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营州都督府相关问题探赜

　　摘 要：营州都督府是唐前期东北边疆的最高军政机构，其所领城傍羁縻州数量随少数部族的归附与东北边疆的动荡存在着动态变化，营州都督府的级别也随着这一变化而经历了从上都督府到下都督府的变动。在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过程中，营州都督府的职官具有较强的军事特点。契丹叛唐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应在神龙元年（705）。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营州都督府最后被平卢节度使府所取代。 　　关键词：唐代；营州都督府；羁縻州；军事职责；撤销 　　作者简介：宋卿，女，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副教授，从事东北地方史研究；程尼娜，女，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边疆史、辽金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66-07 　　营州是唐王朝统御东北边疆诸族、管辖与控制东北边疆的前沿阵地。目前学界关于营州的研究较为薄弱，除了在一些东北通史的著作中对营州的自然地理、行政建置、政治机构等作了概括性介绍外，专门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1]，考证了《旧唐书・地理志》营州都督府贞观十三年（639）所督七州为营、辽、昌、师、崇、顺、慎州；郭启瑞《唐代前期对营州的经营》[2]叙述了草创和重建时期营州的状况；郭继武《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治所的变迁――兼论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3]，探讨了营州都督府两次侨治及向节度使体制转变与奚、契丹叛服的关系；张宜婷《营州在唐环渤海地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4]，考察了位于蕃汉杂处之地的营州内部经济交流、文化互动与民族融合的现象。显然，营州都督府的研究尚有较大的空间，一些重要问题有待于深入探讨，如缘何两《唐书・地理志》与《唐六典》关于营州都督府的等级有不同记载？营州都督府的等级变化是否与所辖羁縻州的数量有关？营州都督府移治与撤销的时间存在模糊和不准确的认识，以往研究也存在某些需要纠正的失误。这些都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营州都督府在唐朝东北边疆统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通过对上述问题与营州职官特点的探讨，论证营州都督府对东北边疆统辖机制与地位的变化，进而对唐代对东北边疆治理的体制由都督府向节度使转变的时间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唐朝都督府具有不同级别，《唐会要》卷六十八《都督府》记载：“武德七年二月十二日，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管十州已上，为上都督府；不满十州，只为都督府。至开元元年著令，户满二万已上，为中都督府；不满二万，为下都督府。”1唐太宗贞观年间，对都督府的等级名称进行了调整，《旧唐书・职官志》曰：“贞观中分为上中下都督府。”即由大都督府、上都督府、都督府，调整为上、中、下都督府，划分标准不见记载。营州都督府作为唐朝在东北边疆统治的最高官府，初设立时是什么级别，其后又发生怎样的变化，不同史籍记载各异。 　　《唐六典》记载营州为“下都督府”，“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营……为下都督府”[5]（卷3《尚书户部》，P72）。两唐书《地理志》记载营州为“上都督府”。《旧唐书・地理志》云：“营州上都督府 隋柳城郡。武德元年，改为营州总管府，领辽、燕二州，领柳城一县。七年，改为都督府，管营、辽二州。贞观二年，又督昌州。三年，又督师、崇二州。六年，又督顺州。十年，又督慎州。今督七州。”[6]（卷39《地理志二》，P1520）《新唐书・地理志》亦载：“营州柳城郡，上都督府。”[7]（卷39《地理志三》，P1023） 　　何者为确？据上举《唐会要》的记载，唐太宗最初划分都督府的级别是根据领州多少，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改为以领户多少确定级别。营州都督府最初确定级别应与领境内羁縻州的数量密切相关。严耕望先生认为《旧唐书・地理志》营州都督府贞观十三年（639）所领七州为营州、辽州（此时辽州已改名威州）、昌州、师州、崇州、顺州、慎州。[1]（P138）然细读史籍，可发现严先生的看法有待商榷之处。 　　唐初，东北边疆少数部族归附朝廷，请求内迁，唐在营州都督府直辖区内设城傍羁縻州，随俗而治，如慎州，“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H乌素固部落”[6]（卷39《地理志二》，P1522）。