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0年前，为了积极响应国家“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的号召”，一批人到偏远的中西部地区支援内地建设，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这批人及其子孙通常被我们称为三线人。2014年10月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织力量对四川德阳部分三线工程的职工进行了访谈，这些“三亲”史料大体勾勒出德阳几代三线人的人生变迁。本文以亲历者说的形式，试图让那些即将被大家遗忘的三线建设者的故事重新浮出水面，让更多的人知晓和铭记。
三线，是指在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依据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中国大陆的国防线，由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
1964年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正式确立。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按照三线建设的计划，西南三线要建设几个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重庆到万县为中心的造船工业基地，以及沿成昆线布置的原子能工业基地。就这样，随着三线建设的战略全线铺开，仅6000万人口的江浙沪吴语地区，即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此后迁往中西部。
三线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规模空前的建设战略，过去由于保密性质，以及与“文化大革命”时间交叉等原因，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个人研究。世纪之交，中共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三线建设作为前驱历史也得到关注，各地区开始出现对本地三线建设历史的研究，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
2014年10月起，我们对四川省德阳市的部分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进行了口述历史调查，共采访10多位德阳工厂职工，最小的51岁，最大的80多岁。本文以德阳三线人的时空转换为脉络，呈现德阳三线几代人的浮沉，并思考探究经历了史上罕见的工程大移民的三线人，根的溯源在何方，现实现状如何，新的一代又走向哪里等问题。
本次采访对象均为德阳三线工程的职工或者家属，他们有的亲历了三线建设的全过程，有的作为第一批三线人的子女对三线建设的历史与再发展有着深刻记忆和切身体会。大部分受访者年龄集中于50至80岁之间，对于三线搬迁的时空变化有着较为清晰的记忆；较为年轻的亲历者把关于三线建设的记忆延伸到21世纪之后，为三线人的人生变迁提供了延续性的视角。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德阳的三线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代表，这样的特征势必导致其口述材料具有相应的地方特点。所以，德阳作为全国三线建设的一部分，其三线建设的口述资料不仅具有共性，也具有其特性。
德阳市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东北部，唐武德三年（620年），析雒绵建置德阳县，为德阳县名之始。南靠成都，北接绵阳，东壤遂宁，西邻阿坝。从1956年到1957年，国家建委组织的联合选厂组将四川眉山、德阳作为备选厂址。本着审慎的原则，西南重机厂选厂工作筹备处组织设计、地质、城建等有关单位、人员及苏联专家，先后多次对四川眉山、德阳、成都、石板滩等地的12个厂址方案进行了实地踏勘及技术、经济比较，最后选定成都、德阳两地4个工厂址方案上报部局和国家建委，并报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1957年12月，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亲临成都，与四川省委研究，决定将重机厂厂址定于德阳县城南。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导致东方电工厂等搬至德阳。
现如今的德阳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城市，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拥有中国二重、东方电机、东方汽轮机等一批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重装制造企业，德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和全国三大动力设备制造基地之一。
