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
经典作家虽然曾经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进程提出过一些探索性的设想，但不可能对被其称之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作出明确的设计。在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阶段问题，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1．列宁的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列宁最早提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未能进一步阐发，后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曾长期处于一种不清醒的状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了许多超越阶段的错误。
2．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
A、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建立，但没有建成。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这是否就是问题的终结呢？显然不是。毛泽东根据辩证的过程论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建成”这样两个表示过程起点与终端的概念。毛泽东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对不对呢？比如北京市，我说进入是进入了，
你说还没进入？比如北京这么一个城，火车从天津开进了城没有呢，进了城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入，尚未完成。是下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毛泽东从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出发，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进人，尚未完成”的概括。1957年２月，毛泽东又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毛泽东在1957年7月说过：“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
B．社会主义要经历不同发展阶段
1955年10月，他在会见工商界代表人士的谈话中认为：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进，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1956年11月底，他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过了200年或2000年后，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会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经济基础变化了，上层建筑也就会不相适应，一部分进步的人要求改变，另一部分保守的人不愿意改变。这样就会发生革命。他还说：就拿1万年来说吧，这里会有许多矛盾，需要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共产主义社会可分成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等，即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自己的对抗矛盾。
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还指出：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1964年8月，他接见一些理论工作者时继续指出：社会主义也得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百把千年，就不分质的阶段，我不信。还说：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100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
经过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之后，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还是从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谈起的。他说：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在他看来，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但这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C．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
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两阶段”论的明确概括虽然是在50年代未60年代初，但这个思想早在50年代前期就已模糊地潜在着。1954年6月，他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说：我们是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这两段讲话都表明，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建成并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终结。
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和时间问题，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曲线。在1958年“大跃进”以前，他的认识比较客观一些，上面提到的他在1954年6月的报告中认为，大概经过10个五年计划差不多了，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先后对农业和工业作了凡个月的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较多的了解，虽然也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生产指标，但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思想。他认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等之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50年至100年时间。基于这样的认识，1957年3月，他在南下视察对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讲话时，指出：让我们跟全国人民
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50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多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这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提出的“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的思想的发展。不难看出，他已经接近了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在于发展生产力这个重要思想。可惜的是，他后来严重地偏离了这个思想。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过来，刚开始搞生产建设，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要把这个社会建立好，使人民有好的生活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但是，“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不再讲这些了，一度将改变面貌的时间缩短了许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60年代初才恢复了原来的估计，甚至认为时间可能更长一些。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由近代中国国情决定的。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87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
