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在2000年之前,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陌生的。他得以被大众知晓,是在一场大灾难之后――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侵袭中国。 2003年SARS流行期间,他先后担任卫生部广东联合调查组流行病学组长,和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宣讲SARS防治知识。他提出的多项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为防治SARS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5月,一种叫作甲型H1N1流感的病毒像无声的幽灵,从远隔重洋的墨西哥、美国传播至中国,又是他在第一时间为公众科学地解读疫情,并对疫情发展情况作了审慎判断。 和他共事了20多年的老同事徐昌告诉我,今天这些广为传播的公共卫生理念,他早在20年前就大声呼吁过。1989年,他组织70余位专家上书国家,呼吁重视传染病防治工作;1990年以后,他不断呼吁如实上报传染病,让老百姓更透明地知道疫情信息;国家应加大公共卫生领域投入,采纳专家意见,注重公共卫生政策预防,提倡“生态预防”⋯⋯ 他,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 我从他的助手那里知道,长期以来,曾光一直战斗在我国传染病监测、流行病学研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和防治对策研究的前沿领域;每当出现重大疑难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原因不明的公共卫生事件,他就会被“请”出战――2005年,面对一起人间肺鼠疫爆发流行,他率队查清了来龙去脉,消除了隐患;2007年,在国务院直接关怀下,他查清了长春新碱污染其他药物引起近200名血液病人瘫痪的严重事件,为受害者讨回公道;近年来,他又连续几个雨季,率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原因不明猝死,取得突破性成果⋯⋯所有这些,都是新闻界闻所未闻的。 从未想过走上医科道路 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河北医学院,1982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乍一看曾光的简历,容易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个从河北当地赶考至京城的“凤凰男”。其实,曾光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当年背井离乡、异地学医,是这个自认为“不是学医的料子、从没想过会做医生”的年轻人,第一次直面命运的残酷与无奈。 曾光的父亲1930年代大学毕业,在1943年抗战最艰苦阶段,身为南方某车站站长的曾父,和一车站的人奉命加入了国民党,且被任命为书记⋯⋯由于为国民党“做了事”,使曾父在解放后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最直接的“后遗症”,便是作为儿子的曾光,不能进入理想的学府。 1960年代,北京市第65中学是全京城唯一一所纯高级中学(高中部独立设校),这是曾光的母校。学生时代的他,身兼数学、物理、化学三科北京市特长生小组成员,在全市属于凤毛麟角。怀揣梦想,少年曾光一心想报考一所理工科名校。第一年高考,填报的是清华大学分数最高的系――自动控制系,感觉良好的曾光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第二年报考南开大学的理工科专业,仍旧没被录取⋯⋯曾光后来才知道,他高考数理化三科的平均成绩达到97分的高分,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所名校敢要他。沮丧与无奈中,命运把他安排进了医学院――“如果上不了第一流的理工科大学,就干脆离开北京换个‘偏科’吧”,他“自认天命”地在次要志愿中报了唯一一所医科院校,河北医学院领导看中他优异的学科成绩,冒风险录取了他。 九载青春献给贫困县卫生院 今天,当你走进曾光的办公室,可以看到两幅硕大的地图,醒目而对称地挂于左右两面墙上――离办公桌稍远些的是世界地图,稍近些的是中国地图。电脑显示屏就在中国地图下方,曾光很多时候和这幅地图是“面对面”的。平日里,他一定是长时间凝望过这地图上的某个点,不然位于河北与内蒙古交界、一个叫作围场县的地方,不会被特意标记成一个红色的圈儿。 大学学成毕业,本该是最意气风发的时候。但曾光的前途,却和一个燕山北边的贫困县联系在了一起。1970年,在这个河北省最北部、连春小麦都无法种植的围场县里,人们在一个偏僻深山的乡镇卫生院欣喜地发现,这啥时候“破天荒”来了一个大学毕业的医生哟! 