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四川德阳，从昔日的西部小县城到如今的明珠之城，德阳的第一代建设者们，他们来自中国的天南海北，年龄不同、身份各异，却都怀揣着报国的壮志与梦想来到这片孕育希望的土地，这是一群人建成一座城的故事。
1. 迁徙与建厂
1966年，上海新业电工厂剥离一部分职工到四川德阳建立了东方电工厂（简称东工）。在我们采访的东工职工中大多提到了当时的迁徙过程，多数职工是在30岁左右携家带口、从东到西迁至德阳。陈渭淇说：“我是1966年从上海过来的，当时30多岁和爱人一起过来的，很多单位一起过来，当时过来的还有20多岁的年轻人。”“爱人和我一起过来的，我是在上海新业电工厂，他是另外的厂，过来就住厂里面分的房子嘛。” 在这迁徙大军中，不仅仅有工厂职工及家属，还有支援内地的老师，李琼就此谈论到：“最初过来就像我父亲，先是建厂的。后头几年家属都过来了，厂里需要办幼儿园，读书的问题，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解决，就要调动一些过来。”而东电与二重都是1958年开始搬迁建厂的，江爷爷介绍到：“我是广东人，当时是东北电工局在沈阳招聘我们去的，后来调动支援三线建设，就坐火车分批过来了，当时坐车换了好几个地方，从东北沈阳到北京，北京完了就到湘潭，1958年到这来的。”二重职工凌师傅也回忆道：“我妈就带我们两个小孩过来，我们是从上海的上重调过来的，1966年过来的，1966年走的重庆那条线，属于南线。” 而说起搬迁的动因以及当初离别的场景，大家无不唏嘘感叹，那是只谈理想不谈收入的一辈人。第一批三线人大都是响应国家三线建设的号召无条件地来到了德阳，可是再怎样的宏图壮志、年少轻狂，又怎敌得过夫妻两地分居，父母与儿子两地相隔的牵挂。采访中不少人提及到当时的情景：
江爷爷说：“那时候调你到哪就是哪，服从党的分配啊。妻子原来在广东那边，我先过来的，她是后来调动过来的。”
严叔叔说：“我爸是天津大学毕业，毕业后跑内蒙去了，被喊回来后又读了两年书，1958年我爸要来支内的时候，把我爷爷给气趴下了。过来又因专业不对，厂里安排到大连学两年俄语，做技术翻译；后来又到哈尔滨读书，几乎一生都在学校里晃着。”
李琼也介绍到：“真正说很自愿，也不会很自愿，有一些政策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你不去的话，厂里可能就不会再要你，或者让你去其他的地方。你说人的思想境界达到那种程度还是很少的。给一定的威胁，只有这样。”
凌师傅也不由感叹：“当时很多都不情愿，一般来说，那时候听毛主席的话啊。像我父母过来，家里面都不同意，我爸呢就坚持要我妈来，有苦同吃，有福同享啊。那么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啊，都不同意，哭天号地啊，那时候，非要一家人过来，又不能两地分居，就一家人都过来了。”
建厂初期，物质条件的匮乏并没能让建设者们打退堂鼓：他们肩挑手推、挥锹舞镐，展现出高涨的热情、坚韧的毅力和对国家深厚的情感，创出了惊人的建设速度。那些激昂的打夯声、响亮的号子声至今似乎仍响彻在耳畔。根据口述人的介绍，当时的东工主要生产拉丝机、漆包线、电线等。曾为东工职工的李琼就讲到：“过来的时候非常艰苦嘛，这个时候，经常都是加班加点到深更半夜，我妈说我爸瘦到皮包骨头。”
奉献的朴素愿望和热血加在一起就是建设者们的标签。“我向前看齐，比的就是怎么样做贡献。你比我强，明天我比你更强。你收入高，我明天收入比你还高。今天你把这活干好了，明天我可能比你还好。今天你得一个五角星，明天我得两。”严师傅给我们展现出那个年代的奉献劲，这也成了他儿子经常聊天的话题：“我爸最自豪的就是他生产的那个产品是免检的，他做的那个家具，那个抽屉，一张纸都塞不进去，你只要拉开，必须要在匣子边上抹上菜油（才能推回去）。只要天气一变，门就拉不开了，拉开了你要抹油才能关进去，严丝合缝的。”谈到自己那代人的质朴，严师傅对当下社会就会有点牢骚：“我们那个时候不讲索取，就讲奉献，看谁奉献的多，现在的人，你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干了。”
由于几千人的建设大军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一下子云集在不足万人的德阳县城里，住宿、生活、物资供应都十分紧张。除了租旅馆、借民房外，大多数人只能在厂区搭工棚临时安家，拥挤、简陋，有的人每天要走几公里才能到达工地；气候潮湿、阴冷，许多省外来的人感到不适。东工退休职工洪婆婆讲到：“刚过来的时候，这边多苦，走路都是泥巴，这边潮湿，都是水，每天下雨下雨的，都不习惯，多困难，后来一点一点好了……”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动摇建设者们的信念和决心。1958年10月13日，4万多人聚集在德阳县城南郊的空地上隆重举行西南重机厂（1960年更名为第二重型机械厂）开工庆典。次日，《四川日报》以“目前规模我国最大，将来产品世界称雄”为题，在头版头条隆重报道了工厂动工盛况。但是，自1959年开始，国家遭遇连续三年的灾害。
2. 饥荒与运动
