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希君
吾不识元青花，是因为没有在市场上见到过真的元青花精品。在景德镇考察窑址时，一件元青花残片也未采集到，地摊上购得部分元青花标本，不知是否出自窑址，真假窑址标本难断，因不是本人亲自从窑址采集。十数年前在北京工作，虽陆续购得数件，今天亦对其产生了一些怀疑。因生长在桂林，亦上手不少明青花梅瓶，多出土于明墓（包括明靖江王墓群及桂林市内、市郊、郊县出土），但均不是元代产品。
1a“类青花褐彩碗”
从近几年报刊报道看，私人手中的“传世元青花”足有数百件之多，而且品种繁多，造型奇特之作品不时得见。这些收藏家手中的“元青花”，早已超出了世界各大博物馆元青花总数的多少倍，不知他们如何“慧眼识珠”？也难怪造假者窃喜。
1b“类青花褐彩碗”底面
我的元青花常识仅限于一些博物馆橱窗里的元青花，而且是隔着玻璃，看不到底足。元青花知识也只是通过书本、报刊等学了点皮毛，可以说感性认知非常贫乏。徒有部分理论知识，故藏界朋友请我帮助鉴别时，我总是如实告诉他们我不懂元青花，只能从书本上学来的造型、纹饰、胎釉等方法提供一点参考意见，共同学习。
2a“类青花褐彩碗”
吾喜爱陶瓷艺术品，但从不作为投资来看待，一直是只进不出，并从中得到乐趣。记得著名的德国纳高艺术品拍卖公司创始人纳高先生这样说过：“如果你没有在艺术中得到乐趣，我劝你不要来买艺术品，我宁愿你去买股票。因为在艺术投资中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每天从艺术中得到欣喜。”因为爱好，所以我研究，并在研究中体验愉悦。
2b“类青花褐彩碗”底面
近些年来，有关元青花的研究、讨论增多，“古陶瓷真伪鉴定的某些实例对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上个世纪90年代，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由于大批古陶器赝品的出现，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外籍华人收藏家收藏的青花云龙象耳瓶真伪问题，同样在古陶瓷鉴定界、在相关的科技界引起了激烈地讨论……在这两件真伪鉴别实例中，都出现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真伪判定给论不一、科技检测分析方法结果也不一致。”［1］2000年《文物》刊发了《古陶瓷的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研究》［2］、《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热释光检测报告（一）》［3］、《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热释光检测报告（二）》［4］，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真赝、年代检测结果也不同。最初测试青花云龙纹象耳瓶所用钴料为高铁、低锰、含砷，为低锰型进口青料。我们对该报告数据重新计算后发现，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锰钴比”实为高锰，与元代景德镇惟一的低锰型不同（张福康：《高科技与古陶瓷鉴定》，《收藏》2005年2期。）。较可信的是上博热释光“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出这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烧制年代均小于距今100年，有力的支持了我的观点，即宁氏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非元代景德镇青料，为赝品。
3“类青花褐彩碗”
针对报刊有关元青花研讨文章的观点，我也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1999年宁志超《介绍一对青花云龙象耳瓶》［5］介绍其收藏的一对“元青花云龙象耳瓶”。2001年其《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的确认》［6］再次试图证明这对“青花云龙象耳瓶”为元代珍品。李知宴的《关于青花云龙象耳瓶的几点认识》［7］又从造型、胎体、生烧、纹饰、时代痕迹及科学测定和原料组成等论证宁先生的“青花云龙象耳瓶”为元代真品。2003年宁志超的《婀娜多姿丰富多彩的元瓷瑰宝——元青花云龙象耳瓶》［8］又一次介绍这对“青花云龙象耳瓶”。