漫长的冬季,日头西落,吹着酷寒的白毛旋风,背着出诊包行进于漆黑的乡间小路上,曾光的心头总会莫名地升腾起一股悲凉,有时这心绪会激烈地转化成不平――不是为了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农村“缺医少药、村民平均寿命极低”的惨状。1970年代初,围场县当地尚未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接种,麻疹、百日咳、流脑、乙脑等传染病常常流行,克山病、碘缺乏病、肝癌、胃癌、白血病在当地高发⋯⋯事实上,在这片土地上,曾光根本没有空闲与精力喟叹什么命运的不济,贫瘠的农村让他习惯了全年无休的超负荷工作。医生本就少,有水平的医生更少,有时内蒙的村民从100里开外的地方赶来找曾光看病,疲累了一整天的曾光,又能有怎样的理由拒绝? 曾光至今记得他看过的第一个病人――一个即将被送进棺材的女人。那时25岁的他刚到乡卫生院上班不久,就被请去看一位危重病人。炕上躺着的是一个年仅30岁的妇女,早已神志不清,骨瘦如柴的模样异常恐怖,院子里正敲敲打打为她制作棺木。曾光发现,危重病人致命的威胁来自强心药物过量中毒。之后他连续7天上门治疗,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年轻的生命⋯⋯欣慰之余,年轻的曾光不曾想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救死扶伤,居然如“家常事”一般贯穿了整整9年岁月⋯⋯曾光事后回忆道,9年乡村医生的经历,为他日后从事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积累了最宝贵的财富。 9年后,当曾光行将离开围场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农民朋友都要请他吃饭。他下到一个村子给人看病,却被一村4户人家同时拉着去吃饭。当地贫困,农民办一顿稍像样点的宴席,花费就相当于3个月的劳动所得。如果你拒绝不去,那是对主人感情的最大伤害,曾光只得轮流在每户人家吃上10分钟。这4户人家里,每家都把他唤作“救命恩人”。他们说,我们亲人的命,那是曾医生给的。 考研时不知导师是业界泰斗 曾光本以为会这样在农村待上一辈子,却在1970年代末听到了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的消息。当年高考的经历,又一次在脑海中清晰起来。曾光打算离开农村。他不是为了回城,他是不服气! 把公共卫生作为研究生报考方向,因为这是曾光唯一能把教科书凑齐的一个专业。想考临床专业,从大医院起码的诊断、化验条件到普通的专业书,他工作的乡村小医院一无所有。几经辗转,他终于弄到流行病学、卫生统计等公共卫生教材。曾光开始了“肉搏战”。 复习迎考假总共20天,这20天是曾光自学和复习的“合法假期”。那时的他俨然像热锅上的蚂蚁,倒不是学业上的困难,而是没有一个让他安心读书的容身之所。“考试假”之前,他白天给病人看病,晚上熬夜看书复习,每天只睡4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到最后20天,想集中精力专心攻关,可村民们却不认这个理。找他看病的,寻他问诊的,围追堵截般等在卫生院和他家里。 公社书记看不下去了,正巧他要去县里的党校学习开会,得去30多天,他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曾光,虽然他也不愿意这个年轻人离开这里。办公室在整个院子最后方,曾光反锁在里面安心复习。没图书馆,没老师,一切从头来过⋯⋯从自学到考试,20天时间,却从此改变了曾光的命运。 围场县的父老乡亲,根本不会想到,这个曾在9年前默默无闻来到他们身边,用了9年时间帮他们治病的年轻人,这个在临走时让他们万分不舍的“曾医生”、“曾老师”,在走出这个如今被他用红圈儿标记的贫困县后,竟会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前途,会成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顶级专家⋯⋯这是这些乡亲们的想象力,永远无法企及的。
在见到导师何观清教授前,曾光竟不知道自己投考的是公共卫生“泰斗级专家”的门下,甚至导师是男是女,心里都没个谱。同一届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同一老师门下的4个研究生中,他确实很没“背景”:本科学的不是公共卫生专业,所干专业也不对口,就读的医学院又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儿;而另外3个同门中,两个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之前学的都是公共卫生专业。 但,只要是真金,总掩盖不住光芒。中学时代打下的良好数理基础,培养了曾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9年的乡村医生经历,给了他一定的临床经验。