赞盖里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所处的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他说“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92年南方谈话）
社会主义历经革命、建设、改革。
4．我国社会主义经历两个阶段
个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经历两个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阶段
此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巩固是中心议题，其他问题都是围绕此议题展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改造、
三反五反运动、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论（根本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
阶级斗争为纲。
关于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
过去63年的前30年，我国做得并不成功。当然，官方有两个数据,一个数据出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拿出来的宣传资料，说是1953-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1%。说中国1949年后头30年经济发展情况也很好，但这与我个人的感觉和日常生活的常识都有很大出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们后来无数次说到，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有1959年到1962年的自然灾害。现在要说那时的经济有那么高的增长率，似乎不可信。
好在有来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的权威数据可以修正上述说法，“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这表明，从消费角度看，那2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5%。我认为这才是更可信的数字。这一数字直接表明我们头30年经济建设不够成功。
在美国有关学术机构能够找到的经济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数据表明，中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这个数字与中共中央在上述权威性文献中的估计数大体可以间接相互印证，尽管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水平是两个不同的指标。所以至少从人均GDP或人均消费水平看，那30年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我国周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在那同一时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数量增长都在5倍以上。
但是，自1979年以来的33年直到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是非常惊人的，取得了辉煌成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这33年中的前29年，GDP年均增长9.8%，最近4年平均增长9.4%。这些数字比较过硬。虽然不时有经济数据造假的批评，但总体来说，国际社会认同这些数据，毕竟后面有进出口总额和庞大外汇储备等过硬的东西摆在那里。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
此阶段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猫论”、“摸论”、“闯论”。
发展才是硬道理。
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使国民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人们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华盛顿共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把“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做正相反对的理解。“北京共识”最早是由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他是《时代》周刊的编辑。
“什么是北京共识？”雷默先生认为它包含了三条“定理”：一是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二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就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三是在外交上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老实说，我始终没看出雷默先生的这些话包含什么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法律关系原理。
2012年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又将“北京共识”从增量改革，即反对休克疗法、创新与实验、出口导向、国家资本主义和威权主义等5个方面做了阐述。这里的所谓“威权”，实际上是不民主的委婉说法。
到后来，中国模式的说法取代“北京共识”，但内容依旧。从知识层面看，它的核心宪法内容是推崇威权、缺少对权利的制度保障。“中国模式”从来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或与之对立相标榜的，因此，“中国模式”包含的宪法主张，肯定处在间接反映“华盛顿共识”的“自由民主”的对立面。
中国迄今为止政治建设确实搞得不够好，但这不等于执政党拒绝民主政治，更不等于它要搞威权主义。而现在大谈“北京共识”，从而力主“中国模式”的人，几乎完全不提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和法治。
作为概念的中国模式不同于作为实体的中国模式，前者是一种认识，后者是客观实在。所以，使用、谈论“中国模式”，并不等于承认的确存在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可能简单回答的问题。
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中国模式”必掉进左倾陷
阱
从过去30多年的体制和发展看，可以说中国存在一种模式，但与所谓“北京共识”没有多少关系。如果非要以“模式”的方法概况过去30多年的体制和发展，那只能是中国宪法、《中国共产章程》和《中共十七大报告》都记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总结这条道路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谈“中国模式”，几乎必然会掉进左倾极端主义的陷阱。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两大部分内容构成：第一，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前30多年实行经过改革后仍保持至今的内容，60多年来一直存在并发挥功能，如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一党固定执政、党-国关系体制、人大制度、国有经济等等；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增加的新内容，主要有私有经济、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私有财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较多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等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外谈论“中国模式”，只能片面强调从建国前30年继承的体制内容。
