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耳闻，说岳麓书院十分古老。可事先对它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更没有屏息的期待。没有想到的是，当我真的到来，拾级而上，步步深入，那浓郁的文风理气扑面而来。回到广州，仍然心在其中。于是乎在网上搜寻，浏览，品味着书院中的悬匾楹联，小记如下。 千年学府 短短的两个小时的逗留，导游口中“千年学府”不绝于耳，且有诸多诠释，比巴黎大学早两百多年，比牛津大学早三百多年，是世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查阅有关的资料便可发现，最古老的大学是公元859年在摩洛哥非斯城创立的加鲁因大学，其次是公元970年在开罗创立的爱资哈尔大学。欧洲最早的大学始于12世纪，如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1087年)、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其实，承认“第二古老”，并不会影响理性之人的自信，理性之人不需要不切实际的骄傲和自豪，动辄就是什么全国第一、亚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误导了多少人，浪费了多少钱财?!文化上的虚荣浮华还是小事，重要的是，应该宣传的没有宣传，应该传承的没有传承。 岳麓书院在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主持以后达到鼎盛时期。张拭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博约相须”、“慎思审择”、“学思并进”、“知行互发”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这些思想理念才是我们需要大力弘扬和传承的文化精髓。 这里别的且不说，以“知行互发”为例，做一个小小的互文分析。 有人重“知”，有人重“行”：有人信“知行合一”，有人信“知行互发”；加强知行关系则社会强健，分裂知行关系则社会衰弱。上述来自不同语篇的文字再次证明：思想理念在互文关系之中得到贮存和发展，有真知灼见的话语不时会有人加以重述，重新表述常常孕育于进一步深入的思考，深入的思考往往诉求于不同的表述。一代代人对“知”与“行”的思考和表述是学府得以千年的生命基础和精神条件之一。正如我国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在抗日期间出任云南大学校长时所说的：“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的生命与精神。”大学的存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大学的精神，大学精神的强衰决定了大学运作的优劣。岳麓书院虽然隅居山间，虽然难逃战火，虽然屡经变异，但是文风理气愈加深厚!面对“知”与“行”这类文化理念建设的传承重任，我们仍需“慎思审择”、“学思并进”、“知行互发”。 半学斋 穿过书院二门，教学斋和半学斋位于大门至讲坛间的两侧，是昔日岳麓院师的宿舍。且不表教学斋。半学斋位南，名字来源于《尚书》的说法“教学相长，惟教半学”。就是说一个人在教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在学习，教学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通过教学，自身也得到了提高，故以此名。相对较为低调的斋名。半学斋的楹联则豪气激越：“准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这自豪的楹联与半学斋斋名之间难道没有任何关系?非也。岳麓书院名扬天下，和这“半学”两字可能有着相当的逻辑关系，当一个学府能够积极地辩证地理解教与学的关系，当一个学府能够实事求是地重视教与学的关系，这个学府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学人，培养出更多的学者。一个学风教风优良的学府能不弟子天下、弦歌千载吗?不难想象。当年的岳麓书院是何等的尊贵和风光!摆到今天，那绝对是一个国家级的理学基地。 远的不说，近有革命领袖毛泽东由于恩师杨昌济先生的介绍，自1916年起曾经不止一次地来到岳麓书院，住在半学斋，学在半学斋，恭敬而又创造地带走了半学斋“教”与“学”的精神。像半学斋这样一个高等教育场所对潇湘人，乃至国人的影响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自然要轻轻地但却是正面地置问：“半学的知识观和现代大学的知识观有无差异?”“教”与“学”各占一半的知识观能否涵盖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基本功能? 现代西方大学的使命基本上有两种方法加以阐述：一种不妨称之为哈佛大学方法：大学的使命主要在于教书、学习和研究(teaching，learning andresearch)：另一种方法不妨称之为斯坦福大学方法：大学的使命主要在于知识的创新、保持和传播(the ereation，preservation，and dissemination ofknowledge)。对比之下，我喜欢斯坦福大学对大学使命的定义，因为从逻辑上讲，大学的各种认知活动都是围绕知识而展开的。教书是传授知识，学习是获得知识，研究是探究、更新或者增添知识。知识还须积累、修正并为社会加以应用，这些也是大学的使命。不管是哪一种阐述方法，都没有忽略知识的更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是更高级的认知活动，因为知识的积累和传授不能替代知识的更新和增添，而知识的更新和增添是知识积累和传授的必备条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这句话道出了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但从表述的角度讲仍有不逮，“高深学问”这几个字与其说是科学的定义不如说是文学的抒发，因为对比现代大学的使命观，敬重的情绪多于精确的诠释。 