1960年冬，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8个字方针，缩减基建战线，压缩工程项目。1960年代，德阳几大工厂被正式确定缓建，进入了建设低潮和最困难阶段。张婆婆说，当年没有吃的，只能用醋渣、豆油渣和一点点面粉做团子吃。东电的江爷爷也说起：“当时职工都没事干，厂房还没修好嘛，就刨两边的地，种红薯，那时候粮食很少，定量嘛，一个月20多斤吧，没办法生产，饿肚子，有的就回家了，剩下的就刨地嘛，解决吃饭问题。”
直到1964年，中央决定在军民结合的原则下工厂投入续建。在“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作战，切实打好1964年底的基础仗、鼓士气仗，迎接1965年建厂高潮”的宣传和动员下，职工们又焕发出冲天的热情。可惜好景不长，从1966年的土建高潮到1971年的工厂全面投产，正处在“文革”动乱时期。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黑风刮到德阳，工厂党政机关的印章被一些“造反派”抢走，建厂指挥部也被“夺权”。江爷爷说：“‘文革’的时候没有停产，处于半停产状态，工资还是拿得到，你说停产嘛，还是有一些在生产，反正搞运动嘛，职工游行。”虽然没有完全停止生产，但工厂各级组织和建厂指挥部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陷入半瘫痪状态。而“文革”期间混乱的局面更是闹得人心惶惶。如二重退休职工张婆婆所说：“‘文革’的时候乱得很，当时分好多派，最大的叫‘6711’，我们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有打死人的。”
凌叔叔也谈到“文革”时因其一个小小的错误给家庭带来的一场灾难：“那个时候每天都要游行的，小孩都要跟着父母参加。大家举着毛主席的像，那时我还小啊，才4岁，往毛主席像上爬了一下，就被说成‘反革命’，当场就把我摁在那里，就开始打我爸，然后弄去牛棚，停止工作，关在里头写检查。白天上午干活，晚上写检查一直到9点多。那时候写检查灯都没有，黢黑啊。下午6点钟就把‘反革命’弄去开会，挂个牌子就开始批斗了，说你哪里不对哪里不对，一点不对就逮住批斗，把毛主席抬出来，真正跟你上纲上线。把头给你摁下，揪着耳朵打啊，几个工友就会把我护着嘛。每天下午6点准时开始，斗到8点，然后写检查到9点钟才回家。检查内容就是写一天的感受，有人验收，合格了才行，动不动就会打你。”
除了受“文革”动乱的影响而产生的各式各样的造反运动和斗争外，工厂内部的地区隔阂也是产生员工间相互斗争的因素之一。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朱爷爷（德阳中江人，退伍招进东工的钳工，2003年退休）就跟我们讲述了厂里面的派系斗争问题：“上海人跟我们交流还算多，但是平时喝下酒、喝下茶这些不得行哦，上海人跟四川人有隔阂的嘛。有隔阂是指闹地方派系嘛，我们四川派、外地派之间发生过打架斗殴啥的都有，因为争权夺利嘛。上海人经常欺负四川人，他们人多势众，他们在掌权嘛。现在我们都在一起耍，过去不耍，过去上海人在这边是很有势力的。” “东北人也很厉害，东北人子女多，他家如果是4个儿子，完了，他们就会称王称霸，你们家两个儿子被打也别说什么。他们就叫东北胖子，欺负四川人个子小。”当凌叔叔再说起那些往事时，他的会心一笑表明了已将过去的隔阂放下。当然，这种现象不单单存在于东工，其他几个厂也都因为地域差异导致这种隔阂。
3. 辉煌的年代
到了1968、1969年文攻武斗结束，毛泽东一声号召，“知识青年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而三线工程建设也回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三线人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
这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工厂效益的提升带来的家庭物质条件的改善，以及人们的择偶观念改变。1980年代东方电工厂相当辉煌，订单很多，效益很好，在国内外都小有名气。时过境迁，纵然辉煌不在，历经过繁华的人们却能追忆，并为之自豪：
李琼：“八十年代厂里嫁人第一个条件就是找本厂的。外面的人都想娶厂里头的……八几年德阳市效益最好的厂，就是我们了，包括德阳市政府领导的子女上班，首先到电工厂来的。到了电工厂开始有衰落迹象的时候，那些子女就开始调出去了，有门道的就出去了。”
洪婆婆：“我老伴的爸爸没人照顾，我1988年提前两年退休的。那时候厂的效益好，退休以后过年厂里面发东西，发好多东西哦，退休工人都有，吃都吃不完。”
那个年代，国家政策的转变影响了三线人的一生。在物质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厂里的职工地位越来越高的辉煌年代，三线人并未忘记他们的故乡。对于离家的第一代三线人而言，最遗憾的是既未能尽孝送终，也未能落叶归根。
李琼的父亲到四川后想回去，“当时我父亲出差，在上海去卖机器设备，去那个片区也会去看下自己父母。频率不是很高。中途我们都经常回去，妈妈随时都说要回去……父母的四川话说得不太好，妈妈的四川话带着上海口音，需要翻译。”在采访过程中，李琼还谈到当时爷爷去世的时候，由于通讯不便与滞后性，使得一家人都未赶上老人的葬礼。