从逻辑上看，倡导“中国模式”既可能片面强调原有体制的剩余部分，也可能片面强调改革开放增加的内容，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倡导“中国模式”注定只能是片面强调原有体制剩余部分的内容。因为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的成果还不巩固，希望进一
步改革，不会从“模式”的角度看待这部分内容。一旦把某种内容固化为“模式”，无异于宣告这部分内容长期不会改变。
我感到，中国领导层中确实有一些人对所谓中国模式比较感兴趣，但中国各个最高国家机关和执政党正儿八经的“喉舌”，从来没有肯定过所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大家可以找一找，看执政党哪个权威性文献，哪个重要领导人公开肯定过它们，看《人民日报》、《求是》和中央电视台什么时候肯定过它们。
为什么国家和执政党不肯定“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原因很简单，这个基于“北京共识”的所谓“中国模式”的系列观点或内容，从总体上看明显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十七大路线的规定、论述和精神。
实际上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的发展道路，无外乎是要总结过去30年成功的经验，但是中国真正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模式”在理论定位上片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里面包含的全部宪法要素中的传统部分，这是问题所在。也正出于此，一方面官方有些人很欣赏这个东西，谈起来津津乐道，但是又始终不能在正式文件上加以肯定。
官方不可能接纳“中国模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模式”在形式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分庭抗礼，无论如何定义，它都只能以“北京共识”为基础从“左边”片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另外，“中国模式”这一用语本身，也多少有些显得自大和张扬。中国现在要韬光养晦，不想扛大旗，无意输出任何“模式”。
“中国模式”否定继续改革的必要
所谓“中国模式”，从它的基本内容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左的套路，其要害主要是维持现状，甚至在某些方面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同时否定继续改革的必要，尤其是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否定实行民主、法治和加强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必要。
可以说，重庆模式就是“中国模式”的实践模型，重庆模式的实践即中国模式在中国的预演。不管一些人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宿命。这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模式”的理论定位很有意思，它基本上只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传统内容。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很多内容，既有改革开放前的内容，即传统内容；也有改革开放以来创新发展的新内容，如私有经济、按生产有素分配、
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对其它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扩大保障等等。宪法中的传统要素和新要素，都为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了贡献，都应该肯定，尤其是正在发展的这些新要素。
谈论“中国模式”涉及到中国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发展经验。回顾历史，在经济成功一定有政治法律要素提供正面助力的假定前提下看问题，传统的宪法要素在中国仍然有正面的功效，我们不宜放弃。但是，我们要看到，传统宪法要素在中国的头30年并没有没有表现出多少效率，现在和今后，光靠它们肯定是不行的。
关于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中国模式”论者把片面地把发展成就记载在中国传统宪法要素的功劳簿上。这不符合实际，也是不公平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传统宪法要素在1949年后的前30年就是强有力的存在，但它们并未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显现出威力。
我们最近的33年是靠什么发展起来的？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多种宪法要素变革和创新的综合结果。这些创新性宪法要素千头万绪，但其中最紧要是在所有制结构中加入了私有经济，分配结构中加进了按生产要素分配，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轨，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尤其是扩大了个人权利和自由。
过去30多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与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并列。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恐怕也不过如此。话虽这么说，但我们不能忘乎所以。
中国要持续发展只能走宪政之路
关于从所谓中国模式看中国宪政之路，我这里再表达几点结论性观点。
A.GDP能说明的东西是有限的，中国为年均GDP持续高速增长已经付出了难以继续付出的高昂代价。GDP只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国生产是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市场价格的总和。因此，单纯从GDP总量或年增长率本身是反映不出其后面的资源投入、能源消耗、管理成本和环境损害等很多情况的。但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过去30多年在GDP至上的政绩思维主导下，付出的成本之高，相当惊人。
B.经济与政治这两个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30多年来原本应该强调协调发展，但实际上始终搞的是GDP中心主义。政治体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就存在，而且提上国家的工作日程。但因为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改革并没有继续进行。
后来经济的迅速增长则进一步拉大了政治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有些人士可能会问，你这样说有没有依据？我说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就提上了日程，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重点提出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但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层面得到了较好解决，其它层面在体制上基本没变，甚至权力集中程度更甚于从前。
C.我们必须承认，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大为缓和，但国民日益增长的基本权利保障需求，尤其是政治参与方面的基本权利保障需求与现有政治体制能够提供的实际保障过于稀少之间的矛盾则变得日益尖锐。我国领导层应该真正面对和回应国民日益增长的基本权利保障需求。这涉及调整对社会基本矛盾的估计。
数十年来，我国领导层一直把国民的需求主要定位于最低层次的需求，几乎是一成不变地把我们的认识定位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估计一直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情况现在有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我们经过了33年经济高速增长。
