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城镇化研究
李爱民*
原载《人口研究》2013年第4期
「内容摘要」基于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研究我国31个省（市、区）和288个地级以上城市半城镇化特点、形成机制以及解决路径。研究表明：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且高常住人口城镇化往往伴随高半城镇化和低户籍人口城镇化。半城镇化呈现由西向东逐渐加重的趋势，华南地区半城镇化程度最高，东北、西南最低。东部地区以高、中度半城镇化为主，中部地区以中、低半城镇化为主，西部地区以低、中度半城镇化为主。随着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半城镇化程度由轻向重转变。省会以上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广州、乌鲁木齐。非省会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东莞。半城镇化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最高的地级市为伊春。
「关键词」半城镇化；户籍人口；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
「作者简介」李爱民，博士，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中心总工程师，北京：100048.Email ：lamhn@163.com
1半城镇化问题的提出
自1998年我国政府在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决策和国家“十五”规划中推出城镇化战略以来，城镇已经吸纳了超过1.7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城镇内部近1/3的常住人口为非本地城镇户籍人口，其权益与公平得不到与本地城镇户籍居民同等的待遇，处于一种“非农、非城”的半城镇化尴尬境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 ）曾提出，如何使劳动分工导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成为规范整合的基础，解决整合困境（Gough Olofsson ，1999），是城市发展至一定阶段后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我国现阶段，如何实现城乡统筹、让农民进城进得去、留得下、有尊严并逐步消解城镇内部半城镇化现象，不仅是每个进城务工农民的美丽梦想，也是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
半城镇化是一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换过程中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状态，表现形式为半城镇化区域和人口半城镇化（何为，2012）。从概念来看，半城镇化主要包括地理学和人口学概念。半城镇化的地理学概念最初来源于法国古典地理学词汇（périurbanisation），用以描述城镇周边的任何地区（Mbiba，2002）。1936年路易斯（Louis，1936）发现早期分布在柏林城镇的边界地带，以独特的景观成为城市新旧区的分界。Gottmann（1957）在大都市带理论指出，半城镇地区并非传统意义上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的乡村地区，其景观和产品与中心城市不同，并接受中心城市各种服务的辐射，为城市人口提供游憩场所。加拿大地理学家McGee （1991）提出了一类分布在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走廊地带，与城市相互作用强烈、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增长迅速的“半城市地区”，称之为“Desakota”。Webster （2002）认为半城市化的特点为，制造业占GDP 比重超过40%以上，且不断增加，农业比重高于10%，但逐渐减少，在地理景观上，农业用地与工厂、工人住宅、新开发区等城市、工业用地“犬牙交错”。国内学者对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理特征与界定、类型等方面（刘盛和等，2003，2005，2008；曹国华等，2010）。
相比地理学概念的半城镇化，国内外研究对人口学概念的半城镇化的关注要少得多。Pahl（1965）认为，半城市化地区主要是中等阶层家庭从城市迁入半城市化地区，新增人群侵入本地社区，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美国学者米斯克尔（2004）指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苏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流入数千万的背井离乡的难民，他们处于半城镇化状态，长期生活在城市平民窟里，生活没有机会，没有希望，那里成了社会动荡的沃土。我国学者王春光（2006）在博兰尼整合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人口半城市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不整合状态，其主要特征是在系统层面，半城镇人口市场系统与社会、体制和文化之间不整合；在社会层面，与城镇居民的生活、行动等相互不融洽、隔绝；在心理层面，遭受排斥、歧视。
本文讨论的半城镇化是指人口学概念的半城镇化，依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对我国31个省（市、区）和288个地级以上城市（三沙市暂无数据）的半城镇化总体情况、空间分布以及规模特点进行初步研究，分析其形成机制，以期对探索我国半城镇化现象的规律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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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决半城镇化的路径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城乡二元结构日渐弱化，但由于户籍原因，城镇内部被割裂成新的二元结构。从城镇化的近期和长远发展考虑，只有正本清源，标本兼治，才能减弱并消解这种半城镇化现象。
（1）推动地区一体化，缩小地区差异。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下，政府的行政级别就成为了推进各地城镇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源。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就可以利用自身的行政地位来吸取各种要素，包括土地、资金、人才等等，导致城镇体系发展的严重失衡，即大城市尤其是行政级别较高的顶级大城市畸形扩张，人口过度膨胀；而中小城镇则发展不足，甚至举步维艰，人口聚集能力弱。托达罗（Todaro ，1969）的预期差异论认为，人口自由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只有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配和迁移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大中城市的高度半城镇化问题，必须要解决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以及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切实加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缩小地区发展的悬殊差异，使人口和劳动力资源主动地在不同地区之间均衡分配，否则，只能治标不治本，甚至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2）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异。由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由土地价值转化和农村劳动力积累形成的社会财富又大都集中在城镇里，迫使农民大量向城镇里转移，加快了半城镇化人口的增长速度。为了降低半城镇化人口，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实现由传统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提高农村的土地产出效率；另一方面，推动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适当减轻农村人口向外转移的压力。
（3）以产业为核心，提升本地就业水平。一是充分考虑城市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确定适合当地的产业发展体系。东部地区，要加快产业升级，逐步实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疏缓外来人口压力；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有重点、有步骤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强化就业结构层次，确保农民“上楼后”，有业可就，切实提高本地就业能力。二是创新型地方财政收入模式，减少土地财政依赖。打破过去土地财政的痼疾，优化地方税源结构，完善税收征管模式，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三是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优先产业用地差配给。加强项目建设用地统筹规划，优先满足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高产出、高效益、高就业的产业项目。实行用地指标差别化配给，向落后城镇、重点产业园区、重点产业项目倾斜，坚决避免缺乏产业支撑的纯“房地产化”模式。
（4）打破并优化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现行模式之所以持续如此之久，是因为在政府、企业、城镇居民、本地居民等多方面形成了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傅志华，2012），在现有框架内的博弈已经很难产生新的结果。因此，深化改革，打破现有博弈格局，在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化解现有半城镇化人口过多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半城镇化向完全城镇化的实际性转变。
（5）合理有序推动户籍改革。由于半城镇化的空间分布规律、城镇行政级别、人口规模等差异性，户籍改革不能一刀切，应因地制宜、分层次、分时序地制定半城镇人口的落户制度。对于特大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功能定位和人口、资源承载能力，采用有条件落户的方式，既要逐步降低半城镇化程度，实现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又要避免特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甚至失控的局面。对于大城市，要实现郊区城镇化，促进大城市和郊区连接的新城的发展。对于中小城市，应放宽户籍制度。对于小城镇，放开小城镇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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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入文库时间为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