又��H人“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6]（卷199下《��H传》，P5359）。此后，随着少数部族的陆续归附，营州城傍羁縻州数量逐渐增多，到太宗贞观末年，唐朝在营州都督府地区设置的羁縻州，据《旧唐书・地理志二》、《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武德五年（622）置奚崇州（贞观三年更名北黎州，贞观八年复旧称）和奚鲜州，贞观元年（627）前置契丹归诚州2，贞观二年（628）置契丹昌州，贞观三年（629）置契丹、室韦师州，贞观四年（630）置突厥顺州3，贞观十年（636）置突厥威州（咸亨中更名为瑞州），贞观十九年（645）置契丹带州，贞观二十年（646）置契丹玄州。武德初年设置的��H慎州，《旧唐书・地理志》曰：营州都督府“（贞观）十年，又督慎州”[6]（卷39《地理志二》，P1521）。这表明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慎州转隶他州，此时再由营州都督府领属。总计有慎、崇、鲜、归诚、昌、师、顺、威、带、玄等10个羁縻州，其中武德初年设置的��H燕州，到武德六年南迁转隶幽州；武德元年（618）设置的契丹辽州，贞观元年更名为威州南迁转隶幽州。贞观十三年（639）营州都督府领8个羁縻州和1个正州（营州），共领九州。严先生所说的“（贞观）十三年督营、辽、昌、师、崇、顺、慎七州也”[1]（P138）的认识不够准确。 　　上述诸羁縻州中，关于以契丹部落设置的辽州的设置时间、更名时间、隶属关系及与归诚州关系问题，史籍记载混乱，前人认识存在一定失误，需要辨析。 　　首先是设置时间。《旧唐书・地理志二》“威州”条记载，“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然“营州”与“幽州”条均载武德元年领辽州，据此辽州设置时间应是武德元年。 　　其次是更名时间。《旧唐书・地理志二》：辽州，“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威州，本辽州。……贞观元年更名。” 皆载贞观元年（627）辽州更名为威州，并改隶幽州。郭声波认为，“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陷营州，督下诸州纷纷内徙，中宗神龙初，俱改隶幽州都督，辽州自不例外，故《旧唐书》之‘贞观元年’实为‘神龙元年’之误”[8]。然《新唐书・地理志》明确记载，“李尽忠陷营州，乃迁……威州于幽州之境”[7]（卷43下《地理志七下》，P1128）。很显然，诸羁縻州南迁之际辽州早已更名威州，而非神龙元年。应以两《唐书・地理志》记载为是。 　　再次是隶属关系。缘何辽州同时隶属营州和幽州？考《旧唐书・地理志》“幽州”条载，武德元年至九年，营州隶属于幽州总管府（都督府），即辽州隶属于营州总管府，营州总管府隶属于幽州总管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旧唐书・地理志》载辽州隶属于“营州总管府”，辽州与营州总管府属于幽州总管府，二者并不矛盾。贞观元年辽州更名威州后，隶幽州大都督府，据《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记载契丹反唐前威州已改属营州都督府。但史籍对威州何时迁回营州没有任何记载。然《新唐书・地理志》载，贞观十年（636）唐朝以内附突厥部置威州，咸亨中（670―674）更名为瑞州[7]（卷43下《地理志七下》，P1125）。一个都督府内不可能同时设有两个同名的羁縻州，因而我们推测在咸亨中突厥威州更名为瑞州后的某一时间，南迁幽州的契丹威州才从幽州迁回营州，遂有营州失陷后威州再次南迁幽州之事。 　　最后，辽州与归诚州关系。《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武德四年，与��H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钤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唐朝对羁縻州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任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刺史（或总管），少数部族首领实行世袭制，孙敖曹为辽州总管，则其曾孙万荣应是继承此职。孙进己、冯永谦等先生认为辽州、威州、归诚州三州实际上是一个州在不同时期的三个名称。[9]（P281）但从上文的考论看，辽州更名为威州后，一直到营州南迁时仍然存在，而且在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乱时，威州与归诚州同时存在。舒焚先生认为归诚州大概是从威州中析出而别立的一州。[10]（P35）我们赞同舒先生的看法，进而推测归诚州从辽州析出的时间，大约在贞观元年辽州更名威州南迁幽州之前。上述一些推论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与检验。 　　据上文考证，贞观二十年（646）营州都督府的领州数量已达到11个，如按照唐高祖武德七年的规定，此时营州都督府已达到了上都督府的标准。