文中认为：其收藏的一对青花云龙象耳瓶是继英国伦敦大卫德基金会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至正十一年”款青花云龙象耳瓶后的第二对。这种在国内古玩市场多见的所谓“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笔者在藏友手中见过亦不少。《中国文物报》上亦常见转让这种所谓“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的广告，均称祖传。宁先生亦称其手中青花云龙象耳瓶流传有序曰：1928年冬，辽宁千山寺庙主持为避兵荒马乱，将瓶卖其外祖母家，后作为嫁妆入其父系家。该瓶又作过“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鉴定，虽得出数据，并未指出真伪。同时，还见宁志超《略述中国青花瓷的起源》［9］，文中提到：上元民族博物馆和该馆编著《元瓷新鉴》对元瓷、元史的观点与其相近，并将书中及馆藏赝品当成“关系国家民族荣誉和地位的稀世珍宝”，那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4“类青花褐彩碗”
读王志军《青花“萧何追韩信”人物故事纹梅瓶的烧制年代》［10］、《再论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烧制年代》［11］提出烧制年代为明洪武时期，没有什么新观点，证据亦显单薄；后又见其《试论元末明初青花瓷》［12］列举一件“李大甲囗南宋晚期青灰釉青花碗”，“釉下青花呈色灰蓝，浓重处灰黑，青花中散布有灰黑色细小星点，显示出青花钴料淘炼不细”；其同一论点的《再论“元青花”》［13］再次以该碗举例，只不过“青灰釉”变成了“影青釉”，“釉下青花绘简单纹饰，青花呈色灰蓝，浓重处为黑色，黑色微凹，釉色青黄…碗内纹饰依碗底下凹之形绘一圈连续锯齿纹，其外侧对称书‘李大甲囗’，字间隔以纹饰，字书写用料灰蓝，为钴青料，且在釉下”，由此得出“元代青花瓷的起源应在南宋晚期至元代初期”。黑白报纸上无法判断图片中纹饰发色，但彩印杂志中清晰可见“李大甲囗”是褐彩，而不是所谓青花。其认定是钴青料的依据太简单：用料灰蓝，即可断定。试问，学问那能如此轻率，你在哪里做过科学检测？千万不要像刘伯元《至正型元青花——兼赏“弓月瓶”》［14］一样拿着一件“臆造”出来的低仿赝品，就可以大谈所谓“走向成熟的青花瓷、元青花瓷主要特征、至正型青花瓷”及“至正型‘弓月瓶’的发现”直至“结论”。笔者以为：陶瓷器研究不应是发思古之幽情，亦非标榜自己的“新观点”、“新创见”。
5“类青花褐彩碗”
以后又有王樾《明洪武青花梅瓶与至洪不分的主要原因——也谈青花“萧何追韩信”梅瓶的烧制年代及相关问题》［15］一文从纹饰、胎足方面论证“萧何”梅瓶为明洪武产品，否定了早前定为“元代”的谬误，另一篇《认识苏麻离青》［16］又从景德镇使于钴料（苏麻离青）的四个主要时期，即元晚期、明洪武期、明永乐和宣德期、空白期（明正统、景泰、天顺时期）来分析、认识、分辨元明青花特征。虽有不同观点，但读后似让人感觉到有点不得要领。
70年代，李蔚然《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的年代》［17］早已提出“萧何梅瓶”是洪武年间产品。张浦生、施加农在《中国古陶瓷研究》第6辑刊发《南京地区出土明初梅瓶浅说》［18］一文中指出“该梅瓶是明代开国功臣沐英的陪葬之物……南京博物院调查位于南京南郊的沐英残墓时，发现了洪武二十五年石墓志……我认为它们不是元青花，而是元未明初朱元璋登基前后生产的至正型青花。”这里已指出“萧何”梅瓶为明初之物，亦属至洪不分的“至正型”。张浦生、霍华《梅瓶三绝》［19］曰：“追韩信梅瓶的时代当在洪武六年”。南京博物院主办的《东南文化》2002年3期“江苏馆藏文物瓷器选登”也正式注明“明·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李辉柄《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三步曲”》［20］一文中综合了大量出土瓷器后认为“青花瓷器出现的上限时代，不可能上到元代早期……把我国青花瓷器的起始年提到延祐六年（1319年）以前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此，王志军提出“萧何”梅瓶烧制年代为明洪武时期，亦属既有观点。而以一件无出土地点、时间的所谓“宋青花”就草率地定为宋末元初，是无科学依据的。记得我曾发表过一篇《福建古窑撷珍——漳浦竹树山窑》，将采集的3件类青花文字碗残件认为可能是用钴料所书。亦见德化碗坪仑窑南宋地层发掘出土数件“碗内用毛笔蘸釉书写的字，行书体，呈褐色”的黑白图片，目前在未见到更多实物标本之前，不便妄加断定。后又采集数片（图1～5），认为可能是釉下褐彩文字，但未经测试以前终不能下结论，因为对一项重大发现或重大问题的考证要有严密的论证与科学的检测。若按王志军先生所言，福建也有宋青花？而且不少？