洪婆婆也说：“当然了，刚刚开始有点怨嘛（心理落差），现在也习惯了，习惯这里的生活了，上海也不想了，老人也莫得了，爸爸、妈妈也莫得了……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回啊，一家人全部走，娃娃全部带起走。以前电报嘛，厂里面有门卫嘛，门卫过来喊的。老人没有了嘛，把娃娃牵起一起回去。”最后，她声音慢慢低沉下去。
即使思乡情切，现实的因素也让他们不得不留下来，江爷爷就谈到：“想不想家那个不由你的，工作在这，那个时候都很困难，有个工作都算不错的了，我都退休了还回去做啥……这个生活习惯差不了多少，吃辣吃得少，都几十年了，习惯了……想家嘛，每人都有，有可能嘛，就回家看看……我会说几句广东话，时间久了忘了，四川话我说的你们听不懂。”
凌叔叔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回上海的时候：“1991年以后，去上海那边参观学习新设备，当时（走的时候）还小啊。到了上海之后很激动的，见到几个舅舅、阿姨。还有面包，好好吃啊，没吃过面包；还有那个冰糕，我们那个冰糕就是冻过一下，上海那个是红色的。”而讲到愿不愿意再回到上海时，凌叔叔很矛盾：“很想回去，他们一直要求回去。1985年的时候国家政策放宽了，你通过关系可以对调。但那个时候回去已经50岁，马上就要退休了，我就没有想对调，对调了我觉得我生存不了。毕竟这个地方养了三代人，还是舍不得，想把它建设好。要知道中国讲究光宗耀祖，中国的古训，你把家乡建设好，就是光宗耀祖，都尊重你。”
“实际我们还是想回故乡看看，主要还是想念亲人，不过工作生活不习惯。我会说上海话，我儿子不会说上海话，会四川话。”以凌叔叔为代表的稍微年轻的一代，比起他们的父母，家乡给他们的烙印就不那么深了。由于从小长在德阳，他们已经把待了一辈子的地方看成是自己的家乡，对家乡抱有想要将其建设好的使命感，而对上海的印象，更多的只是对亲人的留恋。
当然，也有部分三线人回去了，“当时我们邻居男孩回去是因为他父亲是独子。包括现在回上海也是这样的，父亲是独子，最后（父母）老了需要照顾，于是把儿子户口迁回去照顾老人。”李琼回忆道。后来生活好了以后，人们有了经济实力，会在上海买房子，但是这时候曾经的故乡不再承认他们。李琼说，这种户口不再属于上海的正式户口，上海人喊的是蓝印户口。
时光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也已两鬓斑白，三线建设的第一代人作为三线工程的奠基者，他们或许是苦难的，熬过贫穷与饥饿，经过困境与动乱；他们或许是伤感的，未懂乡情已跨过祖国的东西南北，未识孝道已远离家乡的父母亲人……但是，他们应该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相信，有一种奋斗是愿意倾尽年华去实现的事业。
落叶归根，新叶何生
1.和父母同迁徙，与工厂共成长
就是这样的一代“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三线人，他们的子女、孙辈也伴随着三线建设的轨迹发生转变，他们生在德阳城却活在他们的小王国，他们会说四川话却又更多地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们已经习惯这边的生活却又总有着一个遥远的地方牵动着他们的神经……三线建设，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一代人，也改变了他们的后代子孙。
父母的迁徙不可避免的造成孩子的迁徙，少小离乡老大了也没能回去，虽乡音未改却儿童不识。出生在德阳的二代、三代三线人或许已经认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但是他们却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上海话，这便是三线建设者的子女们。
内迁的大人因圈子、年龄原因可以很快的可以与外面的人接触，但内迁的小孩子进入德阳之后却未能进入德阳市区这个圈子之中，他们大多是与本厂的小孩子游戏。李琼回忆说，“以前在厂里生活区长大。生活区里面什么都有，小一点的时候与外界接触较少，包括我们读书，幼儿园这些厂里头都有。我真正接触到外界的是高中时候，德阳当地孩子没考取一中之类的中学，就到我们厂里的学校来读书，这样才接触到外面的人。我那个时候，四川话都说不来啥子，都是高中以后才慢慢学说四川话，小时候大家一起耍都是说的上海话。”更有好玩的，“我小时候除非是父母带着去街上，我印象中都没去过街上。同事那个时候是在外面，她们叫我上街去逛。然后饿了，吃点东西，这家的啥子东西好吃，我说坐在这个外头吃东西，觉得很不理解不可思议。她们也很惊讶我，我也很惊讶她。稍微大点嘛，才和朋友一起出去逛一下。”她说以前买衣服都是爸爸从上海带回来，可以见得她确实少有上街。 对于孩子而言，早期的迁徙或许对其影响不大。大一点的孩子知道比较多，会说：“我们从上海那么大的城市到德阳这样的城市来多少有点不开心的。”而年纪稍小的孩子则多数时间还是快乐。李琼回忆：“爸爸总是从上海给我带衣服回来。当时我姑父就是上海制鞋厂里面的，整了一双运动鞋回来。当时觉得洋的很。从上海带回来的衣服，这边都没得，同学照相的时候就经常说把你这个衣服借给我去照个像吧。有时候就觉得我和你耍的好喃，就借给你；耍的不好喃，就不愿意借给你。”上海，对他们而言，或许只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而不是自己的家。