如果大学使命应该从“教书”、“学习”和“研究”三个方面涵盖，如果知识的更新和发展是一国独立于世界之林赋予大学至高无上的使命，那么岳麓书院乃至更多的书院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科研在学府中的价值?从表述的角度讲，这是肯定的，应为“教”与“学”的涵盖涉嫌笼统，“研究”和“知识的更新和发展”这方面的理念没有明确的表述。在重要的理念问题上，表述不全，表述不实。就是理解残缺，其社会后果是难以估量的。半学斋啊半学斋，你的知识半学观! 调侃一下：当年学府的文科比较好，理工科比较弱，所以毛泽东特别适=-av这所学府。需要正色而言的是：当我们忽略了西方现代科学教育的本质，现代的文明。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就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反之亦然，当我们忽略了人类大本大原的教育，社会和谐无法维系，经济发展不能持续。半学斋匾联让人深感：理念起始于语言，语言演变为现实。 实事求是 看到讲堂檐前悬着的“实事求是”一匾，我这个“文革”过来的人不以为然，不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吗?哪个不知，谁人不晓?其实，此“实事求是”非彼“实事求是”也，反之亦然! 此“实事求是”最初系民国初期时任湖南工专校长的宾步程(1879--1942)所撰，1917年湖南工，专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悬挂于此。原匾在抗日战争中被炸弹所毁。现存的字匾虽然不是真迹，却依然默默地诉说着从湖南工专到湖南大学的变迁，述说着自己本原的和演绎的意义。 此“实事求是”，出自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是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赞扬景文帝之子刘德
严谨治学的话：“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学者严师曾对这句话作了注，意思是说：“务得事实，每求是也，”追溯本义，“实事求是”首先与“修学好古”互文见义，而“修学好古”的意思是研习学问。-喜好古代文化。在这样的直接语境里。“实事求是”的意思当为“依事叙事，依事述事，依事论事”。这样说来，“务求实事，每求是也”仅仅系指在喜欢研习古代文化这个问题上，必须根据事实，叙述其真。这就应和了孔子学术精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借用孔子“述”和“作”的差异，我们认为，在文本分析过程中，依事述事。就事论事，就是以文述文，不可失据，不可夸张，不可演绎。 但此“实事求是”和彼“实事求是”有何关系呢?本原的“实事求是”是如何染上革命的颜色的呢? 彼“实事求是”现在存放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是毛泽东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所手书的校训匾。毛泽东青年时代寓居“半学斋”，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这一院训对他影响极大。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为“实事求是”注入了的哲学的内涵。他在1941年5月19日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802页)自此，“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治党、治军各方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从文人的“实事求是”到革命的“实事求是”，溯源这种变化，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话不得不引：“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特异之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基先生早年留学归来，没有盲从西学，他立志教育，以求从社会基础长久地改良社会，这种一介布衣的文人人格对毛泽东的影响极具穿透力。很多人知道杨昌济先生的立志教育，堪比伯乐之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但我更喜欢杨先生崇尚教育、献身教育的理性解剖：“从政治上求变，变之自上者也；从教育上求变，变之自下者也。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高以下为基，吾宁自教育始矣。”所以他说：“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 据说杨昌济在讲课时还特别强调，“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皆由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神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此所谓贯通大原也。”对此，毛泽东是心领神会的。