此后，营州都督府领州数量一直递增，乾封中（666―668）置��H夷宾州、载初元年（689）置��H黎州和契丹沃州1、万岁通天元年（696）置契丹信州、总章二年（669）置新罗归义州2、咸亨中（670―674）迁回营州的契丹威州，另外，在此期间还设有奚顺化州（具体年份无考）3。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叛唐之前，营州都督府所领州数达至顶峰，有18个之多。可见营州都督府不仅是上都督府，且是上都督府中的较大者。因而，两唐书《地理志》皆言其为“上都督府”。 　　然《唐六典》记载其为“下都督府”又是以何为据？《唐六典》成书于开元年间，上引《唐会要》记载，开元年间都督府的划分标准由领州转为领户。据《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记载统计，保守估计，“天宝领”即天宝十二年（753）[11]营州户数为1922户，远远低于2万户。这与武则天时期营州都督府境内羁縻州大量南迁有直接关系，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反唐战争爆发，次年，“斩啜等陷营府，及于幽州”[12]（大唐故右金吾卫中郎将裴府君（昭）墓志铭并序，P1128）。营州为契丹攻占，城傍羁縻州归诚州、沃州亦失陷。为了防止其余诸羁縻州与契丹叛贼相通，唐政府陆续将其南迁至幽、淄、青、徐、宋州境内。1玄宗开元五年（717），营州都督府迁回辽西时，内迁的诸羁縻州大部分改隶幽州，留在今河北地区，没有返回东北。天宝十二年（753）营州所领户数尚不足2万户，推测《唐六典》成书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前的营州都督府所领户数似乎也不会多于2万户，“不满二万为下都督府”，以此标准，营州都督府自然被划归下都督府。因而，《唐六典》记载其为“下都督府”并不错。 　　可见，开元元年之前营州都督府等级随其所领州县的多少而有一个动态变化过程。贞观之世，太宗灭亡东突厥后，在边疆地区遍设羁縻府州，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辖。营州都督府作为东北边疆的重镇首当其冲，成为唐王朝管辖东北边疆诸羁縻州的军政管理机构，随着少数部族的日益归附，朝廷所设羁縻州日益增多，营州都督府权力逐渐扩大，最晚贞观二十年（646）已上升为上都督府，且逐渐成为上都督府中的较大者。武则天时期，边务日益松弛，营州都督赵文�失政，对“契丹饥不加赈给，视酋长如奴仆”[13]（卷205《唐纪二十一》，P6505），酿成长达20年的契丹边患，唐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受到极大的破坏，营州都督府所辖大部分羁縻州南迁不回，导致其所辖人口锐减，营州都督府随之下降为下都督府。营州都督府等级的变化体现了其在东北边疆统治中地位的变化。 　　二、营州都督府职官的特点 　　营州都督府下辖一正州和若干羁縻州（不同时期统辖数量有变化），羁縻州所辖人口为内附的少数民族，以首领任州刺史，虽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却又在原有部落之上设有县制，县令既有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又任命一定数量的汉官参治。唯一的正州――营州的刺史，是由什么人来担任？这本应不是问题，然查遍史籍，只有《册府元龟》有一条记载提到营州刺史，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十月，征辽班师，次营州。戊申，诏营州刺史父老及契丹等蕃长已下，各颁赐缯绵绫锦数千万段”[14]（卷80《帝王部・庆赐第二》，P870）。太宗刚刚征高丽班师，路过营州行赏赐，虽提到营州刺史，却未留下名字。在设立营州都督府的117年期间（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八年，624―740）不见营州刺史的任职者。因此，极有可能是由营州都督兼领营州刺史。岑仲勉先生认为，“隋、唐间总管或都督，略与后来节度使同，率兼驻在州之刺史”[15]（P44）。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中就把营州都督作为营州刺史收入其中，郁先生认为，“唐代武德初期曾在有些州设置总管府，后又改为都督府，其总管或都督按惯例皆兼任所在州刺史，故本书均作为刺史列入”[16]（P28）。苏基朗先生指出“自南北朝迄隋文之都督及武德总管多兼治所州刺史。武德七年后情况亦同。若两者不互兼则或除都督或除刺史，都督及治所州刺史由二人分任及罕见”[17]（P58）。营州都督兼任营州刺史一直延续到开元末年营州都督府撤销之后，史籍中才出现独立任营州刺史的官员。如开元二十九年（741）七月，“北州刺史王斛斯为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6]（卷9《玄宗纪下》，P213）。吴廷燮考证此处“北州”当作“营州”[18]（卷8《平卢补表》，P1282），王斛斯是首任营州刺史，继任者为后来鼎鼎大名的安禄山。 　　营州都督兼任正州刺史，又统领若干羁縻州，这使营州都督的职掌具有鲜明的边地长官的特色。