从近年来的一些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案例来看，现阶段中国公民正在争取的最前沿的基本权利是人身自由的保障；其次是争取私人财产权、言论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被选举权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申诉、控告、检举等基本权利的保障。
D.今日之中国，能对整个社会生活发挥关键影响力的基点，已经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法律领域。我们长期以来都说发展是硬道理，实际上仅仅是讲经济发展，没有包括政治法律发展。我觉得现在不能这么说了，今后的情况很可能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可能受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可能丧失，社会可能陷入动乱。邓小平说过，温总理也多次说过，政治体制不改革，有可能失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E.中国应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通过落实民主、法治、审判独立和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来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基本的要求是公权力的运作完全回归宪法，实现宪政。我国现在国家权力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处在宪法规范之外，这是国家政治进程脱离宪法法律的表现。我国领导层原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正式提出要通过党政分开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方面的努力后来停止。
总之，“中国模式”这个提法有害于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法律间的协调发展。“中国模式”看起来是描述经济发展
方略的用语，但其主要包含的内容是政治，而且是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中国模式”的提法反映了中国一部分国民安于既得利益、固步自封、不愿改革、尤其不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但是，中国要持续发展只能通过改革走宪政之路。
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
经济体制改革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基本经济制度思想
分配制度思想
对外开放思想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思想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
基本经济制度
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基本特点
基本要求和原则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D．中国的经济发展
E．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对外开放
2．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①国家政权性质思想；
②政治发展道路思想；
③人民民主思想；
④社会主义法治思想；
⑤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⑥尊重和保障人权思想。
B．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①人民民主专政；
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⑤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a．始终高举人民民主旗帜
b．坚持党的领导、人们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c．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d．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①健全民主制度；
②丰富民主形式；
③拓宽民主渠道；
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⑤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e．完善社会主义法治
①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②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治国、执政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
f．不搞“三权分立”和多党制
D．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Ⅱ.政治体制改革的总要求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Ⅲ.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立场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绝不照搬
西方模式，决不放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Ⅳ.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②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③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④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Ⅴ.政治体制的评价----政治稳定
①政治有序；②政治有效；③政治持续发展。
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方针）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坚持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中国的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遵循中国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曾提出接班人必须具备5项条件1964-7-14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作者：钱伯城，原题：华国锋平议
新华社发布的讣告和配发的文章
2008年8月21日出版的各类报纸，都登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逝世的讣告，所用的统一标题是：“华国锋同志逝世”。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这条以电讯形式发布的讣告，代表官方对这位历史性人物的“政治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对其政治品质作出的正面评价。对他所任党政军职务，则定格为“党和国家重要
领导职务”。有何政绩，未加一词，似乎留给人们一个可供思索的空间。
8月31日，新华社又以电讯形式发布了华国锋遗体在京火
化消息，并报道了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以及华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哀悼慰问的国家党政军(包括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名单，长达180人之多，其规格之高、规模之隆重，不说是国葬，也可说是准国葬了。
值得重视的是，新华社这次同时配发了《华国锋同志生平》的长篇专文，历叙讣告和新闻中未曾提及的他在位执政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领导和动员全党全国方面作出的“很大努力”。文章最后的结语说：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华国锋同志永垂不朽！