《讲堂录》是毛泽东青年求学期间留下的唯一的读书笔记，里边的言语弥足珍贵，记载着一个伟人对学业、对人生鲜活的心得和考量：“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等等。1917年8月23日他给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明晰地表述了对“本原”的看法。他把“本原”通俗地说成是“宇宙之真理”，拯救中国。必须寻求本原。他在信中心雄志烈，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就是这样，世上有了两块“实事求是”的悬匾，一块是文人的精髓要义，一块是领袖的大本大原。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讲，后者是对前者的演绎。是以文作文。以文作文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理论依据就是实事求是。再比如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叫作实话实说(译作tell it like it is和tell itas it is那是不同的概念)也是实事求是的一种演绎。 以文作文就是以文绎文，这是文本的空间，文本的空间就是思考的空间，文本的局部可为一语、一句、一段、一文、一书或者一人一时一地之语，而文本的全局总是相对展扩，一书、一馆、一人、一隅、一时、一类、一世之言。大可囊括天下文章，包容天下事物。文本的诠释即可依据局部亦可依据全局，天下文章一家抄。心上理念各人写嘛，只要有知识为依据，只要以逻辑为推理，只要有思考为动力。 一水长流池不涸两贤互磋道终同 第一眼的感觉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副很好的对联，当然品味之余不禁自问，第一句中为什么不用“江、河”等字，那多豪迈?干吗用个小小的“池”字呢?查阅了相关的文章信息，揣摩如下：这个看似小气的“池”字不仅应景，而且应文。 先说应景。书院头门南边原有无名古井一口，后来因有大师在此讲学，访客纷纷慕名而来，山前饮马，故而得名“饮马池”。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山长罗典在池中修筑了一座蘑菇状的草亭，又在池的周围种植垂柳。取名“柳塘烟晓”，列入“岳麓八景”。 再说应文。八百多年前，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被伟大诗人辛弃疾称赞为“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教育家朱熹和哲学大师张拭来岳麓书院讲学，即所谓“朱张会讲”。朱张以他们过人的学识，精密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生观和不同的学术观点，有时就某些观点的论辩达三天三夜，一时间听讲者络绎不绝，不仅讲室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正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又曰“马饮则池水立竭，舆止则冠冕塞途”。 真正让人回味的是下联，“两贤互磋”首先是实指理学大师朱熹和哲学大师张拭的会讲。不难想象，品学兼优的两位大师，他们的思想互动、言语交锋绝对是文化的风景线：焦点、组合、层次、色彩应有尽有!两个大师如此学术讨论可以说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强势方式、文化历史的亮点。美国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瑞士世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辩论给这样的方式提供了国外的例证。中国的好对联不仅要应景、应文。还要应理。从“一水长流池不涸”到“两贤互磋道终同”，有景，有文，还有理。学术交流、团队合作、思想碰撞这些具有更多的学色彩的理念，早已被我们的先贤所实践。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在注重引进西方理念的时候，多多少少甚至是严重地忽略了民族学术精神的传承和光大!对联中的“道终同”强调了学术辩论的归依，没有别的，共同接近真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书院其他的对联中找到彼此的参照：“太极悠然可会，斯文定有攸归”，又云“道若江河随地可成洙泗，圣如日月普天皆有春秋”。学术交锋可以是“刀光剑影”，但绝对不似战争杀戮置人于死地，学术争论唯一的目标就是提高对自然的认识。对人类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古人“道终同”，这是何等的学术品德、政治理念啊!中国若要在学问上做大做强，首先要在团队精神上胜人一筹，否则甭想。从理学的角度来看，楹联上“两贤”不再实指。普天下的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都应该存同求异。不同而和。“天人合一”方能“正道沧桑”。这应该是大学学术精神的终极目标啊， 有人说，21世纪将是中国之世纪。但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金耀基先生提醒道，这需有个条件，那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建成数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更为先进的大学理念，大学的使命、管理与运作的先进理念。为此，我念念不忘岳麓书院，书院里的悬匾榴联。匾联中的文本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