至此，我们再去看两篇有关元青花的争鸣文章，都是围绕2003年9期《艺术市场》刊登的周晓陆与叶佩兰先生答记者的谈话录。一为许明《关于元青花的收藏及鉴定问题》［21］等两篇文章，其主要观点为：一、“诸君不识元青花”，他数年前开始向元青花进军，收藏了几件“元青花”，专家、名流均“不识货”，连拍卖行鉴定师等都不认可，故认为我国专家都被景德镇的仿假吓破了胆；二、“关于元青花的几点纠误”，针对周晓陆先生的“元青花没有人物图”和“关于元青花的高仿问题”；三、“造假给收藏提供了机会”，认为大多数人被吓破了胆，而给有水平的收藏家提供了收藏机会，一个无收入的上海业余收藏家收藏了“60余件官汝窑瓷器”，台州“极品王”网站的王先生、温州博古斋陈先生、深圳“非忒论瓷”作者王先生均藏有不少精美元青花瓷，而专家无一认可，他们或写信给有关部门要求专家会诊，或抱着珍品到京展出，或要与博物馆专家打擂台、赌真假。笔者认为：其一、只有他才识“元青花”，他几年内能收藏多件“元青花”，专家学者等都不识“元青花”。其二、“纠误”毫无新意，论据不足，不具说服力，致命弱点为鉴定方式有问题，如“只要对古陶瓷的特征规律熟悉，既使没见过元青花，一见就明”，试问从未见过实物又何以熟悉古陶瓷的特征呢？书上？造假者正是从书上所言之特征进行仿冒的，高仿者除以上外，悉心研究标片胎釉，仿品形神兼备。其三、吾不信一个无收入的业余收藏家能“收藏60余件官汝窑瓷器”。其四、正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敢确定所藏是真是假，心中无底，若确定己藏真品无疑，心中坦然，又何须他人承认呢。其五、到上博做“前剂量饱和指数法”便可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其六、笔者曾见王忒非缪误百出的《南宋已出现精美青花瓷和釉里红》［22］一文，知其不懂鉴定、鉴赏，缺乏常识。另为王荣增《至正型器的时限与纹饰等问题》［23］，除针对周晓陆先生个别观点如“‘至正型器’的上推下延”、“元青花没有人物绘图”、“过分强调伊斯兰文化对元青花的影响”和纠正叶佩兰《真假元青花瓷器辨析》中“50年代未……提出了所谓‘至正型’学说”。王荣增认为“上世纪50年代初‘至正器器’是约翰·波普博士在1962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托普撒莱博物馆所藏十四世纪的青花瓷器》等两本书中提出的”。这两部书笔者无缘拜读，但从吕成龙《元代青花瓷器识鉴》［24］一文中获知：《14世纪的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萨莱博物馆所藏一批中国瓷器》一书是1952年出版，另一部《阿迪比尔寺所藏中国瓷器》是1956年亦在美国华盛顿出版，“至正型”这一名称并不是波普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以后的学者为便于研究区别，把这批瓷器称为“至正型青花瓷器”或“赉熙型青花瓷器”（1929年福建旅英华侨吴赉熙将原北京智化寺供器一对元青花象耳瓶偷运出境，瓶颈部有青料分别书“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师打供”，另一件日期处仅四月后面“良辰谨记”不同，余相同）。
从许明、王荣增先生的两篇文章中，我们所得并不多，也不见什么新观点与力证。周晓陆先生的回应文章《由元青花及“至正型”陶瓷鉴定谈方法论——回应许明、王荣增先生》［25］说得比较中肯，有学者风范。
尚刚《唐、元青花叙论》［26］从元代统治民族的色尚——“即蒙古族尚白、尚青”解读了元青花崛起的原因。陈永志《内蒙古集宁路元代古城出土的青花瓷器》［27］亦从多方面论证这些青花瓷“属于元代延祐——至正年间产品”，同时指出有些高档瓷器可能是“集宁路古城内居住的富贵人家使用的高档酒具”。充分证明许耕新在2004年10月20日《中国文物报》刊发的《大汗不爱元青花》［28］的观点是谬误的。
2004年3月吕成龙《元代青花瓷器识鉴》［29］一文，从“对元代青花瓷器的认识过程”、“元代青花瓷器的鉴定要领”（造型、纹饰、钴料、胎骨、釉色、工艺、款识）、“常见的元代青花瓷器仿品”等方面识别真赝。
