走到跟前的崇拜者，这个以“坏小子”自诩的作家仍不乏羞涩腼腆。“他怎么会这样呀！太乖了！我觉得他应该再坏一点。”一位见过他的女大学生说。　　（本刊实习生张敏对此文亦有贡献）　　造成10亿美元损失的人死于泳池　　?2012年6月17日，罗德尼·金溺死在自家泳池中，终年47岁。　　死前两个多月，他刚出版了新书《风暴中心：从暴乱到救赎》，回忆了20年前洛杉矶暴乱以来的生活。因这起事件，在美国黑人运动史上，金成为和马丁·路德·金一样绕不开的名字。 　　他曾说，“我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和平相处”。看起来，美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黑人总统奥巴马正要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　　1992年，这些事也发生了　　?1月3日　　新加坡开始禁止生产、进口和售卖口香糖。　　?2月20日　　英超足球联赛成立。　　?2月2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领海法》，正式将钓鱼岛列入中国领海范围。　　?3月9日　　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月20日到4月3日　　北京召开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搞不搞改革是大会焦点。　　?4月3日　　全国人大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却也创下了反对和弃权票的最高纪录。　　?5月22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全面公开。　　?7月23日　　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　　?7月25日　　第25届奥运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幕。中国捧回16枚金牌。　　?8月24日　　中国与韩国建交，韩国将台湾在韩全部资产无条件过继给中国。　　?10月31日　　伽利略蒙冤360年后，终于获得罗马教宗的平反。　　?12月19日　　台湾举办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结束长期未改选的“万年国会”状况。　　“不要在企业家怀里乱摸”　　?冯仑最近一次在公众视线中现身，是在2012中国企业家年会上发表演说。“要管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不要再企业家的怀里乱摸。”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现场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这位地产商人希望，界定清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但很难据此认定：他是一个认不清形势的人。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冯仑在6年前写道。　　一个不会说中文的人吸引一万名中国制造业代表　　?只要身处多伦多，并愿意掏钱买一张799美元的“白金票”，你就可以在2012年11月20日参加与杰克·韦尔奇见面的专属鸡尾酒会。　　这位有“全球第一CEO”之称的美国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做一次问答活动至少收费15万美元。出于不断证明自己依然举足轻重的考虑，他会对任何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从奥巴马政府到波士顿红袜棒球队。　　退休并未损害他在中国的吸引力—2011年9月，一万名中国制造业代表在中国三个城市跑来跑去，为的是见这个不会说中文的人。同时，开启他传奇的通用电气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市值比他离职时下跌超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