这与1980年12月5日十一大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的一份通报中对华国锋的评价(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随后20多年间在一些党史著作和文章中的负面评论，形成鲜明对照。
2007年和2008年，笔者先后写过两篇当代史文章，都曾论及华国锋当政时的政治作为。
前一篇《回看“四人帮”覆亡之日》(载2007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其中说：“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注目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后一篇《赫鲁晓夫在中国》(栽2008年第3期《书屋》)，其中说：“华国锋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把‘四人帮'与毛泽东本人成功地划清界线，施行突然袭击，抓捕了‘四人帮'，出了广大人民积之已久的怨怒之气。二、为邓小平复出扫平了道路，并起用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为随后的思想解放、邓胡新政和改革开放，开启了曙光之窗。”又说：“但他缺乏开创一个新时代、新社会的意志和能力，为‘凡是'派包围，下台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随着这位历史性人物的逝去，对他的政治品质和政治业绩，已有新的定位，我想不妨在前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再作一番回顾与叙说。已讲过的不多重复，仍求言必有据。
接班人问题
华国锋是继刘少奇、林彪后毛泽东指定的第三任接班人，与前两任接班人不同，他是实际接上班的接班人。接班人的选择，有一个漫长多变、错综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若从1945年党的七大算起，至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为止，长达31年之久。多变，指立废起落难以捉摸。各派系、势力你争我夺，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而关系错综复杂。但稍作观察，主要是两条线路活动：一条是明线，叫选贤与能；一条是暗线，叫选亲与信。明线，大家看得清；暗线，看不清，时隐时现，与明线纠缠在一起。
刘少奇、林彪、华国锋，是明线受到公开承认的接班人。彭真、邓小平也在明线的预备名单上。“文革”初期刘、邓尚主持中央工作，在一次向民主党派通报“彭罗陆杨反党案”时，刘少奇在会上说：彭真曾是我们党培养的接班人。这当然是来自毛泽东讲过的话。邓小平于“文革”开始被打倒，1973年起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被委以党政军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虽名位尚次于周恩来，“四人帮”又不断从中作梗，但可能接班的架势，已搭起来了。
暗线之起，后于明线，但也有一个名单，这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姚文元虽名列“四人帮”，只是笔杆子，还轮不上接班人位置。暗线的初始形态，是《评新编历史剧(海
瑞罢官)》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篇文章的先后发表，这是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接着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又升任代理组长，总揽“文革”大权，频频亮相。
毛泽东为接受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教训，防止“中国赫鲁晓夫”的出现，曾提出接班人必须具备5项条件，先发表在1964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篇。1966年，这篇文章中关于接班人条件的一段被编人《毛主席语录》(林彪写了有名的《再版前言》)。现引《语录》所载要点如下(每条前数码为引者所加)：
条件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条件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
人服务的革命者。
条件三他们必须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条件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条件五他们必须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但是，这段占有三个半页面的《毛主席语录》，却不大为人注意，几乎未见有人提及或引用，连“两个凡是”派对此也避而不提。它其实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见证了毛在接班人问题上推行标准化(5项“必须是”)的努力。伟人亦无法预料或规定他的接班人接班后会做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唯一的办法，只是接班前的主观考察。毛曾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又对为江青传话的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的这些带批评口吻的话，当然不能仅从字面理解。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相当长时期内接班人位置空缺。毛泽东于周恩来逝世后，在同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二人之间，最终选中被他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的华国锋作接班人。这时他需要的是“老实人”，可以起辅助作用的人，而不是能人，这明显带有过渡性质。
关于毛泽东的这项安排，《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根据第一手资料，有较翔实的记述。如第
43章《临终的日子》，在“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段落中，引用张玉凤未刊稿《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所叙：
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在这后面，毛泽东还说了下面的话：“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这条材料是《毛泽东传(1949-1976)》作者根据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笔记《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补充上去的。毛泽东明确指示华国锋作头、邓小平作助手，把华提到了邓的前面。
1976年8月15日，老友熊向晖去西山见叶剑英，叶谈了他对华国锋的看法。熊的女儿熊蕾记录了叶的谈话：
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
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了。
叶剑英还跟熊向晖详细谈了去见华国锋的经过和谈话内容，也见于熊蕾的文章：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安插人员，人事问题非常敏感。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控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父亲(指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不止一次说过这话。(原载《周末》，此据2008年9月21日《文摘报》熊蕾文)
政协委员替民说话 凭啥政策只针对百姓
深圳市政协委员刘辉：当前这些限行、限购、涨停车费的政策全部都是针对老百姓的措施，并没有针对政府的措施。这次，我们要用逆向思维来看待问题，要向公车要畅通，向规划要畅通。公共资源本来就是百姓应该享受的，上涨停车费，对于公务车来说可以报销一些，可是谁来负担这些费用呢？结果依然要财政埋单，这也是为何百姓反对的声音会如此之大。
[评论]任志强：总把政府无能的成本用限制性措施转移给消费者承担。 网友会飞的毛毛兔：这才是人民的声音，人民的代表！
网友贾-东：很多措施往往是本末倒置。
什么才叫成功人士？这种人我们村全是„„
某企业家向身边的美女滔滔不绝地炫耀如何从哪几个方面
辨别真正成功人士：1、没有名片；2、自己不开车；3、衣服没logo；4、住的是小独院；5、每天午睡；6、经常在郊区户外活动；7、包里现金很少；8、可以生两个以上孩子。旁边一位农民兄弟兴奋地打断他：“这种人，我们村全是!”
