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5卷第5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２5Ｎｏ．5Sept．２００8
２００8年9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论诗词格律的自然属性
潘海东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中国古代诗歌的种种法则都源于自然，格律同样如此。研究的目的，一在说明它不是人们自设的牢笼和桎梏，二在更好地继承并创新发展。
关键词：诗词;格律;自然属性中图分类号：I20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5-0118-05
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说：“诗歌起源之早，是出于一般人想像之外的。有些人以为先有散文，后有韵文，这是最靠不住的说法。因为人类创造了文字之后，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当然韵文和散文可以同时产生。”在这段话后，王力先生列举了相传为尧帝时候的《康衢歌》、《击壤歌》和帝舜的《南风歌》，认为从风格来看都属假托，但《击壤歌》、《南风歌》所用的“古韵”又决非“汉以后的人”所能伪造，从而认为：“尧舜时代虽不一定能有这种风格的诗，却一定已经有了诗歌的存在，假使这尧舜时代本身存在的话。”[4]
这两段话虽然存在明显的问题，如韵文并不等于诗歌，汉以前的古韵能否前到尧舜也无法证实，但中国的诗歌早已出现，并且从人们认为它是“诗”、“歌”的那时起就有法则，却是不必怀疑的事情，原因其实至为浅显：因为它是特殊的语言艺术和“言志”方式，如《毛诗大序》说是“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5]。
这正是诗歌的由来。诗固然是“言志”的，但仅仅用“言志”给诗歌定性又是不够的，因为普通的说话
分析一：中国的诗歌自古就有法则，至少始于三千年前的“诗三百”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句法、章法、对偶、押韵等等讲究。那么，这些讲究是怎么来的？
也可以“言志”，只有当普通的说话不足表达时，才嗟叹、长歌以至手舞足蹈，所以诗歌出现种种不同于普通说话的讲究，人们也所以给它另外起一个名字叫
虽然隋朝已见完全合律的诗,如：薛道衡《昔昔盐》：“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何如连御苑，别自有仙家……”[1]，虽然隋前已有大量曲词,如：刘妙容《宛转歌》、鲍照《梅花落》、梁武帝《江南弄》，但人们公认格律诗词的正式登场，还是初唐、盛唐的事情。原因在于这时，作者“流”的产生，作品“量”的形成，格律“精切”程度的达到，才使人们感到它成为了样式。元稹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
[2]
，李清照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
间”，其后有了《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而“不可遍举”
[3]
，都说明了这个情况。
格律的形成，标志着此前长期的诗歌体式、句
式、声律、对偶等表现形式研究，终于达到为人们接受并风行的境界。但莫名的是，武断的、片面的否定竟出现在它已经千古流芳之后，它格式的精致、音律的优美、文辞的凝练、蕴含的深长渐至为人所忘，甚至今天的大量国人以为格律只是自设牢笼和桎梏。为此，需要作一点更为深入、客观的研究，以促使其得到继承并创新发展。
收稿日期：2008-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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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诗歌。《礼记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6]《文心雕龙情采》亦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6]都是古人对诗歌特性的精辟总结，说明做到形象表达、情感表达、雅化乐化表达等等，才可能有特殊的言志效果。以为普通的说话也可以名之为诗，只能说明其对诗歌品性的完全漠视，因为，既然“言”之已足，又何必充“诗”？
诗歌的品性是怎么来的？是从客观的规律、自然的法则来的。因为人类在从蒙昧到文明的长期进步中，积累的种种知识，首先就是他们每时每刻都生存于其间的大自然，及人类本身与自然的关系。“诗”、“歌”二字的摹形会意，也说明了这一点。
《说文解字》释“诗”为“从言，寺声”。但我以为“从言”无误而“寺声”可疑。因为““
”上“
”，其中的“
”的右半，明明是
”，上
”还大有深意，正是解释此字