他既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谕五教”等民事职能[5]（卷30《三府督护州县官吏》，P747），又掌正州与羁縻州的“兵马、甲械……镇戍”等军事职能[7]（卷49下《百官志四下》，P1315），同时还掌管边地屯田、胡汉通商和互市贸易。宋庆礼任职营州都督期间，“开屯田八十余所，追拔渔阳、淄青没户还旧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数年，仓廪充，居人蕃辑”[7]（卷130《宋庆礼传》，P4494）。2003年朝阳唐代墓葬群出土了胡人俑等文物，表明营州确有胡人在此经商往来。[19]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描述了营州经济繁荣、商业发展的景象：“自开复营州二十年内，部落不耸，安农互商，金帛山积，我国家之于惠贷亦深矣。”[20]（卷647，P3331） 　　营州政府还专设有市马之官，对于管内的蕃马选购之，“其营州管内蕃马出货，选其少壮者，官为市之”[5]（卷22《诸互市监》，P580）。安禄山、史思明皆因懂蕃语而在营州出任互市牙郎，安禄山“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21]（卷上，P73），史思明也“通六蕃译，亦为互市郎”[7]（卷225上《史思明传》，P6426）。营州都督统辖的汉人民户不多，少数民族人户占多数，又掌领州县外东北地区的诸羁縻府州，其镇守边疆的职责十分重大。 　　营州都督府所设职官，据两《唐书》记载都督府职官，在都督之下主要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功、仓、户、兵、法、士六曹参军事等官职，按唐制各有职掌[6]（卷44《职官志三》，P1919-1920）[7]（卷49下《百官志四下》，P1312-1313）。营州都督府地处边疆，军事形势较为复杂，各级职官会负有一定军事职责，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边疆官吏的特征。长史是仅次于营州都督的副贰官，“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岁终则更入奏计”，“若亲王典州，及边州都督刺史不可离州局者，应巡属县”[6]（卷44《职官志三》，P1919）。 　　目前据文献记载可以考见的营州长史仅有程名振和张孝谟两人，程名振以战功出任营州长史，“从太宗讨黑闼，时黑闼于冀、贝、沧、瀛等州水陆运粮，以拒官军，名振率千余人邀击之，尽毁其舟车。……及黑闼平，名振请手斩黑闼，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营州都督府长史”[6]（卷83《程务挺传》，P2784）。张孝谟能文能武，“历营州都督府长史，食巴州实封三百户；并经文纬武，履忠资孝”[12]（《大周故慕容君妻张氏墓志铭并序》，P952）。因营州都督府镇守东北边疆，统领边地蕃汉户和边州外广大的羁縻府州地区，唐朝统治者更注重营州都督府官员的治边经验和武功。程名振在太宗征高丽的战争中，“前后攻沙卑城，破独山阵，皆以少击众，称为名将。永徽六年，累除营州都督”[6]（卷83《程务挺传》，P2784）。可见，程名振因武功卓著由长史升任为营州都督。 　　营州都督府的官员无论武职还是文职，大多能率军作战，遇到发生少数部族反叛事件，营州都督随时可任命非军事职官领兵平叛。如高宗时期“调露中，单于突厥背叛，诱扇奚、契丹侵掠州县，其后奚、羯胡又与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务遣休�Z将兵击破之于独护山，斩获甚众”[6]（卷93《唐休�Z传》，P2978）。唐休�Z时任户曹参军，职掌户籍、计帐、道路、过所、婚姻、田讼等事务，营州都督周道务派遣唐休�Z率军征战，从其击破突厥、奚、羯胡联合叛军，“斩获甚众”看，唐休�Z可称得上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战将。此为两《唐书》唯一一则都督府户曹参军从事军事活动的记载。 　　三、营州都督府移治及其被平卢节度使取代的时间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叛唐，营州失陷，契丹、奚等东北边疆少数部族随之失控，唐政府历时一年，最终在突厥人的协助下平定了契丹叛乱。但此际的武周政府政治混乱，社会出现动荡，营州都督府名存实亡。在7世纪末8世纪初，营州都督府曾移治于幽州东200里的渔阳城（今天津市蓟县）。两《唐书・地理志》关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记载各异，《新唐书》记为武则天“圣历二年（698）侨治渔阳”[7]（卷39《地理志三》，P1023），《旧唐书》记为中宗“神龙元年（705），移府于幽州界置”[6]（卷39《地理志二》，P1521），两处记载相差6年。在唐廷将营州都督府迁往幽州的渔阳县时，曾将幽州都督府的玉田、渔阳等属县划给营州都督府，据两《唐书・地理志》记载，渔阳与玉田县都是“神龙元年，割属营州”。显然营州都督府迁往幽州的时间应在神龙元年，以《旧唐书》记载为是。唐中宗复位后，政局稳定初现端倪，为重整东北边务，于神龙元年将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 　　营州移治后，东北边疆防务由幽州负责，东北边疆诸族的管理与控制处于疏离状态，远未有营州统治时期的稳定与强势。