中国鹰派震撼世界，外媒痛骂美挑衅北京！
前摘：英国《金融时报》10月17日文章，原题：中美两国能否友好相处？ 美国在奥巴马和罗姆尼之间做出选择后，中国也将向外界展示新一届最高领导层。不论是否巧合，美中领导人换届提醒人们，两个大国间的关系将给未来数十年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美中能否友好相处具有重要意义，不夸张地说，它将决定我们要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
与我交谈过的每一位有长期驻华经历的西方官员都提醒我，西方对中国的内在运作机制知之甚少。中国崛起的事实让这代领导人较前任更加自信。但自信是否会发展为自大，果敢是否会发展为扩张主义？在华盛顿，官员们在谈论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三派观点。第一派观点是“中国应韬光养晦”的训诫—该原则使鸽派和鹰派达成巧妙妥协。鸽派得到关于外交冲突不会妨碍国内发展的保证；鹰派则由此相信，当中国足够强大时属于自己的时刻就会到来。邓小平的这一至理名言至今仍有不少拥护者。第二派认为即使中国实力变强大了，与美国冲突对中国也几乎没好处：互相
依存是中美政治与经济生活的现实。但该观点得到的支持已有所减弱。第三派认为，中国已忍受了足够多的屈辱，在国际事务中恢复自身应有身份和地位的时机已成熟。这派观点在解放军中有不少支持者。任何关系都由两方面构成。奥巴马将“重心”转向亚洲的举措已在北京引发反冲。近期海上争端骤然恶化并不全是中国的错。有些时候，中国政府有关“其他方面先破坏现状”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
狮心评论：近一段时间从，从中菲黄岩岛争端，到中越南海争议，再到随后的中日钓鱼岛对峙，种种主权矛盾在短时间捏集中全面爆发，着实让国人感到无比差异。我们已经太过习惯和平安宁的生活，已经忘却了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强敌环视之中。在冷战时期，美苏独霸，世界被撕裂为两极。在这样复杂的国际环境逼迫下，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做出了韬光养晦的有所作为的战略决策。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中国非常明显的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保持了旁观者的角色，避免在某些热点问题上以太过强硬的立场而引火上身。中国要求军队必须忍耐，暂时性的退出了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让位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数十年，中国依靠打下的良好周边环境，从容的进行着之政治经济改革，实现了综合国力上的历史性跨越。原本对中国改革并不乐观的西方国家，忽然发现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中国，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巨无霸，成为了即将具备对抗美国意志的存在。美国显然不可能将霸权地位拱手相让，对华战略也越发具有攻击性。反恐战争时期，白宫尚
且需要中国来稳定后院，但是在反恐战争主要军事任务结束之后，美国明显的将战争矛头指向了中国。中国周边国家一方面期待着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另一方面却又妄图在中国觉醒之前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国四周狼烟四起，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国家调整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
深度解析：从国家发展态势上来说，已经具备了较强综合国力的中国，的确需要对外交战略进行必要调整，以期适应新时期复杂的斗争形势。我们以世界大战不会很快来临为基本判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让军队出于一种最低保障限度下。即使现在我们依旧坚称，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却不能否认中国本身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崛起危机。９６年台海危机后，中国已经事实上放弃了让军事力量忍耐的决策，以遏制台独反制美国干涉为目标，华大力气重整军备。中国解放军以此为契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进入新世纪，我们更是将有所作为作为了自己战略的外交战略的重要发力，在地区与国际事务上动用自己的天然优势，以期待维护世界和平，为以后发展创造更为安宁环境。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韬光养晦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放弃，我们更多的将是对其进行修正，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敢于亮剑！只有军刀的有力保障，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美国事实上十分清楚，中美开战对自己乃至世界都会造成惨烈的后果，但是美国的霸主地位要求其必须对中国崛起作出反
应，不然只怕会更快的跌落神坛。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依靠斗争求和平，才能真正让美国正视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不断的蓄谋挑起新冷战！2012-10-23
北京罕见霸道手腕，美抛弃日本竟不战自退！
前摘：据日本媒体报道，日美两国政府决定取消原定于11月5日起举行的联合夺岛军事实弹演习。俄新社10月22日报道指出，俄远东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基斯塔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决定取消与美国的联合夺岛军演，主要是由于日方想要缓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基斯塔诺夫指出，美国在今年8、9月份与日本的两次夺岛演习的地点均非日本领土，而11月的演习按计划将在日本境内的冲绳地区举行，这还尚属首次，因此很可能是极大的激怒了中国。他称，日方并未预料到中方会如此极端“负面”的对待日本方面将钓鱼岛“国有化”的闹剧，并且事态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经济，包括日前日方热烈欢迎来自中国的1500人旅游团的举动，均表明了日本意欲缓和的态度。基斯塔诺夫进一步表示，日本方面近来的态度与其大选前的内政局势亦有关联。