弹性想到弓箭，可以从摩擦发热想到“钻燧出火”，甚至可以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变化中悟出人与事的吉凶，都证明《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7]，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无比正确[8]。
分析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使人想到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要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
人虽然超越了兽类，进化到直立行走，能利用工具劳动，创造了语言文字，仍然有着鲜明的自然属性。这个属性决不仅仅表现在食、性及生、老、病、死，而还有着作为血肉之躯的大量的、本能的反应———当人们大喜大悲、大惊大怒而歌而号的时候，便不免做出种种非理性的、忘形的动作，如容颜失色、狂呼乱叫、手舞足蹈；当人们奋力负重、苦苦挣扎的时候，便不由发出“邪许”、“杭育”这样毫无逻辑意义的声音，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9]，鲁迅《门外文谈》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10]。
这是什么创作呢？第一：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当然就是无意识的创作。第二：叫出的“邪许”、“杭育”毫无逻辑意义，当然就是重负之下的本能。第三：号子的声气短促，是因为激烈喘息，无法发出长声；具有节奏，是因为脚步需要一左一右交替前进而不能跷着走、胸腔需要一呼一吸吐故纳新而不能只呼不吸或只吸不呼，所以产生规律的节奏；喊时声如迸出，是因为人在极度负重时，产生爆发力的结果。这些情形，都生动地说明人的发声及其节奏等，与人本身的自然属性密切关联。
这种属性对于诗歌的特性，意义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节奏，早期诗、乐、舞往往一体，其“文舞”配以“羽旄”，“武舞”配以“干戚”，如《吕氏春秋·古乐》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11]
的关键所在，应从会意而不应从形声解释。“““
叉为枝茎，下横为地，同书即释为“出也，象草”。其实
”的形状，既象草，亦象所有的草木之形。“诗”的
”，左边是一个古文的“言”，右边只有”，便可见“诗”的更早写法，就是“言”与
”而无“古文写法“
“草”的结合，不存在“寺声”之意。草木，是远古的人们朝夕相见之物，草木的长出，象征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对着草木言情言志，就是对着大自然放歌———按此会意，诗与大自然的关系，可以说得到了最原始的体现。
“歌”，《说文解字》释义为“咏也。从欠，哥声”。其实“哥”的本义就是“声”和“歌”，同书即释为“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从
，
字”。“歌”中的“
”，同书释为
”，同
亦声”，即“
”的下部曲线表示“气欲舒
出”，上面一横为天。“歌”右的“欠”，篆书为“
书释为“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单独的“欠”即哈欠，但与“哥”组合后，就没有哈欠的意思了，而是“人放歌时声气上出于天”，与嗟叹、长言、对着大自然放歌的情景完全吻合，在与大自然的关联上与“诗”完全相通，只比“诗”更为强调“声气”———而“声气”，正是“歌”的基本特性。
人对自然的依赖，人在自然中受到的启迪，都促使人对自然作更多的观察思考，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意愿、情感和表达的方式等等。远古的思想家可
，说明咏唱时多带有形体的动作，那么咏唱的节奏
便自然随着歌者、舞者的举手投足、呼吸吐纳而生，从那时开始的诗歌都具有明显的节奏，应就是由此而来《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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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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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的节奏。《诗经》90％以上为4字句，其以双音节为基本的节奏单位，每句按“二二”的节奏诵咏，也是明显的规律。
其次是句子长短，由于人呼气时可以发声，吸气时无法发声，而呼吸的时间不可能无限拉长，句子的长度便受到了制约。《诗经》305篇总计7293句，其中7字、8字句总共只有28句，9字以上的句无，纵观从先秦到南北朝的诗歌，超过8字的句子简直凤毛麟角，便是明证。后来的词出现10字以上的句子，句中便需加豆，如“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明确标示诵咏之中必须稍作停顿，都是句子长度受制于人的生理条件的确凿证明。