2.疏于管教，早熟与叛逆共生
老一代的三线建设者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整个工厂，来到德阳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大则10多岁，小则一两岁。由于刚来到这里，父母总是因为忙着工作加快建设进度，这些本应该是最受父母疼爱的孩子却极少受到关爱，导致他们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免比一般孩子要早熟一些。凌师傅回忆道：“我4岁就开始帮着干活了，偶尔还去上班。”而说起这个的时候他却没有丝毫的抱怨，他继续讲道：“我妈28岁的时候在上海搞油漆工，油漆含苯，她过来不知怎么的，眼睛就像那个相机没有底片不成像。后来就到上海去用激光焊上了，焊上了之后就不能低头，一低头眼睛视网膜就掉，连扫地都只能蹲着扫。“我爸要上班……我就带着我妈去那个103（二重工人生活区的名称代号）买菜，我们那时候早上起来就把炉子拿到楼下生火，旺了就提上来，煮好饭就叫爸妈起来，礼拜天就更不用说，煮好饭后就去排队买肉”。但是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要过下去的”，日子虽艰辛，却能让人更加坚强。
有的孩子虽不用过早地承担生活的责任，却因父母工作忙碌，被迫离开父母的身边，到奶奶或是其他地方去生活。严叔叔回忆到，“爸爸工作辛苦，我小，爸爸两点多从工作单位回来后，我要喝奶，于是他还要去奶厂给我拿奶。奶奶心疼儿子，半岁的时候奶奶就把我接到天津，就这样，我一直在天津与奶奶生活到了9岁。”李琼也回忆说：“爸爸工作非常辛苦，妈妈说他瘦的只剩皮包骨头了。”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很少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子女，于是李琼只得被送往上海的舅舅家，“我小时候都是断断续续在这儿，都是交给我舅舅在上海带的。”
因为工作原因，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在其儿时的回忆之中，父母未能成为生活的重头戏，儿时的伙伴才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角。然而，正是因为和父母相处时间的不足，导致了孩子的叛逆，严叔叔回忆说：“第一次跟爸爸回天津，奶奶看见我的作业，先不说成绩，她就说，哎，这个孩子的字写的可真是丑，你们怎么都不好好管管他。”其实谁不疼爱自己的小孩呢，但因为工作原因，忽视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第一代三线建设者的一些遗憾。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进入高中，在高考的关卡大都因为从小的叛逆，造成许多人都未能跨过。凌叔叔回忆：“我在1980年左右考了三次高考，但因为基础不好，都没有考上。”子承父业，进厂成为大多数第二代人的选择。
3.进厂仍是他们的归途
1950年代开始筹办的三线建设事业，是涉及到上百万人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上万民工的一次大迁徙，而当时的德阳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城市尚未建成，社会的实际承载力也面临着能否平稳接收大批支内三线人的巨大挑战。于是，依托落地德阳的重工园区，在其内部建设了一批社会性职能的生活设施，主要有医院、公安局、法庭、街道办事处等，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设施――学校。企业内部的学校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基础教育所属的学校，另一类是职业技术学校。前者主要是解决职工子女读书受教育问题，后者既是企业内部人事更替、人才换新的一种机制，也是解决职工子女就业的一种途径。
第一代三线建设者的子女，绝大多数就读于工厂内部开办的学校，毕业后进入技术学校接受比较专业的培训，沿着父母辈的轨迹直接进入工厂工作。据东电退休职工江爷爷介绍：“厂里的子女直接安排，读了大学也好，什么也好，基本上安排厂里工作的，现在都不行了……那个时候工厂办学校、医院，反正都是成套的。原来工厂医院、学校、托儿所都在厂里面，都由厂来管。” 李琼也谈到，“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读书，没有很大的志愿去考大学，毕业出来要么就考技校，像我们这批技校毕业进厂刚好就有两个部门为我们准备着，根本没有什么压力……我们学习与厂里生产没有关系，是读技校的进修才相关。”