2004年4月叶佩兰《试析真假元青花瓷器》［30］一文，从“元青花瓷器为外销商品”（性质）、“元代青花仿品出现的历史背景”、“元青花仿品史约有20余年”、“现代仿制的元青花瓷器”等几个方面谈如何鉴别真假元青花，除谈到一些常识性鉴别方法外，认为“掌握真品的特征是鉴别假品的依据，真品的特点有些可用语言概括出来，有的不能用语言形容，这就是每件器物的时代质感和气韵。对于鉴别来说这些极为重要，是需要自己用心体会的”。吕成龙、叶佩兰两位专家均提到了大量的元青花赝品是出现于近30年，并使许多人上当，还被编入书中当成“真品”，或撰发文章，混淆了元青花的研究与鉴赏。如故博藏元代磁州窑白地褐彩花卉纹罐肩部有褐书“至正拾壹年七月廿九日小河东陈家亲造”铭，被移植到新仿青花象耳瓶身上成了“大元至正五年七月十九日河东陈家亲造”；故博藏另一件元代琉璃釉镂雕龙莲纹香炉，上置“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十记汾阳琉璃待诏任瑭成造”款，亦被人偷梁换柱移植到新烧的青花八方烛台上，成了“至大元年汾阳琉璃伺诏任塘城造”；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陶瓷馆和东风瓷厂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原大复制了瓶、罐、盘、花觚、香炉、高足杯、折腰碗、小罐等投入市场，这批精美有余，但古朴豪放不足的高仿品被人又投放入了今天的市场，“多可乱真”；景德镇私营窑厂林立，高仿品以与真品原物最接近的器物留下，其余打碎，因窑工为图利偷留几件不打碎，所以也见重复高仿品；元青花除国内仿外，国外也仿，除景德镇外，安徽祁门及南北方民窑都仿烧，一些仿品可能是台湾地区及日本等一些东南亚国家仿制。真正吃透以上两篇专家文章，被骗机率会很小。
我国的仿古瓷约出现于元末，并一直延续至今，据文献记载：“窑品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明嘉靖王世贞《觚不觚录》）、“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此时除仿宋五大名窑外，对前朝名品如嘉靖、宣德、永乐、成化等亦大量仿造，唯不见元青花瓷。可见历朝对元代青花瓷不赏识亦不可识，原故宫无一件元青花藏品就是最好的说明。故我们今天鉴别元青花真赝时无需考虑历代仿品，如不是真即为新仿。
国内除景德镇仿造元青花外，祁门的柴窑也仿烧得不错，因看中祁门仿古陶瓷厂的传统柴窑和娴熟的烧制技术，景德镇等地瓷商带着最好的青花象耳瓶等仿元代青花坯件到该厂租窑烧制，并源源不断流入市场。对此现象，闪淑华《祁门古陶瓷厂与元青花龙纹象耳瓶》［31］一文有详述。
高阿申《元青花的成熟及一度失踪探究》［32］，除常识性介绍外，还提出了一个“元青花一度失踪”的新观点（虽然笔者持异议），又给元青花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围。如该文中谈到：朱元璋登上帝位后，要让天下人只知明青花，而不知元青花，这是明太祖预期目标之一，他在全国范围内对元青花进行围剿，并从皇宫旧藏中把它彻底清除出去，朱元璋仿效“焚书坑儒”掀起一场由其操纵、以肃清蒙元文化为名，包括元青花在内的清剿运动，以至元朝灭亡之后元青花只存地下而不见地面，宫廷承传有续的的自汉唐至宋元的各式名瓷中，独缺元青花品种。我们不得不佩服其想象力丰富。其实朱元璋登基后的政策较宽松，更无暇管理“御窑厂”，故洪武瓷无年款，也可能与“大明尚黑”有关，《世祖实录》载：“元人尚白，大明尚黑”。“在一件明洪武时期白釉碗内底部刻有‘局用’二字款，‘局’当指‘瓷局’，说明明初御器厂还沿用元代瓷局（浮梁瓷局）的名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33］唐彩绘（包括青花）的兴盛与元青花的勃兴是受域外民族爱好的影响，由外销刺激而得以发展的。元亡后，明代第一代君主洪武皇帝的御窑厂仍重视单色釉的烧制［34］。《格古要论》曰：“青花及五色花瓷，且俗甚”，又如建于洪武年的“明中都城（包括明皇陵）遗迹中未见到一片青花瓷，可见明初官窑仍沿袭元代上层轻青花瓷的遗风。”［35］洪武年间，从宫廷到社会各阶层都不喜好俗甚青花、五彩瓷，这些作为外销瓷的元青花肯定宫中不会收藏了。朱元璋出身微寒，曾当过和尚，讨过饭，参加过农民起义军（被蔑视为“盗贼”）。文化程度不高，更谈不上文化修养的朱元璋忙于巩固政权，疑心较重，怀疑文人讥讪，乃是明初密织文网的主要原因，他杀戮功臣和屡兴文字狱，就在于扫清统治障碍，以达到独裁统治，故有“朱元璋删《孟子》”。也为仁慈柔弱的太子朱标和皇太孙朱允炆的嗣位铺平道路，以至洪武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文字狱出现了狂潮。所以说瓷器这种可忽略不计的鸡毛蒜皮小事朱元璋又怎么会放在心上呢？另外该文中“可惜这对‘至正型’重器当时无人识庐山面目，便随一位英国青年人稀里糊涂地去了他国。