此外，声调的高低，既受到言者、歌者发声器官组织的限制，也受到听者听声辨义条件的制约，所以早期的乐音不过“五音”和“六律六同”，后来的官话亦只定为“四声”。而诗歌和说话的句子长度，还与地域的自然条件关联。《诗经》句短，是因为主要产于黄河流域，北地冬则凛冽、夏则炽燥、民风质朴、话语简短，《楚辞》句长，是因为主要产于长江流域，南方山清水秀、气候温和、柔声婉语、曼舞轻歌，其自然条件的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
分析三：人既然“受肉体组织制约”，则大自然给予人的肉体组织的种种感觉，如声、象等等，都对人产生影响。
大自然的声音是复杂的。春来时的花草滋生、烈日下的溪流婉转、大雨后的洪水暴发、天火中的原野光焰，以及虫鸣鸟唱、鱼跃兽奔、雷鸣电闪、山崩地裂等等，声音都不相同。人们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感受并认识这些声音代表的意义的同时，也从中感觉到无比生动的或低或高、或长或短、或缓或急、或庄或谐、或尖锐或重浊、或震撼或婉约的声律。这些声律对于人的生活是如此重要，通过听闻可以了解自然的情形、知悉时空的变化、懂得行止的趋避、调节自己的身心，通过摹拟可以传递准确的信息、丰富表达的方式、抒发内心的情感、唤起同类的交流，而如果突然失聪，就会感到简直少了一个世界。因此人们由“感于物”到“形于声”，由“诵其言”到“歌长言”，“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嗥》，冬歌《玄冥》”[12]，唱出伐木丁丁、鸟鸣嘤嘤、鸣蜩嘒嘒、哀鸣嗷嗷、鸡鸣胶胶、风雨潇潇、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汶水汤汤、行人彭彭、烨烨震电、虺虺其雷等等仿效于大，模仿大自然的声象，正是人类的一种最原始的本能。正如褚斌杰先生在其主编的《先秦文学史》[14]中所引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亚里士多德说：“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而中国的《吕氏春秋·古乐》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
[11]
物色》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P44)《文心雕龙
……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6](P693)都阐明了这个道理。声韵的模仿，后来更发展到音、调、韵的多种搭配，因为大自然种种声音的协奏和鸣，使人产生了乐感，并发现乐感不但声觉怡人，而且声情俱在，传达实用信息的普通说话可以不要乐感，但高于普通说话、可与乐舞配合的特殊表情言志方式诗歌，就需要更富有感染力的手段，于是诗、乐的结合成为必然，诗、歌这两个词可以合为一体，三千年前的诗便句式整齐、节奏清晰并做到押韵的“同声相应”，《楚辞》的句中“兮”句尾“兮”更突出体现了乐感。后世音律斐然的格律诗词，正是继承了这一基本原理并发扬光大。
声与象紧密相连，人们在感音的同时，也每天看着天与地一容一载、山与谷一凸一凹、雄与雌双飞双宿、昼与夜相反相成的自然之象，不但发现四时有炎有凉、日月有明有晦、山水有动有静、万物有工有拙的相对为偶，甚至发现人本身的肢体、器官也都是“造化赋形，支体必双”[6](P583)，于是赞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有了阴阳、清浊、内外、上下、左右、正反和两仪、四象、八卦等等相对为偶、相生相克的概念。《易·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5](P16)《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
[5]
(P137)这种种运用从大自然中得到的正反原理和对
偶方式揭示事物本质、增强文辞表现力的方法，成为诗歌文辞对仗的基本由来，标志着那时的人们对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自然法则已经有了深刻的哲学解读和精当的联系应用。于是《诗经》中大量形象、生动的对偶句如“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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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等等得以创造，使人赞叹，经数千年流传，影响至今天。
诗词重意象表达的特性，更与自然相关。有序的冬尽春兴，莫名的否极泰来，表达的是自然发展变化的规律。然而大自然每天直接给予人的，并不是关于发展变化的抽象法则，而是种种变化中的鲜活情景，如一天乌云，然后暴雨倾盆，漫空星斗，然后明日晴好，使人们的思维逐渐由感性至于理性，领悟了可以寄情感于草木、寓思想于形象的哲理，于是比、兴的诗歌方式和形化象化、情化感化、雅化乐化的诗歌语言产生，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等等，使人在强烈的感染中更深刻地理解、更长久地回味。这种表达，远比抽象的散杂文字能够动人并利于传诵，格律之所以由个别因素扩展到诸多因素，由部分人总结到多数人仿效，由一般规律到约定俗成，很多诗篇三四岁的小孩就听而成诵，很多歌曲山里文盲也耳熟能详，都是因为这种表达的特性所致———形化象化的意境，容易入目，有规律的乐音，容易入心。