从表面上看，这种人事制度与1970年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接班顶替制度极其相似，但其实它有其独特性的地方，主要体现在这种制度下的就业模式更为稳定。与李琼的交谈中，当被问到她是不是接班时，她谈到，“也不存在接班，那个时候厂里头，你毕业了就直接安排进厂，我们这批毕业的时候，刚好开设了两个分厂，就需要人，相当于我们整个班的人都分到这个部门了”。可以看出，李琼的就业并不是以其父母的退休或者离休为前提的，子女辈学习技术后进入工厂工作，是三线工厂中的另外一种常规模式。
4.父母补偿的爱
一旦自己子女无法进厂，父母多半也会为他们付出自己的努力。李琼家由于子女少，只有她与哥哥两人，“刚好那几年，遇见知青上山下乡，当时有个政策就是家里是独子的，你就不需要下乡了，就留在家里，也不安排进厂什么的，就在家里呆着。所以我哥在外面找点临时工做做，或者在厂里做点工作。” 而当时像那样的男孩子，父母怕他学坏，想趁着厂里开始办技校的时机把他送进去。虽然技校说起来是考试招生，其实还是照顾性质的。“厂里头有下乡的子女，就照顾上来进厂，像我哥根本没资格，没下乡，根本就没得资格。所以后来没得法，找关系啥子的，我妈办病退，让我哥进去。”更有父母讲到来三线的原因就是“当时子女要下放到农村去，三线建设的子女不用去江西、安徽等，我们子女只需去德阳周边就可以了，就这样来了这里”。
所以，与其说是第一代人的一种付出，不如说是一种偿还，偿还自己年轻时内迁给孩子们带来的苦难，而这些苦心是否在孩子的心头酝酿成了蜂蜜，我们今天或许不明了。但是，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父母对子女的爱。 盛宴后的失望和希望
顶替制度基本上成为第二代三线建设者唯一的就业方式，它在维护企业、社会稳定，实现工厂内部人事的新陈代谢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通过解决第一代三线建设者后代的就业生存问题，以回报他们早年背井离乡支持内地建设的大无畏奉献精神。但这种模式下，不仅导致家庭成员的生活圈子狭小，而且家庭内部的经济收入结构也单一。这些“厂兴家兴，厂衰家衰”的关系模式在工厂整体发展趋势良好、经济效益好的情况下不会存在太多的问题，但一旦遇上工厂建设失误，发展趋势下滑，将会从经济上对三线家庭的整个生活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冲击，这一隐患在1980年代后期逐渐显现。
1. 巨变的洪流
198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经济建设的重心向东部沿海倾斜，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三线工厂效益尤其低下，首当其冲面临改制。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从三线建设的目的来看，它是1960年代中共中央基于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认为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必须赶在战争爆发前加强国防建设的判断下做出的战略决策。于是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取“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这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下一些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
国家从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将经济建设的重点向沿海地区转移，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原来为准备战争突然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着军品生产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的窘况。
再加上，三线建设的是一种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
不仅如此，三线建设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例如，三线建设在片面依靠大搞国防建设的政策扶植下，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据了解。在国家三线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于是，1986年至1990年“七五”计划期间，对效益低下的三线企业，国家进行了“关、停、并、转、迁”等政策，按照“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则进行调整。这次改革，在优化我国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内地经济振兴，推动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加快沿海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可。