在流行病学名家何观清的调教下,曾光在专业基础和科学作风方面,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1982年从协和硕士毕业后,他在何观清指导下,开展起理论流行病学和疫情预测研究,创建了一种隐性感染者数字模型,所研究的流脑预测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奖;1985年起,他开始负责全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一个公共卫生“未来之星”,开始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崭露头角了。 一个公共卫生专家的抱负 这些天里,我拜访了曾光的老同事,他们中有些人和他相处了20多年,短的也有10多年时间。我也几经辗转,采访到了现任中国疾控中心疾控应急办负责人的倪大新博士。2003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防治非典学术研讨会上,就是他代表曾光教授宣读论文,并对SARS后期疫情作了判断⋯⋯在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的过程中,我进一步走近了曾光的内心世界。 2003年4月,SARS疫情燃烧到了北京。4月22日,曾光率SARS防治专家组进入感染严重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当“全副武装”下到病房一线和门诊现场查看后,他听到了一线医生的真实声音,“医院里感染的情况糟透了,已经无法挽回了!”随后,他向北京市领导果断提出立即隔离关闭人民医院,在远郊建立SARS专科医院,集中收治非典病人,使老百姓远离“恐怖源”。不久,小汤山医院在10天不到时间内建起⋯⋯由于在抗击非典疫情中的突出贡献,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功会上,一共有23人代表所有受奖者上台接受表彰。曾光列在第12位,站在主席台的正中。 但对那段记忆,曾光并不把这份荣誉作为骄傲。他反而痛心地说,如果早一些了解前线的真实状况,那么情况就不会这么糟。曾光直到今天仍耿耿于怀。他想不明白,长期以来宣传公共卫生正确观念,为什么就这么难?“看看2003年SARS疫情,我们一开始真是毫无招架之力,混乱的疾控体系是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曾光打比方分析,就像部队长期不打仗,遭遇“刺刀见红”的战役,不溃败才奇怪呢! “以保证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这是公共卫生最基本的定义。”曾光说,只有通过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才能创建一个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但眼下,有多少人明白‘公共事业’这几个字的意义?”在曾光看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公共卫生经费不足,公益事业被异化成赚钱工具。卫生防疫站长期不接受专业训练,碰到现场流行病调查等花钱事情不想干,考虑的只是如何赢利,这是对公共卫生的最大伤害!曾光尤其痛恨那些以业绩评价和本地经济为“中心任务”的官员,不计任何后果瞒报疫情。“要知道,疫情瞒报的后果不堪想象。这是在拿老百姓的健康开玩笑!”“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把老百姓的疾苦放第一位啊。所以说,态度上的错误与不作为,那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在曾光看来,公共卫生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面对所有公共卫生问题,你只能选择迎战。不做不会错,做了不一定“立竿见影”。公共卫生是承担后果的,没“政绩”可言。 1999年春节前夕,卫生部召集专家座谈。曾光对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短缺问题“放了一炮”:“1998年洪水过了,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但也暴露了现场流行病学人才短缺问题。”他以他所在“国家队”为例分析说,“只经过半天专业培训,怎么能指导救灾防病工作?一次侥幸过关,长远怎么办?”他直言不讳,应学习国外好的经验,平时就着手开展现场流行病学人才培训,形成自上而下的人才网络,需要时就能拉出合格队伍⋯⋯2001年,卫生部开启后来被誉为“中国公共卫生黄埔军校”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以调查处理各种公共卫生事件现场为大课堂,培养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人才。负责与外国专家谈判和项目筹备工作、并担任项目执行主任的,是曾光。 