分析四：诗词的格律，还成于本民族独有的方块汉字，原因是方块汉字特殊的形、音、义特点，使格律的形成成为必然。
方块汉字的特点，极为鲜明。一是一字一符（一个字就是一个符号，每个符号占同样位置，横排竖排都可），使诗、词能够按“言”组合如某诗是五言、某诗是七言，句子可以上下对齐也可以按规律参差搭配，而不象拼音文字的字节难以精确控制。二是一字一音（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多音字在具体语境只用一音，声调同时具有表意功能），使诗词中每个句子、每个字节的音、调、韵都可以讲究，通过音的搭配避免“八病”，通过调的搭配达到前有浮声、后则切响、一句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间轻重悉异，而拼音文字远没有这些功能。三是一字一义（一个字符代表一个意义，一字多义者在具体语境也只用一义，双关是意会的结果），使每个字符都成为一个意义单元，而不像有的拼音文字还要加上冠词、还有大小写的意义区别等等，从而使上下句相同位置的字能够成为意义匹配的对偶。如“屋漏偏遭连夜雨”对“船迟又遇打头风”，就是七个方块对七个方块，每个方块都同样大小，视觉整齐，七个音节对七个音节，每个音节都同、、配，不但形成工整对仗，美化了文辞造成了乐感，而且通过两个意象的叠加，更强化了表达的意义。
曾在一次中国楹联研讨会上，有人撰出一副中英文对联，上联是英文：“ToChinaforchina，China
withchina，dinneronchina.”下联是中文：“到前门买
前门，前门没前门，后门有前门。”这副对联，当时还颇有人叫好。但我们客观审视，其上下联字符占位不对，同样位置的词义不够匹配，更没有声调的规律起伏从而形成乐感，只是从“中国”和“瓷器”的英文字母组成相同（其实还有大小写的不同）而想出“前面的门”和“前门牌香烟”都可以写作“前门”勉强去对。这种一长一短、能横不能竖的所谓对联，怎么对称地贴在两根同样高低的柱子上？
方块汉字的形成，最早亦源于自然，出于模仿，即象形造字。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系统文字———甲骨文字的图画色彩就相当浓重，象形字占的数量最多，一个“虎”字（
）便刻得首尾腹背腿爪
斑纹俱全。象形之后，才有了较为理性、以一定的抽象意义与形象结合的指事、会意文字。从这个角度说，格律成于独特的方块汉字，仍然是源于自然。
研究诗词格律的自然属性，目的在于说明其形成有着历史的必然、客观的规律，从《诗经》时代开始的格式、音律讲究，到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声韵、对偶理论，再到初、盛唐时期格律诗词的形成，遵循的都是这个客观的规律，所以它曾长久地得到人们认同，历经弃旧、破旧的运动也未成“绝响”。今天固然已非昔比，笔者在整整三年的格律诗词写作教学中，以传统诗歌理论的分析与格律诗词的写作为教学核心内容，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为教学基本思想，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在理论的指导下实验创作为教学主要特色，以传统的诗歌精神与今天的时代精神、旧的诗歌体裁与新的创作方法融合为创新追求目标，目的即在于体现对过去的传统既不轻易摒弃亦不完全墨守、既需要继承又需要创新的时代精神，教学的良好效果，亦成为这个思想的有力支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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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褚斌杰,谭家健主编.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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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春】
OnNaturalAttributesofLyricFormsandRules
PANHai-dong
(NormalCollegeofShenzhenUniversity,Shenzhen518060)
Abstract：LawsofclassicalChinesepoetryareinvariablyderivedfromnature,soareitsformsandrules.Thisstudyismeanttoshowthatformsandrulesofpoeticcompositionarenotatallself-imposedartificialcagesandyokes,andsimultaneously,appealforrenovationandinnovationofthislegacy.
Keywords：poetryandlyrics；formsandrules；naturalattribu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