《资治通鉴》载，东北边疆“蕃部因此携离。颇有负涂之暌，旋闻改邑之叹。高墉填堑，故里为墟”，一片萧条无序景象，唐朝控制势力转弱，东北边疆少数部族往往为北方强邻突厥所侵，依附突厥，所谓“��H、奚、�I大欲降唐，正以唐不建营州，无所依投，为默啜所侵扰，故且附之；若唐复建营州，则相帅归化矣”[13]（卷211《唐纪二十七》，P6695）。睿宗时默啜“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叛，……（突厥）势浸削”[7]（卷215上《突厥传上》，P6048）。开元三年（715），“其（契丹）首领李失活以默啜政衰，率种落内附”[6]（卷199下《契丹传》，P5351），“（奚王）大辅遣其大臣粤苏梅落来请降”[6]（卷199下《奚传》，P5355），受突厥默啜汗控制的契丹、奚归附唐朝。开元五年（717），“大辅与契丹首领松漠郡王李失活咸请于柳城依旧置营州都督府”[6]（卷199下《奚传》，P5355），玄宗从之，“乃诏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兴役三旬而毕”[6]（卷185下《宋庆礼传》，P4814）。 　　但仅过三年，开元八年（720）契丹内乱，“娑固大臣可突于骁勇，颇得众心，娑固谋欲除之。可突于反攻娑固，娑固奔营州”[6]（卷199下《契丹传》，P5352），营州都督许钦澹遂遣安东都护薛泰率500骁勇与奚王李大辅奉娑固以讨可突于，唐军大败，娑固、李大辅皆为可突于所杀，薛泰被生擒，都督许钦澹移军入渝关，营州再次陷落，“又往就渔阳”[6]（卷39《地理志二》，P1521）。时隔不久，可突于遣使谢罪，归附唐朝，朝廷“仍赦可突于之罪。（开元）十年，郁于入朝请婚”[6]（卷199下《契丹传》，P5352）。契丹的再次内附也带来了营州地区的再次平静，开元十一年（723）营州都督府再次迁回柳城旧治。 　　玄宗朝为了加强对东北边疆的军事控制，在开元五年（717）第一次复置营州都督府于柳城时，开始于营州设平卢军使。开元七年（719）平卢军使升为平卢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管内诸蕃及营田等使，兼领安东都护及营、辽、燕三州”[7]（卷66《方镇表三》，P1833）。此后进入营州都督府与平卢节度使府二府共治时期，二府长官由一人兼任，负责营州军政事务。不久营州的再次陷落，使唐统治者意识到以军事强化边疆统辖的重要性，平卢节度使在营州的权力日益加重，营州都督府在东北地区的军政重要地位逐渐被平卢节度使取代。 　　营州都督府最后撤销的时间，史无明载。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利贞归朝，盛称禄山之美，遂授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21]（卷上，P74）。两唐书《安禄山传》记载与此同，皆认为安禄山曾在开元二十九年受任为营州都督。但《旧唐书・玄宗纪下》记载，开元二十九年七月，“北（营）州刺史王斛斯为幽州节度使；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考异”引《实录》也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八月，“以幽州节度副大使安禄山为营州刺史，充平卢、渤海、黑水军使”，认为开元二十九年安禄山受任的官职是营州刺史。从史源学的角度出发，当以《实录》的记载为准，并为《旧唐书・玄宗纪》所印证，因此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有误，安禄山所任应为营州刺史。据前文考论安禄山的前任王斛斯是首任营州刺史，其任营州刺史的时间在开元二十九年七八月之前。《新唐书》卷六十六《方镇三》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以“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此后文献再未见有任营州都督者，而是出现了营州刺史的相关记载，说明平卢节度使府正式取代了营州都督府，营州都督府消失于历史舞台。 　　结 论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如下新的认识：其一，营州都督府的等级确定是由所领境内羁縻州数量的多少而划定的，最晚到贞观二十年（646），营州都督府已由下、中都督府上升为上都督府，且成为上都督府中的较大者。武则天时期的契丹叛唐酿成长达20年的契丹边患，唐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受到极大破坏，营州都督府所辖大部分羁縻州南迁不回，导致其所辖人口锐减，营州都督府随之下降为下都督府。营州都督府等级的变化恰体现了其在东北边疆统治中的地位变化。其二，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所说的“（贞观）十三年督营、辽、昌、师、崇、顺、慎七州”的认识不够准确。其三，营州都督府地处边疆，军事形势较为复杂，各级职官无论武职还是文职，大多能率军作战，遇到发生少数部族反叛事件，营州都督随时可任命非军事职官领兵平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边疆官吏的特征。其四，契丹叛唐后营州都督府移治幽州的时间应是在神龙元年（705）。