曾光也有无奈、抑郁,甚至愤懑的时候。采访进行中,每说到激动处,他却总会戛然而止,渐渐陷入沉思。曾光说,他读过北宋理学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后,怦然心动。一个公共卫生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倾其一生做的,也许就是“为生民立命”的事业。但有时,他又惊恐地发现,这或者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说出的最为豪阔的空言。一如每一个静谧的子夜,埋头于万千卷帙中求索的他,会疑惑自己苦心孤诣、书写于案头的文字报告,会否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长夜里的自言自语? 儿子很认真地说,“爸爸,就算你已经爬上了流行病学山包的顶峰,你抬头看看,其他哪座山峰不比你的山包高啊?!”“是啊,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卫生专家非常渺小,无权无势。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呢?”曾光感慨道。 “每个人都要退休,我现在‘超期服役’,我发现还有很多事情没干完呢!”即使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曾光的心中还有梦。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公共卫生问题的产生,是社会各种问题的综合结果,它可能涉及到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涉及到动物等等。所以,公共卫生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国家体系的责任。就像他在非典时期提出的,“预防和治疗非典型肺炎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关于非典型肺炎的信息收集、流行病学调查、物资供应,乃至对贫困人群的治疗等等方面,都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一个好的公共卫生专家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成为决策层的参谋。”这是曾光的抱负。 “他就活脱脱一快乐老头儿” 提曾光,不能不提他的学生们,他们让我看到了曾光的另一面。 裴迎新是曾光的博士后,至今都记得“拜师”时的情景。“以前就听闻曾老师如雷贯耳的大名了,也聆听过他的报告。在做他学生前,我对他的所有印象就是一个圈内的‘大腕’。但凡这类人物,大多是不易接近的。”就在这个来自哈尔滨的姑娘带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终于见到博士后导师时,她忍不住笑了。因为“大腕”首先给她讲了一个不太像“大腕”的顽皮笑话。 “世界上叫曾光的人,不止我一个啊。那个比我小40多岁的陕西女孩,就是在香港获得过‘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冠军的‘华姐’曾光,可比我名气响多喽。”就在裴迎新刚放下惴惴不安的心情时,曾光来了句语重心长的话,“做公共卫生工作是件清苦差事,是不可能有‘一夜成名’的快感与刺激的。”一个笑料,一句冷语,这样的“开场白”她怎么都不会忘记。 其实,一如其名字的喻义,曾光是很阳光的,常能以自己的光热影响到周围人。“他就活脱脱一快乐老头儿,嘴角藏不住的是微笑,丝毫不会让人感到难以接近,或是发怵。”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如是说法。 我毫不怀疑这样的“流传”,我亲眼见识过他对后学弟子的特别疼爱。如是外人来访,多半得预约。几时几刻,交谈多久,曾光的助手会提前告知你精确的时间,有时或会“短斤缺两”;曾光的办公室电话和助手的电话是一条线路,别看他电话特多,那已经是助手“过滤”了一道的,若不加“筛查”,两个曾光也忙不过来⋯⋯但,只要你是曾光教授的学生,所有一切“壁垒”都形同虚设。疾控中心办公大楼8层,那个挂着醒目的“Professor Zeng(曾光教授)”名牌的办公室,是永远为你敞开的。 采访过程中,曾光的博士生几次来敲门。“等一等吧,来学生了。”他总是转过身把时间留给弟子,专注地听这些年轻人讲话,汇报研究报告情况,提出质疑与困惑。偶尔,办公室的电话铃也会响起,曾光对电话那头表示,如果不是特急的事情,一会儿可以打回电过去。然后示意学生不要停顿思路,继续话题。 渐渐地,我开始疑惑。抑郁、愤懑,慈祥、和蔼,截然两面的性格脾气,怎么就能同时融于这个知识分子身上?我抬眼端详眼前的曾光,看他沉静地倾听学生的声音。有一刻,我倏忽间感到一阵恍惚,这个满头银丝的长者,似乎早已和眼前促膝而坐的年轻人置换了身份――看那专注与认真的模样,你会以为他才是一心向学的弟子。 (摘自8月24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