2. 改制的缺憾
虽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然而，这段时间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同三线时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改革中也存在一些缺憾。宏观上看，经济布局的战略急剧东移影响了三线企业效益的提高和作用的发挥，为西部开发服务的能力减弱；微观上看，三线企业的过度搬迁，原厂址遗弃或使用价值减小，而对后建新厂的资金、人力投入和管理，使企业承担着沉重的包袱。这些缺憾，三线人最能感同身受。张婆婆在评价二重企业投资时谈到：“后来工厂在镇江和成都建立两个科研机构，说是去那边的都会在那边分一套房子，当时很多人就把房子卖了，结果那边是工业用地不能修居民住房，之后这些工人不但只能租房住，还要每天6点起床，7点坐车去成都上班，下午4点下班又回德阳，一天也做不到啥子事情，都不愿意去。”在三线建设者的眼中，资源浪费以及投资的失误，是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除了企业改制中投资的不合理，企业内部因地域不同自然分化的外地派（主要是来自上海的职工）和四川派的派系斗争，以及高层的腐化也是改革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三线企业内部借着国家改革的政策，有的是基于实际经营状况进行改制，有的由于领导的腐化，通过改制、合并、私人买断等多种方式，逐渐断送着几代三线人的共同心血。对于这种劳动成果的被破坏，采访中的洪婆婆说到：“那时候多好，现在不好了，那些王八蛋搞得一塌糊涂……他们不敢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我们就要骂他们……我们厂里面买断了嘛，我们也不晓得，只是说他们把厂一会并过来，一会并过去，并来并去就垮了，莫得了。”
此外，领导们克扣工人的工资和物资也是常事。陵叔叔讲到：“我听说厂里领导有拿5000万的，有人拿9万块钱的，我们都5万块钱。我再给你说个最简单的例子，2009年左右吧，我们厂要扭亏了，盈利了，产值10亿。我们每个人分了1万块钱。第二年，目标完成40个亿，我们还是1万块钱。我们干死干活1万块钱，人家主任拿20万。当时毛主席在的时候，我们粮食供应量是16斤，干部只发8斤，因为他们不干活啊，就少吃点。发手套喃，工人们是一个月4双，他们是1双。我们保健呢，每个月每天都有2毛钱，他们只拿半个月的。这个确确实实是合理的，但现在不是了。我们拿1块了，他们起码要拿3块钱。”
3. 迷途的羔羊
此次三线国有企业的改革除了在国家、企业层面产生的巨大变化外，支援三线建设的人群无疑是深受影响的主体。改革期间，在三线企业中的主体人群是随父母辈迁往大西南支持内地建设的第二代三线人，他们生活在三线事业的小圈子中，从小就读于工厂内部开办的学校，长大后直接进入工厂上班，与外界并没有太多的接触，更没有除了工厂生产所需要的技术外其他的生产技能，同时他们正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企业随着国家政策转变而兴起的改革，加速部分工厂效益衰败甚至导致破产。 谈到工厂的破产，曾经为之奉献大半青春的第一代、第二代三线人都唏嘘不已，洪婆婆将破产原因归结到私人公司鼎天的收购。第二代三线人李琼也感叹到：“我现在再也不想往那边（东工旧厂址）走了，以前的办公楼喃，还是有几个人在上班，现在是私人老板。我有时候回我妈那儿，我不愿意往里面走，心里真的很难受，毕竟很多人过的不是很好，其实内心很酸，真是这种感觉。一般没得事的情况下我不愿意走进去。”
工厂效益衰败甚至破产的直接后果即是大批职工下岗，这对三线企业职工家庭基本生活的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此次采访中，多位被采访人谈论到下岗后艰难的生活状况。
总体来说，第一代三线建设者早已退休，领着微薄的工资，家庭主要劳动力和收入的任务已经转移到正值壮年的子女身上，现在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也算是平稳。朱爷爷谈到：“厂子被鼎天买了过后嘛，工人全部都下岗了，四川人安排得少，上海人基本上都安排了的……子女嘛，拿了一万多、两万块钱个人找职业嘛。”洪婆婆也对家庭情况介绍到：“我三个儿子是东工的，一个媳妇是东工的，还有一个媳妇是邮电局的，还有个媳妇是电机厂的，两个四川人，一个东北人。东工破产了，买断了，娃娃都在外面打工。”
他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基本满意，并不代表不对子孙辈表示担忧，军人转业的王爷爷就表示：“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啊？四五十岁的军工企业的特种技术的工人，去哪里找工作养家啊？我们都在这里，他们的根就扎在这里，我们老了走不了，他们就得在这里陪我们养老了。把我们的青春献了，结果不行，连我们子孙的青春与终身也被奉献在这里了。我只求孙子、孙女们，全都离开这里！”三线企业内是流水线的生产，且分工很细，一个职工一般只需要掌握其中的一部分专职技术，这些技术只有在生产中相互配合才能生产出产品，离开了厂子，这点独立的技术就失去了生产功能，更严重的是，这种生产技术不能为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提供支撑。当被问到下岗职工的流向时，李琼感叹到：“找不到工作的就只能在家里面嘛，本身说实话我们这种年龄段，从厂里出来，连一技之长都没有，做工作其实只会做这些。有些人年龄比我还大，不好找工作，厂里头有些人还是很惨。”