慧眼识宝的两位人物为英国学者霍布逊和美国波普博士，他们先后发表的《明以前的中国瓷器》与《阿德比尔寺收藏的中国瓷器》两文，引起了国内外对中国元青花瓷的注目和认定”，那么说1929年福建旅英华侨吴赉熙将原北京智化寺供器，分别书写“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师打供”（另一件日期处仅四月后面“良辰谨记”不同，余相同）的有元至正年款的元青花不在围剿之列？它在地下而不见地面吗？“明洪武时期是元瓷向明瓷发展的过渡阶段，洪武时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从造型到花纹装饰还带有元瓷风格，而且洪武瓷器多元年款，往往容易与元末瓷器混淆。”［36］元青花与明初青花时至今日，如不是专门研究者也难于分辨，文化较低的明太祖怎么辨识？怎么清剿？所以一种观点需经严肃的论证，若以想当然的将其置于主观园地而驰骋臆说，那么，出现前后矛盾和失于武断是在所难免之事。我们解读一种文化，应从整体上而不是一点上来解释。这些元青花那去了呢？笔者同意多数专家学者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元政府通过对外贸易，将元青花输往海外，特别是中东地区较多。”［37］因为前青花瓷根本不被国人重视，故唐青花才会断烧，直至元中期才发展成熟。曹昭著于明洪武年间的《格古要论》曰：“青花及五色花瓷，且俗甚”，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也包括元青花瓷是俗甚的东西，故无人会收藏元青花瓷，当然也就不见流传有序的元青花瓷了。
最新文章，潇然《大量民藏“元青花”惊现泉城——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侧记》［38］，综述了2004年11月29～30日在济南召开的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上各与会代表的观点，总的来说，多数藏者认为真，专家学者认为假。李知宴、孙学海先生签署了其中26件为元青花真品的鉴定书。而来自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欧阳世彬教授认为展品皆属中下水平的仿品，来自以窖藏元青花闻名海内外的高安博物馆刘金成馆长认为展品中只有4件为柴窑烧制，但无一真品。张福康《高科技与古陶瓷鉴定》［39］从高科技热释光对陶器进行断代，用非破坏化学组成分析鉴别瓷器真伪是切实可行的。另有高阿申《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与元青花鉴别》［40］、俞天《元青花瓷鉴定之我见》［41］、马广彦《古瓷大珍离我们有多远——致藏友》［42］等多为“普及性”常识，亦不妨读读。对付一般低仿应是有效的。总之，吾不懂元青花，但不会上当受骗，因为不懂，所以我谨之又谨。
注释：
［1］苗建民等：《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概况与展望》，《故宫学刊》2005年第2辑。
［2］黃宇营等：《古陶瓷的同步辐射x射线荧光分析研究》，《文物》2000年12期。
［3］王维达等：《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热释光检测报告（一）》，《文物》2000年12期。
［4］UNIVERSITY OF WOLLONGONG：《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热释光检测报告（二）》，《文物》2000年12期。
［5］宁志超：《介绍一对青花云龙象耳瓶》，《文物》1999年6期。
［6］宁志超：《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的确认》，《考古文物与现代科技——现代科技考古研讨会讨文汇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
［7］李知宴：《关于青花云龙象耳瓶的几点认识》，《考古文物与现代科技——现代科技考古研讨会讨文汇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
［8］宁志超：《婀娜多姿丰富多彩的元瓷瑰宝——元青花云龙象耳瓶》，《中华青花瓷》，人民出版社，2003年。
［9］宁志超：《略述中国青花瓷的起源》，《中华青花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王志军：《青花“萧何追韩信”人物故事纹梅瓶的烧制年代》，《中国文物报》2002年10月9日。
