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肢残人，从事过许多种所谓的工作，摆棋摊、卖服装、修冰箱、开餐馆、干网吧、任裁判、当编辑、做教师――最后成为北京市残联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本市大约有62万名残疾人，我有理由相信，这其中有61万名残疾人羡慕我目前的工作和待遇。
我的办公桌设在信访室，主要接待残疾人来访、解答残疾人咨询电话、处理残疾人来信和回复残疾人的电子邮件、网上咨询。同时，我还要完成组联部的一些日常工作，并协助专门协会开展各项活动。工作琐碎而繁杂，却也绝对充满实际意义。
在到市残联工作之前，我像许许多多残疾人一样，对残联的工作性质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存有相当的误解。我认为残联机关的人都是官僚，都是老爷，什么也没有做，残疾人的问题根本得不到解决，残疾人的困难根本得不到帮助。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2002年2月，我接待前来上访的东城区盲人魏相争和精残人洪永娥的女儿魏长虹。魏相争自1984年起在女儿的协助下经营书报摊，已有18年，群众口碑极好。2000年魏相争一家曾被当地街道办事处妇联评为“五好家庭”，魏长虹被东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评为“敬老养老好儿女”。2000年11月，魏长虹代表父亲向西城区报刊零售公司和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分别递交了报刊亭的申请，并获得批准。不料2001年1月魏长虹却突然接到通知，说报刊亭被市邮政局的人给没收了，理由是“擅自移动了位置，占用了盲道。”我听完魏长虹的申诉后，经过请示领导，与市邮政局信访办等单位取得了联系，并做了大量调查和协调工作，魏相争一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报刊亭。这件事给我的触动也很大，我开始认识到残联机构的设置对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有多么重要。
我不是心理学家，也没有专修过这方面的课程。但我的信访工作将我炼成一名心理咨询员，几年下来，我想我应该被称为“专家”了，至少是在解决残疾人心理问题方面，因为我也是一名残疾人，我更贴近和了解那些残疾人上访者，在这个特殊的工作领域里，我的劣势变成了优势。
2003年11月下旬的一个午夜，窗外下着大雪，我还在做着案头工作。这时候，我接到丰台区一位肢残女孩打来的电话。她叫冯薇娟，那一年仅仅20岁。认识她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残联有一些录入的工作，朋友推荐了她。朋友说她遭遇了交通事故，一个原本活泼漂亮的女孩子，落得一生要与轮椅为伴。渐渐地，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冯薇娟常常谈到自杀这个话题，想着服用安眠药，可以使美丽永驻。我就告诉她，其实服用安眠药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当她被用灌肠、洗胃方式抢救的时候。那时候她还很快乐，因为她有一个18岁的男朋友，他高大英俊，她为他疯狂沉醉。那时我就已经告诉了她，告诉她他们迟早会分手，她的人生寄托不应该是那个完全不成熟的男孩子。冯薇娟说她懂，说自己什么都懂。然而，眩目的云终于降落地面变成了冰冷的雨，她自然还是无法接受……冯薇娟电话里说自己头晕得不行，而且非常恶心。她说她吃了30多粒名叫“曲马多”的止疼片。在我的一再逼问之下，冯薇娟终于说出了自己家的地址，她说她不想让父母和邻居、同学们知道。我连夜打车将她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冯薇娟终于脱离了危险。医生介绍，那种“曲马多”是一种仅次于吗啡的麻醉药，稍有延误，就会导致生命危险。那一过程的痛苦，她每每想起，仍然心有余悸。我第一次见到冯薇娟，不料竟是在医院的床上。她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猫，蜷缩着、颤抖着。而今，她已经开始了自学计算机平面设计。
2003年5月，市残联网站在线解答论坛开办之初，我发现因患肿瘤导致下肢截瘫的昌平区肢残女孩刘圆圆的情绪异常低落，寄厚望于论坛为其寻找一份适合在家中的工作。我一面请心理咨询室同志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一面积极与职业介绍中心配合，仅用一周时间便为她联系到了一份适合在家中的工作，刘圆圆也因此逐渐重新树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2003年6月，本市的残疾人专用车登记工作接近尾声。因残疾人证前后页残疾类别不一致而未能参加更换登记的宣武区肢残人张绍扬焦虑万分地前来上访。我在详细了解了情况以后，经过与区残联协商，为其安排了第二次体检，使张绍扬在最后时刻拿到了领车证明。张绍扬多次打来电话，对残联的帮助表示感谢。
……
每一天，每一刻，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我经常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真的很累。这份正式的工作和从前的“工作”相比，不知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而收入却不见得多多少。我个人的业余爱好，比如写作，出游，聚会等等，也统统湮没在工作里。但心中那份快乐，那种肩负崇高使命和责任的自豪感，却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比起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善举”，我对残疾人的关爱，真正建立在了平等的位置上。而人与人的平等，是应包括人与人相互的关怀和帮助这个层面的。以平等的姿态去关怀他人，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