狮心评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对战争失败最为苦痛的经历莫过于美国的占领历史，日本自认为自己是被美国击败，在战后也仅仅接受了美国的军事占领，在战后的政治变革又完全由美国主导，日美
同盟就在这种半强迫中最终达成，日本之所以敢于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对抗，针锋相对的将领土争端上升为主权矛盾，归根到底便是自恃背后有着美国作为依靠。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心甘情愿的将自己当做美国的排头兵，妄图依托美国的力量抗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显然，东京过度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太过自信与自己的控制力。日本将中美放在手心鼓弄，到头来只会自我毁灭而已！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确将中国视作未来的劲敌，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贸然与中国这一最大的贸易伙伴开战，只会让自己元气大伤，让日本等国渔翁得利。美国不可能为日本火中取粟，日本也难以完全信任美国的表态，日美联合军演在北京逼迫下最终取消也就在情理之中。日本或许希望让持续许久的钓鱼岛争端回归平静，实际上则是自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国有化来强化钓鱼岛主权。中国如果果真按照日本的希望，在其释放善意信号后就顺势和解，只能被认为默许乃至纵容主权丧失的现实。这对中国而言是不可接受，也是不能原谅的原则错误。有鉴于此，中日争端不可能随后日本阶段性退让而了解，只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已！
深度解析：日美联手所形成的强大力量，的确需要我们警惕。中国如果说从诸多危机中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莫过于更加清醒的认清的国际形势。乐观的认为某些国家会乐见中国崛起是片面，乃至错误的。即使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但是还是会选择依托民族情绪，对抗中国力量扩展，为了选票或者蝇头小利而至关系大局于不顾。中日关系如此，中美关系同样。美国宣称中国式重要的合作
伙伴，也乐见中国的复兴进程，乃至希望中国能够给世界带来重要的发展意义，但是白宫明里暗里不断的鼓动周边国家对抗中国，更是将主要军事力量调动向了亚太方向。日美今日可以取消所谓的多岛军演，但是美国的舰队主力与驻日美军随时可以喝日本举行任何形式的对华演习。他们所基于的判断仅仅是自我需要，绝不是出于善意或者果真服软。日本不可轻信，美国更是不可低估。中国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捍卫自己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坚定意志，强硬的态度在让国人振奋的同时，也极大的震撼了敌对势力。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却绝不惧怕战争，更不会被敌对势力的讹诈所吓倒！日美联手，看似强大，其实漏洞百出。日本甘愿献身可安好心？无外乎拉美国下水而已！美国又果真愿意为日本火中取粟？也不过是希望日本当炮灰罢了！日美如此，其势岂能长久？
中国军事实力的暴涨，实际上已经让我们具备了在周边地区争夺主导权的实力。历史上中国长期占有此等角色，未来也让理所当然的恢复法理！对美日同盟，要坚持绝不畏惧坚决对抗，同时也要分化瓦解，令其相互龌龊才是正途！归根到底，中国国力的增强，将会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能！
港媒说出央视不敢说的真相：中国外交五大败笔
外交部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在于确定并曝露了我方很低的要求，其在新闻发布会一再强调日方应承认争议。
外交部明确提出这个过低的底线使日方无所顾忌而转为强硬态
度。因为原本就存在争议，日方购钓不成，最多退回原来状态，没有任何损失，如果成了则获得主权，因而也就不怕失败。
我方如果反对无果，则失去对钓鱼岛的主权，成功仅保持了原来的争议。
不知是谁定下了这个愚蠢的底线，而且在谈判前就反复公布底线，我们的外交家为何完全忘记了如何谈判。还是有人在别有用心。这样的后果是日方近来变得日渐强硬。
实际上我们的最低要求应是夺回对钓鱼岛的实际管辖权，以后在收回主权，共同开发则好商量。这样我们必有所得，而日本至少失去了原管辖权。 由此才能在道义和谈判中占上风。
而外交部如此作为将使我三军和军地的联合演习作用大打折扣。 下面来详细细数下中国在外交上面的五大败笔，导致了现在中国在国际地位的如此局面
一、是在利比亚问题上，欧盟设禁飞区，要打击利比亚，中国投了弃权票，放弃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放弃了“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国方 略，没有负起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导致了利比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中方也损失了上百亿美元的资产，在国际上的声望也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而在时下对叙利 亚的政策上，中方吸取教训，投了反对票，叙利亚才没有重蹈利比亚的覆辙。
二、是泰国总理他信曾在中国遭遇非典时仗义直言，说中国政府有能力在60天内消灭非典，维护了中国形象。但在他信下台后，中
方断然取消他信的永久签证权，在国 际上留下了一个无情无意的形象。这一点与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对待水门事件后下台的尼克松形成反照，匪夷所思。
三、是2009年，中方向越南提供了500亿的无息贷款，而越南却用它来买俄罗斯的苏30战机，用于对付中国。更可恶的是，就在同时，越南却与印度达成了共同在中国西沙开发油田的协议。
四、是不敢在国际事务中发出强硬的声音，放弃了树立大国形象的良机。
五、是尽管在周边国家、非洲国家撒了大把的银子，却没有交到几个真心的朋友，堪称悲剧。