［11］王志军：《再论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烧制年代》，《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4日。
［12］王志军：《试论元末明初青花瓷》，《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11日。
［13］王志军：《再论“元青花”》，《收藏》总148期。
［14］刘伯元：《至正型元青花——兼赏“弓月瓶”》，《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28日。
［15］王樾：《明洪武青花梅瓶与至洪不分的主要原因——也谈青花“萧何追韩信”梅瓶的烧制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9日。
［16］王樾：《认识苏麻离青》，《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4日。
［17］李蔚然：《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墓葬出土青花瓷器的年代》，《文物》1977年9期。
［18］张浦生、施加农：《南京地区出土明初梅瓶浅说》，《中国古陶瓷研究》第6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19］张浦生、霍华：《梅瓶三绝》，《东南文化》2000年4期。
［20］李辉柄：《景德镇瓷业发展的“三步曲”》，《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0辑，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1］许明：《关于元青花的收藏及鉴定问题》，《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21日。
［22］王忒非：《南宋已出现精美青花瓷和釉里红》，《艺术市场》2004年3期。
［23］王荣增：《至正型器的时限与纹饰等问题》，《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25日。
［24］［29］吕成龙：《元代青花瓷器识鉴》，《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2期。
［25］周晓陆：《由元青花及“至正型”陶瓷鉴定谈方法论——回应许明、王荣增先生》，《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19日。
［26］尚刚：《唐、元青花叙论》，《中国文化》1994年第9期。
［27］陈永志：《内蒙古集宁路元代古城出土的青花瓷器》，《文物天地》总162期。
［28］许耕新：《大汗不爱元青花》，《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20日。
［30］叶佩兰：《试析真假元青花瓷器》，《收藏·拍卖》2004年第2期。
［31］闪淑华：《祁门古陶瓷厂与元青花龙纹象耳瓶》，《收藏家》2004年5期。
［32］高阿申：《元青花的成熟及一度失踪探究》，《收藏家》2005年1期。
［33］刘新园、权奎山、樊昌生：《发掘景德镇明清御窑》，《文物天地》总154期。
［34］阮平尔、蔡乃武：《浙江加彩瓷器的研究—―兼谈釉下彩起源及相关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3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35］杨士林、孔令宽：《洪武中都城陶瓷萃珍》，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
［36］胡昭静：《明清彩瓷》，文物出版社，1987年。
［37］叶佩兰：《元代瓷器》，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
［38］潇然：《大量民藏“元青花”惊现泉城——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侧记》，《收藏》2005年2期。
［39］张福康：《高科技与古陶瓷鉴定》，《收藏》2005年2期。
［40］高阿申：《元“至正型”瓷器纹饰特征与元青花鉴别》，《收藏》2005年2期。
［41］俞天：《元青花瓷鉴定之我见》，《收藏》2005年2期。
［42］马广彦：《古瓷大珍离我们有多远——致藏友》，《收藏》2005年2期。
原文发表于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