开元二十八年（740）是唐代对东北边疆治理的体制由都督府向节度使转变的时间节点，此年营州都督府最后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平卢节度使成为营州最高军政长官。 　　参 考 文 献 　　[1] 严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载氏著：《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郭启瑞：《唐代前期对营州的经营》，载《笕桥学报》1999年第6期. 　　[3] 郭继武：《唐代前期营州都督府治所的变迁――兼论唐朝与奚契丹的关系》，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 张宜婷：《营州在唐环渤海地区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载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5] 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刘�d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8] 郭声波：《唐贞观十三年政区考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9] 孙进己、冯永谦等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0] 舒焚：《辽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11] 翁俊雄：《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系年和校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12]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3]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 　　[14]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15]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 　　[1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17] 苏基朗：《唐代前期的都督制度及其渊源》，《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18]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 　　[19] 姜野、苗家生：《朝阳市发现大规模唐墓葬群》，载《光明日报》2003年11月12日. 　　[20] 李�P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 　　[21]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Yingzhou Dudufu is the most high-class organization in the northeast borders at the earlier stage in Tang Dynasty， the numbers of Chengpang Jimizhous being controlled by Yingzhou Dudufu has some dynamic changes with the nationalities’ submission and the northeast borders’ unrest， and Yingzhou Dudufu’s level changes from the superior Dudufu to the lower Dudufu with the change. The Yingzhou Dudufu’s officials has strong milit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urse of Tang dynasty’s controlling in the kinds of nationalities living in the northeast borders and the governing and ruling of the northeast borders. After Khitan’s rebellion Yingzhou Dudufu is moved to Youzhou in 705. Yingzhou Dudufu is displaced by Pinglu Jiedushifu in 740. 　　Key words： Tang Dynasty， Yingzhou Dudufu， Jimizhou， Military Duty， Revok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