报告结束后，阮次山先生向大家敬军礼。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阮先生为太原观众奉献了一场精神大餐，现场时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人心向背，不单是对阮先生的敬意与佩服，更多的是拳拳爱国之情，每一个到场的人都期望一个硬朗魁伟的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带领世界人民走向和平兴旺的新纪元。
中外学者关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变成强国是最重要挑战
2011-09-13 07:55:39 来源: 国际在线(北京)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张哲）：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加一直是世界上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的重点。那么他们最新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由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主办的第四届“当代中国学国际论坛”12号开始举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秦刚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了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秦刚说，“首先，当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当今的中国生存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正在向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迈进。因此，当今中国提供了很多可供研究、探索的东西。第二，当代中国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很多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专家。而谈到方法论时，当代中国研究要求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和动态的研究。第三，当代中国研究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
来自英国、中国等有关国家的2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参加了本届论坛。今年讨论的主题是“迈向2020年中国的前景与挑战”。为什么会确定这样一个主题，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杰教授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姚树杰认为：“2010年是一个转折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性的地方，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2020年，按照现在的情况肯定超过美国。当中国的总量超过美国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地缘格局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研究下一个十年中国怎么应对，外国人怎么样跟中国打交道，中国人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变成大国问题不大，变成强国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挑战。”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势头被广泛认可。但是中国在迈向世界强国的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认为，在过去几十年到100年之间，中国经历了很多次重大的危机，也积累了处理这些危机的经验教训。但是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输入型或外生型的危机，中国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
温铁军说：“第一条就是要注意新时期中国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迫不得已地加入了全球金融化的竞争，你这时候面对的危机主要是输入型危机，我们要善于形成应对输入型危机的政策经验。第二当我们强调稳定与安全的时候，应该注意现在的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能源原材料、矿产品乃至于食品它的进口主要依赖于海外的不稳定地区。越多地从不稳定地区进口，就造成越多的不稳定，也就是你要应对的不稳定问题绝不仅是过去我们必须只应对的国内的不稳定。越全球化情况下，越要应对的是不稳定地区向你输出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德国马科斯·普兰克学院的冯·德威尔教授专门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加大。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解决这一问题。
德威尔表示：“中国正在这么做，而且中国政府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也看到了。但这不是典型中国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经济不平等或者说地区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之一是这些现象与民族的不同有关，以某些地区为起源地，出现了民族间的不同。它与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而且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正在试着去彻底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