4. 春风吹又生
因为国家政策的需要，三线建设群体们拥有了与常人不同的体验，有苦痛，有遗憾，有辛酸。但是内迁和破产也给他们带来了超凡的坚韧与乐观。在应对突然颁布内迁政策的情况下，他们说走就走。进入新环境之后的他们不断适应新的环境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作为本地人的顾婆婆讲到：“他们来咯，我们都想去他们那儿，他们穿的漂亮，也懂文化，我们都想自己女儿嫁进去。”而到破产之后，虽然要承担生活的艰辛，但他们还是笑对生活。就李琼来说，她现在的工作是在一家服装店做会计，在此之前也经历很多次的择业，从事过很多不同种类的工作。
而三线建设者的第三代更是他们的希望。在第三代人看来，虽说心中有个遥遥的故乡，但他们更是土生土长的德阳人，而他们就像普通德阳孩子一样，去寻找属于他们的未来。李琼的女儿现在虽未能回到上海，但是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成都某大学，以后也希望能够留在成都有所发展。而陈爷爷在讲到自己孙女的时候，脸上也是洋溢着骄傲的表情，他讲到：“我孙女考学考到了上海，现在在上海市委工作，也买了房子，也算是回到了故乡。”
这是一种希望，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继续。他们继承着父辈的梦想与希望，向着梦想的远方前行。
结语：遗忘与被遗忘
50年前，德阳还是一坐青涩无名的西部小县城，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青年们一批批朝着这里汇集。不管他们是偷偷瞒着父母，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到西部大展拳脚，闯出另一番天地，还是因为工作而被迫调来这个和家乡有着千差万别的地方，他们作为有着深刻时代烙印的三线人，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挥洒了汗水和青春，谱写了那个时代的质朴旋律。对工作的热情和对时代的信仰，被时间一天天的慢慢消磨，除了对自己建设一生的工厂存在温馨回忆之外，这一批批来自远方的客人，剩下更多的则是把自己慢慢拉回现实的惆怅。这种惆怅主要表现在对故乡的眷恋。
叶落归根，作为一种古老习俗，一直是中国人乡情的终极表达。老一辈三线人在故乡长大成人，他们心中的故乡是具体的。随着年岁的增长，时代的变迁，他们有着比年轻人更固执感性的归乡情节。而由于第二代三线人心中对故乡印象的模糊，他们反而能更理性的理解这个新时代中的故乡。第二代三线人已经在异乡落叶生根，回到故乡谈何容易？而第三代三线人也基本上成为地道的德阳土著，在身份认同上，他们也没有了祖辈口中信誓旦旦的“我是上海人”、“我是广东人”。
故乡意识的淡化，不仅取决于与当地文化融合和地域身份认同变化的心理因素，更有现实的原因。最早的三线人中有些并非主动认同了建设地的文化，而是在各种现实因素交织下作出的无奈之举。如果说第一代移民是由于户籍原因难以返乡，或是制度安排没有返乡的机会，那第二代、第三代则全然不同。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他们有权利选择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自由确定求学、就业的地点以及居住的城市，这样一来，他们本应有更多机会回乡的。但由于他们回乡的现实成本很高，这无形中给他们的落叶归根设置了一道障碍，即是否在故乡还能立足的问题。
老一辈和少一辈对故乡不同的理解不仅因为生长地发生了变化，还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曾经辉煌的三线企业有着程度各自不同的衰落，而这些衰落给员工带来的经济困难，使得三线人的后代更加无力回到日新月异的故乡，而只能被束缚在这片祖辈付出心血的工厂里。
战后千疮百孔的中国，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使得三线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历史的被动承受者。曾经飞到西南的是亮丽的孔雀，却在坚守祖辈心血和处境日益困难中徘徊，成为了时代的孤儿。他们因为国家的政策被迁到西南，又因改革和调整经历下岗和失业，这或许有点悲壮色彩。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历史积极的参与者，积极地改变着命运，这就是浮沉中的三线人。
[本文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廖羽含、柳京廷、秦仆、阎翠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